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世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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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愿意听专家的而非朋友的意见○7。他们并非赌徒，事实上，他们倾向于在
搏概率上保守，在搏技艺上大胆，在后者上，他们往往高估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麦克里兰注意到，在别人把社会企业家看作冒险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那样认为。
通常，他们只有在看到确实存在着相当的成功可能性，而关键成功要素系于他们
自身的技能的情况下，才接受挑战。○8 而且，与一般的推测相反的是，麦克里
兰断言，社会企业家的主要动机是成就感，而不是金钱。利润是重要的，因为它
们使社会企业家得以“清楚地认知”他或她的能力。○9 但是社会企业家真正的
满足，来自于能够使世界以他或她所愿望的特定方式发展。从诸多如上理论中，
德雷顿对自己有了认识。从哈佛毕业以后，德雷顿在牛津大学学习了经济学、公
共金融和历史，之后他上了耶鲁法学院。在那儿，他建立起了耶鲁司法服务，该
项目帮大学生们与六个州的立法者们建立联系，并帮助立法者们制定明智的社会
政策。在其巅峰时期，法学院的三分之一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在20世纪六十
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德雷顿在个人生活上遭遇了一系列不幸。他母亲琼因癌症
突然过世；他那如同第二个父亲一样的桑顿表哥心脏病发作，几乎失去交流能力
；而且，在1969年初，德雷顿不得不断绝了他和一个捷克女子的8 年的关系，他
是1960年去东欧旅行时认识她的。（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德雷顿
认为，如果他继续和那个女子和她的家人保持联系，将会使他们处于危险境地。）
德雷顿应对这些不幸的方式是，将他的精力和思想都集中在他最能控制的地方：
他的工作。“我把那些都埋葬了，”他告诉我说，“我什么都不再想了。”在20
世纪70年代的前5 年，他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做公共事务（他说，“去了解体制
如何运作”），在休假时去斯坦福法学院和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教书。作为一名
管理顾问，德雷顿将重点放在诸如住房、失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这类公共问题
上。他领导了一个小组，改造了康涅狄格的环保实施体制，解除了对造成污染者
有利的搁置诉讼条例——那是强制执行的主要障碍（其中有一些做法后来被纳入
美国的环保法规）。“德雷顿做每一件事，都试图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将他
招募进麦肯锡公司的卡特？贝尔斯说，“他教会了我去寻找那些不起眼的方法，
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德雷顿在康涅狄格取得的成就，加上他在政治方面的
关系——他参与了几次竞选工作——使他在1977年得到了环保署助理署长的任命。
这时，他开始推行“气层”。当我请德雷顿向我解释“气层”时，他说首先他得
提供一点有关污染法规的背景知识。“想像一家工厂，一个汽车厂，”他开始解
释，“它排放微粒和碳氢化合物，都是首要的空气污染物，坏东西。在那个工厂
中可能有一百个不同的工序释放空气污染物：喷漆车间，脱脂操作，等等。法规
体系的管理方式是：喷漆车间、脱脂操作和其他98个释放碳氢化合物的每道工序，
都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控制污染的规则程序，而每一道工序的每一个规则程序，都
涉及长时间的行政过程：提议、评论、修改，等等。”典型的状况是，有一种规
则可能适用于全行业的喷漆操作间。与此同时，另一组人正在按照不同的时间表
为脱脂工序制定规则——它也是对付碳氢化合物的——但他们的重点是在一种不
同的工艺上。“结果就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规则针对同一工厂中的一百个不同的
工序制定出来，它们是一些不同的小组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并没有彼此加以参
照。
第四章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5）
“于是，为了去除一磅污染空气的碳氢化合物，一个工序与另一个工序所需的花
费大不相同。花费相差一百倍是司空见惯的事。也就是说，在一个工序中要花费
一百元，在另一个工序中可能只需花费一元。”显然，如果你允许那家工厂做出
相反的选择，允许他们更多地使用“一元”方法，而停止使用“一百元”方案，
他们就可以节省好多的钱。这样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激励。随之而来的好处是，
可以在不同层次上降低所有减少污染的成本。降低成本，意味着降低政治上的阻
力，还意味着，可以消除在行使法规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诸多不正常的案例，诸
如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的案例。“气层是使之成为可行的框架。最基本的想法
是，想像有一个笼罩在工厂之上的气层。在气层范围之内，工程师必须根据法规
限制废气排放总量。然而，他们可以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向政府提出建议，在其内
部污染源之间进行调节抵消，只要最终达到政府要求的清洁标准就行。省下的钱
都归他们自己。气层并非一个新概念。经济学家就其益处已经争论多年了，但争
论一直停留在理论上。○101977年，当33岁的德雷顿到环保署就职时，他使它成
为现实。”我来到环保署时怀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环境是建立在一
个政治上有缺陷而且日益衰败的基础之上的，“他解释说，”我在俄亥俄、康涅
狄格和纽约市都经历过‘环境反应’，这些地区都是在采取守势而而缺乏强有力
的推进。如果在基础的政治平衡上不能有所改变，而减少污染的成本不断增加的
话，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将是，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染的威胁。“根据德雷顿
的看法，要改变政治动态的关键是，使企业认识到，与污染做斗争，比与环保署
做斗争更有吸引力。方法之一是，给工厂的管理者与工程师——他们处于开发新
的控制污染技术的一线位置——提供经济上的诱因。”前气层“的管理制度不仅
没有制造这样的诱因，还制造了负面的诱因。”工业企业家最不愿见到的事就是，
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控制污染，因为，根据法规，他们就得掏钱去
实施它。“德雷顿解释说。气层不必局限于一家工厂。根据污染性物质的自然沉
降分布，一个气层可以包含一个州、一个国家，甚或是全世界的所有工厂。温室
效应需要在全球水平加以控制，因之需要一种体制，来鼓励人们在地球上的任何
地方寻找减少温室气体的机会：比如说，允许俄亥俄的一个公司去清理加尔各答
的一个烟气弥漫的工厂，或是保护洪都拉斯的一个森林来作为交换，而不必在俄
亥俄老家去做一件可能要花费十倍而意义并不那么重要的事。德雷顿相信，这一
体制，是可以使得市场按其规律自由运作的坚实框架。实施气层规划牵涉到许多
障碍。首先，必须把这个想法推销出去。许多环保主义者断然反对利用市场机制
来达到公共政策的目的。强硬派认为政府不应该考虑控制污染的花费。○11环保
署的做空气污染规划的许多人，都把气层看作对大企业的一种屈服。一些执法人
员则认为它对预算是一种威胁。然而，在1979年，气层与污染贸易被纳入美国的
环保政策。布赖恩？J ？库克在其《官僚政治与制度改革：环保署与排放物交易
》一书中，编年记述了这场战役，详细评述了德雷顿如何通过他的执著与顽强精
神，招募同盟者的能力，对细节的出色把握，使气层规划获得了胜利，终于将其
纳入机构体系，改变了环保署的运作方式，使他”不可撼动的“理想获得了一个
立足点。○12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81年1 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之后，
德雷顿离开了环保署。那年8 月，参院环境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有管
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位共和党官员，和环保署人事部门的一位雇员，在私下通报
他，里根政府计划毁掉环保署。里根政府已经提出，在20个月的时间里将环保署
的预算削减三分之二，里根任命的新的环保署长安妮？戈萨奇还计划进行人事变
动，将环保署80％ 的雇员解雇，降级，降职，或者调任，这将毁掉该机构卓有成
效的经验与关系的网络。○13这些细节都埋藏在那位参议员洩露给德雷顿的一份
3000页的预算计划，和德雷顿从人事部门掌握的成箱的档案中。德雷顿曾在环保
署掌管计划，当过预算总管，他理解里根政府计划的含义。”他们是要从根本上
拆毁关键的决策程序，他们在政策方面不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就要毁掉那个机构。
这是很聪明的反击。如果你没有机构来行使政策法规的话，政策法规也就没有意
义了。“恰在环保署需要更多的预算来执行它的计划时，预算被削减了。20世纪
七十年代末期，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处置有毒污染物的环境法规，环保署的工
作负担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然而，在戈萨奇的领导之下，该署的工作环境变得非
常郁闷，工作人员的年流失率高达32％。○14”我坐在那儿琢磨着所有这些信息，
“德雷顿回忆说，”我不喜欢冲突。为捍卫什么而斗争并不能使我冲动起来。我
喜欢建立起一些东西来，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建立市、州与
联邦政府的各级环保机构。而他们正在做的事实在是不合道理，是完全错误的。
“他与纽约时报的记者菲利普？沙别科夫取得了联系。沙别科夫写了一篇头版报
道。○15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做出反响，也刊出一篇自己的头版报道。○16
于是，球滚动起来了。然后，德雷顿建立了一个名为”拯救环保署“的组织，并
开始建立起一个环境管理者的互助网络。他建立起一个同业检视事实委员会，很
快，该委员会就提出证据：由司法部强制实施的案件已大大减少，自愿遵守法规
的比率也在降低——这二者都表明，预算削减正在以环境付出代价。有影响力的
新闻宣传并不能改变预算削减的长期影响。但是德雷顿提出一个有力的分析报告
显示，到1990年，削减预算会使美国人遭受的有毒污染达到当时的两倍。○17在
1981年8 月，他每天花上6 个小时，打电话将这个报告宣讲给编辑记者和环保主
义者们，鼓动全国的报纸杂志写文章和社论。他甚至使诸如《化学周刊》这样的
权威行业杂志认识到了威胁的存在，按照他的论点：在执法部门缺失的情况下，
蔑视环保法规的公司会比那些诚信遵守法规的公司更有竞争优势。这会导致工业
污染的加剧，以及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德雷顿还警告说，里根和
戈萨奇的规划，会导致在未来行政体系之下的环保署强劲地后摆”，与企业的关
系更为刻板与敌对。○18他汇集了“拯救环保署”的分析资料，递交给国会山的
民主党人，并附有如何发掘里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弱点的策略简报。那年10月，
国会匆忙召开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听证会。随后，在1982年1 月，当国会再次
召开会议时，“拯救环保署”采取了攻势。“我们发动了为时一周的‘让我们来
揭穿他们的信用’的舆论攻势”德雷顿回忆说，他们策划好了，由美国广播公司
做新闻揭露。德雷顿会晤了加里？特鲁德，喜剧连载漫画《杜恩斯比里》整周的
主题都是关于环保署的破坏。德雷顿还会晤了1973年至1977年任环保署署长的拉
塞尔？特雷恩，德雷顿给他看了被排挤出该署的人名单。特雷恩为《华盛顿邮报
》写了登在头版头条的专栏文章，大标题为：“环保署之破坏”。○19“那是转
机的一周，”德雷顿回忆说，“公众舆论开始转向对我们有利。自那以后，公众
普遍的感觉是，确实有一件很坏的并且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正在发生着。”
第四章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6）
德雷顿记得，在一次秘密的早餐会晤时，里根的一个顾问向他吐露了心里话：
“政客们根本不关心环境。但是他们并不反对那件事。他们只是想在政治上获胜。
所以你就必须让他们能看清楚：这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受折磨，直到他们罢手。”
德雷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随后的3 年里，每当政府公布它的预算计划，“拯救
环保署”就对它全力出击：预先搞到预算数字，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传递给
新闻媒体。终于，参院停止削减环保署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国会在该署内发现
了严重的渎职行为，戈萨奇被迫辞职。然而，这肯定算不得胜利：环保署已经失
去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得到了部分恢复）。“他们造成了巨
大的破坏。”德雷顿说。“但是，情况本来可能要糟得多呢。”到20世纪九十年
代末期，据报道，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排放物交易法规，使造成酸雨
的硫二氧化物污染大大减轻。○20到1997年，排放物交易成为京都议定书的要点
之一，京都议定书是针对全球环境威胁的首要国际性框架协定。○21 2003 年7
月，欧洲议会同意开创第一个全球性排放物交易市场，利用它来限制一万个公司
的硫二氧化排放物（欧盟国家46％ 的散发物源自这些公司）。该市场将于2005年
1 月开始运作，它是欧盟为履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的最重要的
策略。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包括，到2010年，比1990年的有害排放物水平降低8％。 ，
排放物交易市场会使达到这一目标的成本预计减少35％。○22“彼尔25年前倡导的
那些想法，曾被环保运动看做是彻底屈服的那些东西，今天被几乎所有人鼓吹为
控制污染的最佳方法，”曾与德雷顿在环保署共事，并曾任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
者保护局局长的朱迪？伯恩斯坦说，“彼尔是一种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力量，促
使政府为完成环保使命而变革。”我见到德雷顿以后，开始研究气层与排放物交
易。我查阅报刊杂志，并在互联网上搜寻。我发现了有关那一主题的成百上千条
报道与文章，但是很少提及是德雷顿最先示范并推广那一想法的。可以轻松地做
出结论：排放物交易的想法现在是“时机成熟”了。但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曾
有一个具有超凡的决心与创造力的人，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五章你算是个什么母亲？（1 ）
——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帮助残疾人生活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在儿子
蒂博尔1976年3 月出生后3 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里勉强才能睡上两个小时，蒂
博尔的哭声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它不像是一个婴儿发出的声音，而像是来自另一
个世界。塞凯尔斯多次带蒂博尔去医院检查，但直到他将近两岁，她才得知，他
的大脑和身体有残疾。后来做出的诊断是小脑畸形，头部异常的小，并有严重的
智障。医生们怀疑蒂博尔是否能活到四岁。随着蒂博尔长大，越来越可以看清楚，
他根本不会说话。夜里，塞凯尔斯需要不断地摇他，一停下来他就尖叫。“我感
到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承受得了，”她回忆说，“在诊断之后的3 年
时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麻木与恐惧。”她的婚姻也开始恶化，她丈夫为蒂博尔
感到丢脸。她的父母与公婆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所有的人都建议，把蒂博尔安
置在一个机构里，这对于塞凯尔斯来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有魅力、有学识的女
人，为了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