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73-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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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我一直不好意思编故事，用编故事的方法写小说我总觉得近于以雕虫小技骗人。我后来终于承认，写小说离不开编故事。
唉，写小说不可太俗气，太俗了像卖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恋：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该涉足小说，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流行于酒肆茶馆，为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喜爱的，有大说宏文的文体。
此前，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和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胀，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习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五、青年作家（2）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薰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来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怕骄傲，会议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众与会者还是跟得了气成
了仙一样。我一下子就这样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运又惭愧，仅仅一个《小豆儿》一个《春节》，只有汗颜。我想起了耀眼的鲁迅的书《致青年作家》与高尔基的同名书籍。大会安排我们住在正阳门旅馆，暖气热得我无法入眠。我确实感到了“烧得难受”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小说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
走上写作路后，我知道了苏联报告文学（更普及的称呼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名字，知道他曾经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与萧洛霍夫联手向作协的领导作家特别是西蒙诺夫挑战。包括《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考夫专门发表了声明，谴责他与萧洛霍夫。他的“揭露阴暗面”的说法，令我如望禁果，惊喜惧交加。
记得是1955或者1956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
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佳，由于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作斗争，而改变了大局，使集体农庄的工作改变了旧貌。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此书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农业问题，正像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一样，困扰着苏联当局与公众。
而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青年，我是略有资历的青年工作干部了。我不相信娜斯佳有这样的运气，一坚持原则就马上势如破竹。我刚刚处理过一个事，一位陆姓团员，喜欢活动，并不服领导，到处提意见，受到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我与一位曾在苏联团校学习过的市里管团的纪律检查的同志研究过小陆的问题，这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反对派。他说，总是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有可能最终变成反动派。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此陆姓青年，名大彪，因受处分，连大学也没有被录取。后来他连连找我，我帮助他及时恢复了团籍，才被取到一个相对偏远一点的学校——山西太谷农学院。他显然汲取了教训，见了我只知鞠躬哈腰，一家伙就“成熟”起来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人情都告诉我，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但是娜斯佳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仍然颇有魅力。文学有文学的性格，文学有文学的蹊径洞天，直到想入非非：生活中到处碰壁、不受欢迎、尴尬狼狈，但并无大恶，乃至不无几分可爱的人物，也许仍然可以入梦入诗入小说吧，谁知道呢？对于他们，我有同情，有叹息，有怜悯，也有轻视甚或也有欣赏。他们也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变环境不足，损毁自己有余。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或者芳官之类的青年，如果与我同事，肯定也会受处分被淘汰。但是，《红楼梦》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是他们大有用武，大行其道的地方。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我已经找到了感觉，知道我在写什么，知道我正在写的与前边与后边都有着怎样的联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承接前文，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旁鹜。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地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什么地方应该再现，什么地方应该暗转，什么地方应该配合呼应，什么地方应该异军突起，什么地方应该紧锣密鼓，什么地方应该悠闲踱步，什么地方应该欲擒故纵，什么地方应该稀里哗啦……全靠一己的感觉。写作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