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丘吉尔-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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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从9月7日到11月3日连续57个夜晚遭到恐怖袭击，每天平均有200架轰炸机前来轰炸，尽管遭到巨大的残酷破坏，但英国军民的士气并没有瓦解，军火生产也没有下降，情况恰恰相反。作为德国轰炸机首要目标之一的英国飞机工厂的产量，在1940年实际上仍然比德国多，其比数为9224架对8070架飞机。希特勒在英国上空损失了大量的轰炸机，它们一直没有能恢复原来的数目。
德国海军首脑们一直承认，海军自从初春在挪威海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来，不能够为入侵英国提供海上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没有空中的优势，德国陆军要想横渡这狭窄的海峡是无能为力的。战争发生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被制止住了，他的征服英国的“海狮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第二部分 重返海军部第24节 “伦敦精神”（1）
在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的那些日子里，英国首都人民表现了临危不惧的精神。誓死抵抗的空气弥漫全城。大街上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些机关、工厂和学校门口，还用大字书写着莎士比亚的话：“这块天佑的土壤，这陆地，这国家，这个英吉利，就是我们神圣的祖国。”
让我们看看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当年所写的报道吧：
“星期一晚上又是不得了的——这9月9日之夜。星期二那天，恐怕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伦敦的人们忽然好像受了神的指示一样。伦敦600万人民骤然觉得，要是意志坚定，任何艰难险阻，总可以受得了，啸声弹、强力炸弹、烧夷弹又落了一晚，已是接连第三个晚上了。然而在星期二早晨，大家突然感觉到，星期一晚上没有星期天晚上那么可怕，而星期天晚上，又不如星期六晚上那么凶。恐怖的效力渐减性定律是发现了。从这时起，伦敦具有自信——伦敦可以受得了。
“星期一，大家还是照样紧张地工作着。人们丝毫没有沮丧的心情。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日复一日，夕复一夕。首相已经下令，从全国各地，把高射炮集中到伦敦来。总是天色一黑，高射炮火便响起来了，没有个停止。据说一夜所消耗的炮弹就值200万美元，伦敦屋顶到处都掉着碎片。这种铿锵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伦敦人听了，勇气更高一些。伦敦的一个星期，就是9月7日到14日，是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星期，简直眼瞧着挨不过去。但这一个星期终于过去了，而伦敦还是岿然存在——闪电战的威风，并不像意料的可怕。在这个星期的最后，伦敦的灯光还是光明的，阴沟还是通的，公共汽车和地铁仍按班行驶。……公园里仍是百花怒放，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热闹中心之一）里，居然还有音乐演奏。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为了表示无畏精神起见，不时地举行音乐会。理发匠还是理他的发，洗衣的女工还是做她的活。“到处都是炸弹坑和瓦砾场，但伦敦在这苦难中已得到自信；虽然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生活过。到处都是英勇的表现。这一向度着平凡生活的600万市民，忽然觉醒了，世界文明是必须急救而使其不衰落的。天破晓时走到街头，吐一口气，你真觉得世界是你自己赎救出来的。“慢慢地伦敦是习惯于这种围城生活了。无数的人们都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场所，往往是央求顺道的便车带着去。伦敦全城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在百货公司卖衣服的女店员，现在觉得她对国家的重要，不亚于公园中的高射炮手。坚忍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一夜又一夜，炸弹无尽下。英国人的精神未衰，他们始终毫不动摇。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炸的一天，我留心观察他们。我看见人们站在铁栅外面，寂无一声地望着屋顶的一个大洞。我深切地懂得了。伦敦人所讲的，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无耻地保住巴黎。巴黎圣母院今日在伦敦人看起来已是死的东西——一个屈辱城中的一个死教堂。伦敦已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它已是一个精神之都，那约翰生博士（18世纪文坛权威）、卫斯雷（19世纪宗教家）、莎翁的伦敦。伦敦现在是存在于伦敦人的精神中了。”
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整整持续了57个昼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丘吉尔说：“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但是，所有这些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勇于战斗的精神，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都很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美德，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向全世界表明，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当时，首都的防御力很低，全城只有92门高射炮。在夜间战斗机队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还处在幼稚阶段，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鉴于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48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这样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到来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的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开始，这轰隆隆的炮火虽然给予敌人的损害不大，但却大为振奋人心。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反击了。从此，高射炮队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捍卫首都的雄鹰。他们个个英雄虎胆，争先立功。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另一位航空队员在决心书上写着：“我活得毫无成绩，但我决心要死的值得；我不想做一个英雄，但我要像男子汉般的死！”这种报效国家、誓死如归的精神到处皆是。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丘吉尔和几个同事正在吃晚饭。这时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用餐后，丘吉尔和同事们向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走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他们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他的朋友急忙把首相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随后，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还有一个晚间，即10月14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250多人，全都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500，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宽，20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大臣。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决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1940年，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既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到9月中旬，敌人对伦敦及其周围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因此，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就成了当时一项最迫切最危险的工作。为此，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由萨福克伯爵所组成的三人小组——他的私人女秘书和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事迹传遍了伦敦，传遍了全国。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到哪里去，一直挖到第34颗定时炸弹的时候，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35颗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第二部分 重返海军部第25节 “伦敦精神”（2）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迄今为止，敌人的空袭多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了386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烧夷弹。在此前，政府督促首都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的防火了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了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了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为了教会防火了望哨如何处理敌人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政府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燃烧，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莫里森大臣决定把1400多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了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募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和器材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