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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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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就是相斫史,打个没完,古今中外,都差不多。只是中国人喜欢弄文字(四大发明,两个跟字有关),好琢磨,记录下来的东西多,关于战争的学问特发达,四大实学,兵学为首。李零告诉我们,兵学其实也不是兵家的专利,老子、孔子、墨子和荀子,也都谈兵,在某些人看来,老子甚至就是兵书,诸子谈兵的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佚失,但痕迹还在,说别的事情,一不留神,就扯到战争上。反过来,作为兵学的著作,《孙子》中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谋略部分(李零将其归为“内篇”),当做人生的一般哲理,也相当高明。

战争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本质上跟人类的谋衣谋食以及文化装饰并无不同,甚至就是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原始的初民状态,部落居民对不同物种下手叫做狩猎,对自己同类的抢劫叫做战争,其实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让自己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看原始的文化遗址,每个聚落都有深沟高垒,甚至城墙,防谁?恐怕主要是同类。从事农耕的民族如此,游牧民族或者游猎的民族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没法子像农民一样储粮备荒,一有灾害,非行劫掠不能活下去,如果摊上了大面积的灾害,那只好结起伙来南下找种地人的麻烦,于是有了从东到西,欧亚大陆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几千年的战争。

虽然跟农耕人比起来,游牧人没有什么兵书战卷留下来(估计当初人家就没多少心思去写),游牧人的仗却打得比农耕人好(正如李零所说,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写、也不读兵书的)。除了汉与唐两代的部分时段,在历史的多数时刻,农耕的汉人都是居于守势的,反反复复地修长城,修城墙,修村圩和寨墙,躲在墙后面探头探脑,还往往守不住。兵书出产越多的时代(比如宋代),仗就越是打不好。

游牧人会打仗是天生的?不,他们自己说是狼教的,或者干脆就说自己是狼变的,狼是自己的祖先。前一段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似乎延续的就是这种游牧人的理念。当然,尽管我们自己的史书和传说上言之凿凿地确信,来自北方的游牧人是狼的后代,今天的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农耕人对游牧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不过,狼教的这个说法,倒是有些道理。据猎手们说,群居的狼最可怕,在草原上,没有什么动物敢跟群狼抗衡,而群狼围捕猎物,其战略战术,我们现在记载的东西它们基本都会,什么包抄,什么埋伏,什么佯攻,什么诱敌深入,什么擒贼擒王,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它们好像全都无师自通,可以像我们的英雄岳飞那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草原上,天天跟狼群进行羊群争夺战的游牧人,向自己的敌手学了点东西,应该很自然。严格说,在古代的草原上,游牧人和狼群,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处于均势。而且这个均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靠工具和兵器取得的。说到底,狼的兵法更高明。

严格说来,一切肉食者都有这样的本能,或者由本能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其中,也包括从事狩猎的人。只是群居而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狼,往往能更鲜明地把这种技术应用得比较到位。至于人,本来打猎的时候是可以运用这种本能的,但在文明的演进中,文化吞噬了本能,一度反倒堕入“礼”的讲究,像《司马法》提到的古兵法那样,把战争变成了贵族之间的决斗。以至于春秋时,鲁国的曹刿(李零考证过说是此人就是玩过劫持的曹沫)要感慨,肉食者鄙。要鲁庄公挺身而出,回归打猎者的本能,玩点诈术,打败了齐国。这个时候的肉食者,吃的肉,已经主要来自驯化的动物——猪和羊,所以他们不行。

有兵法的农耕人打不过没兵法的游牧人,首先在于人的身体素质。食肉的和食草的,运动多的和运动少的,耐饥渴的和不耐饥渴的,有爆发力和没爆发力的,双方的比较,近乎专业运动员和普通人之比。虽然说,战士的军事素养,可以教成,可以养成,但身体基础很重要。孙武子的吴宫教战,一向为谈兵者传为美谈,但在后来吴楚之战中,却没有人用过这些“虽赴水火犹可也”的女战士,不仅仅是因为吴王舍不得美女(最漂亮的两个已经杀了),关键这些女人从身体素质上讲,不适合上前线作战。其次,战士的基本生活习惯很重要。蒋百里说,生活方式跟作战方式一致的民族,打仗就占优势,游牧人就有这样的优势,他们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做的,跟战时做的,没什么两样。冷兵器时代,打仗是肉身相搏,招招见血,胳膊粗力气大,再加上点勇气,自然占优势。素质差的,只有靠人多,十个打一个,才能顶事。问题是,战争的关键在于机动性,几乎没有人会像春秋之前那样,约好战场摆开了打,你要找我偏不见,你不找我偏来。兵多而弱的一方,往往只能靠兵器和工事来限制对方的机动,勉强维持均势。当汉人在兵器方面还有优势的时候,对付北方的游牧人还能打些胜仗。到了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之时,就基本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想出头,只能等到冷兵器时代结束,火器时代开始,靠新的技术和兵器的优势,再次占据上风。

所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兵法的运用,更多的是在汉人自己打自己的场合,我们历来列举的所谓的古代优秀战例,多半是内战的杰作。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完成杰作的人,其实并没有研读过兵法,顶多听人讲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李零多次提到的、打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漂亮仗、让外国人很是佩服的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提到上面的两本小说的地方,似乎并不比提到《孙子》的地方少。

眼下,虽然国内外的军事院校依然在开《孙子兵法》的课,但真正热爱《孙子》的人,已经变成了老板和部分的领导干部,估计在所谓的儒教文化圈的国家,也差不多。我相信,尽管某些新儒家学者把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成是儒教奇迹,但其实《孙子》的影响,显然要比《论语》大得多,所有的儒商,其实都不过是兵商(兵家之商)。在商战和政战的需求拉动下,《孙子》掺和一点《三十六计》,居然被制成了快餐,谁需要了,急用现填,上块汉堡包就行。不过,现在的商战和政战,毕竟不全是在丛林里打的,最大的麻烦是跟敌手不得不共处,不好让人家从地球上消失,按弱肉强食的法子,咬在一起,好像也不行,很可能学狼不成,比猪还蠢(当年宋襄公墨守古兵法教条,毛泽东说他像蠢猪,现在迷《孙子》的人,其实陷入了新的教条)。《孙子》的哲理,其实更可靠些,可以从中悟出点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来。人比狼强的地方,是人可以接受哲理。

这一阵,李零正在整理他的一本关于《论语》的书。谈起来,他说,其实当年孔子特别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圣人,然而后来不仅“圣人”了,而且“至圣先师”,而且“大成”,而且“文宣皇帝”。其实,孙子(齐孙子)也差不多,生前没有人叫他圣人,死后也变成了“兵圣”,而且越到后来越吃香,连拿破仑、西点军校,都被国人拉来给他老人家抬轿子。孔夫子一旦变神,《论语》就成了祭坛上的冷猪头,中看不中吃,孙子也是一样。

眼下,传统又有点吃香了,国学也有人在提倡了,但真的要打算了解一点传统,一点传统的学问,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听那些“王道”的鼓噪,那些“大师”的讲道,回到文本,啃一点是一点。这个时候,李零的书,有用。

65。有关《花间一壶酒》的酒话

光看李零的杂文,不大可能知道他是弄什么专业的,一本随笔集里什么都有,宫殿、厕所、兵法、房中术、酒色财气加毒药,他什么都写,可以说是从用上面的嘴喝的酒一直写到跟下面屁股亲密接触的手纸(或者石头蛋蛋什么的)。而且一张嘴——怎么说呢,用东北话来说叫做有点邪性,“汉奸发生学”和“畜生人类学”这样的名堂,大概也就是他能想出来。评李零的文字,在正常状态下有点难,我问过同是李零文字崇拜者的女儿,她的感觉也差不多,只觉其妙,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现在理解古人桓子野之流,为何一见佳景辄呼奈何了。怎么办呢?话还得说,呆了半晌,忽然想起,李零和他的文字,其实有点像酒,不是洋酒或者啤酒,是那种中国古已有之的老酒,放了很多年的状元红、女儿红之类。

最早知道李零,是看他的《中国方术考》。当时我对思想史还有兴趣,教过几点钟的相关课程,自以为有点心得。可是一看,哇,原来中国古代思想还有这样一番天地。接下来也就结束了我的思想史生涯,感觉原来就思想家文本谈思想的路数太没劲,跟着李零屁股后面从方术入手,自家又没有功底,只好三十六计最后一计,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对李零的文字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后来跟他认识了才知道,李零对于学术著作,跟大多数学人一样,也是板着脸说话,一本正经,只有偶尔才会放松一下,可是作为读者,一般不会那么细心,刚好看到。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我混进了北京,不知怎么一来,跟《读书》发生了关系,白送的杂志自然要多看几眼,李零的文字,总是要挑出来先读的,读了以后,每每有点微醺的感觉。再后来,有好事者告诉了我他的住址,哦,原来跟我住的地方不过一百米远,于是我见到了活的李零。

现实中的李零很淡,不好看,言谈也没有多少魅力,不抓人。听说他上课也是如此,比起那些噱头一堆,包袱成摞的教授来,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据说有次他开“孙子兵法”的选修课,一下子来了一大帮学生,有人劝他换大教室,他说不用,讲几天就没人了。后来,果然,坚持听下来的就十几个人。不过,接触多了,发现听李零讲话,真是种享受,跟他的随笔类的文字一样,一点废话没有,一句是一句,里面透着中国式的幽默,有嚼头,回过头来还可以品味。我和李零共同的朋友郭晓惠说,李零经常跟人说着说着话会陷入自己想的事中去,好半天不说话,人家早转移话题了,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来,还是早先说的事。不过我倒是没有这个感觉,也许是我总是问东问西,让他穷于作答,实在没工夫想事。有时候挨了女儿的褒贬常常会郁闷,为什么我这么不行,而李零这么行,很快我就有了结论,这结论是从李零那里趸来的:人家是大营子出来的人,而我是小营子的,然而我又不是狗。

严格说来,李零属于那种闲聊比上课感觉好,文字比说话感觉好的人。但无论听还是读,都得静下来慢慢对付。如果大家一起抢着发言,我估计李零肯定没有机会。这个时候,非得主持人出面,要大家静下来,让李零讲两句,他才能说上话。不过,这种时候,只要场面足够地安静,李零的话还真是能逗得大家一阵阵地乐,可是不会捧腹大笑。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如果放在那些特别刺激、具有煽惑性的文字一起,估计也显不出什么来,人们先注意的,多半不会是李零。但是,李零的文字,却是可以让人读两遍以上的,这在当今之世,可算是货真价实的凤毛麟角。

几天前,出差到广州,跟林贤治聊起随笔和散文来,一致的感觉是,现在能写好文字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文字已经差不多纯然堕落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且是次等的表达工具。在学界,不仅用英语表达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即使是汉语的学术表达,也充斥了英语的句式以及直译过来的时髦名词,往往越是让人读不懂,就越显得深。腕儿们甚至在写随笔的时候,也高深莫测,食洋吐洋,还自鸣得意。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乎文笔了。原来的研究生论文,在评价指标上还有文字一项,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大概在主管者眼里,即便是文史哲的学生,这些东西也不要紧了,只要有洋规范、洋模式,有所谓创造性的成果便足矣。

人们(尤其学者)大概忘了,我们民族的文字,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历史上那么多优美的文字消失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还能剩下些什么,如果把先人思想中的文字之美剥离出来,他们的思想还能否算作思想?幸好,我们还有李零。过去,我们说董桥耐读,现在,我说李零也耐读。

66。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

一不留神,吴思又有一部新著问世了。出差回来,机场卖书的小姐告诉我,这个吴思就是写《潜规则》和《万历十五年》的那个人,很有名的。看来,吴思老兄的名声,已经隐隐然有压过黄仁宇的苗头了。

《血酬定律》显然是吴思近来文章的合集,一篇篇的文字,在原来刊物上发的时候,都很是扎眼,属于翻开以后首先要看的那一类,个个都带着作者绵密的功夫、认真的考据和清晰的论理。然而,在合集之后,再来阅读,似乎感觉热力稍逊,显然全书还没有走出《潜规则》的光影,只能说是《潜规则》的续篇。当然,反过来也说明了《潜规则》的魅力。

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实际上有点我们讲制度的人说的“隐性制度”,虽然不见成文,但却实实在在地被遵行着的某些制度,里面既包含行为规则,也包含等级秩序和组织安排。古代中国是个农业国度,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所以历朝历代,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要留下很多空隙和含混之处,越是到制度的末梢,所谓的亲民层次上,含混的地方就越多,全靠具体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和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填补。过去我们常抨击的传统的人治,在这个地方体现得特别充分。当然人治也不是任意胡治,大体上还是有规矩的,这规矩,就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在清代,这种潜规则的一部分,叫做“陋规”。

潜规则蠹民害民的地方吴思已经讲得很多了,在此就不再多说了。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潜规则的生成,也多少跟成文规则有点关系。比如明代朱元璋明明知道官僚实际上都是他的雇员,是为他做事的,但却因游民出身的底子,而对官吏暗怀愤恨,把他们的工资压得很低,一个县太爷,一年的薪水不过三四十两白银。而衙门的书吏,工资就更低,一年不过几两银子。清承明制,官吏的低薪制被原样继承下来。如果严格按这个工资水平,当官大概人人都得像海瑞那样,过得跟贫民似的,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显然,像海瑞这样的迂腐清官不会太多,所以,就有了潜规则。

潜规则不是光为自己捞钱,还要照顾到上下左右,送往迎来,在什么缺分上(官职本身的油水多寡),对上司、对京官,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各送多少,都是有一定之规的,不是简单的一个“贿赂”两字能说清。比如对京官,凡是上京觐见的地方大员,见人都要送一份银子,不是单送管他们的人(当然有多寡之分)。因为大家俸禄都低,都要指这个“额外的”收入过活。书吏和衙役也是一样,办什么事情,捞多少,与相关者如何分,都有规矩在,谁也不敢错半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潜规则实际上是古代官场在运行层面的平衡机制。

在传统社会里,只要是正常的太平年景,官吏的行为是有制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潜规则的形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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