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73-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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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大起大落（2）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常常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书的开头描写夏天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苍白的现代派诗人贝克与妹妹达莎的结识。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旁白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人们还在享受，还在腐烂，然后风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马克辛三部曲》中的圣诞夜场面，腐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狂欢放纵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却不知道已经迎来的不是享乐，而是革命，不是纵欲，而是末日。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于康濯发言时的特别激动的湖南口音与身体的大幅摆动。楼适宜等回想起左联时期与鲁迅关系处不好时的痛苦，与许广平同志听完发言后的面红耳赤。她回想起鲁迅病重中常常还要接受胡风、冯雪峰的来访，也很激动。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党的帮助，是她们的错误思想首先毁损了她们自身，而我们的批判斗争，正是为了爱护帮助她们。
我不认为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类似“不要毁损”之类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后他用特别高尚和感人的说词来说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内心波澜。可惜此后的事实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爱护与帮助，把一个作家帮到地狱里去了——而后是邵荃麟的下场比丁玲惨得多。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呆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
也不能说这一段我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灵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1957年初春，我写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于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初冬，阴雨渐渐变成了霰粒，低气压，坏天气。我的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天气真见鬼”。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与碰撞，低郁的心情。近似“多么野蛮的生活呀……”的契诃夫式怨尤——当然没有出现
同样的句子。这时有姐弟俩在车窗玻璃的雾气上画指画，画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们出现了笑容，出现了一点美好的光辉。
这里有契诃夫，而且有泰戈尔：把儿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视为良药，追求一种纯净、快乐、如婴儿赤子式的返璞归真。也许事后回想，其中还有老子，“能如婴儿乎？”“如婴儿之未孩”。
我写得简练而且自然。是内心流淌出来的散文诗。只用了两千字。一口气写罢，全不费功夫。整好年底这一期《人民文学》编一期短短篇小说的专号，拿去两周，发出来了。估计是抽换了其他稿件的。
原团区委的领导刘力邦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十分地感动于此篇，并说到了才华呀契诃夫呀什么的。刘力邦还特别嘱咐我读了这样的信不要骄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称赞此篇的同时说：“怎么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痴迷于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这时候，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
批判我期间，W撇着嘴说到了此篇小说，用细细的声音说：“怎么两个小孩一画画全车厢就温暖了光明了，简直莫名其妙嘛，虚无缥缈嘛。”
没有办法，W是大学生，是主管团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是爱读书包括读文艺书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国，遇到了汉学家欧大伟（DavidArkush）博士，他除了给我看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时写的硕士论文《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外，还从图书馆复印了《冬雨》的英语译文给我，该英语稿发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的。斯时我在三乐庄从事副食生产。
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
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这里有契诃夫，也有鲁迅，例如《在酒楼上》。这一段时间我喜欢屈原的诗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么这里也有屈原。而且，这里也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呢，宝玉老是慨叹，好端端的女孩儿，一结婚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且，这里有法捷耶夫与《青年近卫军》。《青》书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党员苏尔迦到他多年未见的年轻时的女友叶李莎维塔·阿历克塞叶夫娜家，他本来想获得李莎的帮助，而叶李莎对当局发了牢骚。苏尔迦乃改为投奔另一个口头一切均好好好的党员福明，结果被福明所出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敌占区要靠一帮孩子抗击德寇。但是苏尔迦与叶李莎的见面写得非常动人，时光的无情，生活的销磨，未成眷属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艰难时刻的昏花老眼，期待与失望，错误的失望与更加错误的自投罗网，都是如此动人。我显然在写到老友——当年的情人时隔多年相见的时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然后在反右高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后在反右高潮快要过去了的时候，我主动交出了业经编辑们改得乱糟糟的原稿。
后来的事情发展在于，批判期间，尹薇薇成了一大问题。内部印成了绝密材料，一个个神情诡异，似乎犯了什么大事。
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就在尹薇薇们咀嚼着他们的渺小的悲哀的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着建筑材料在平原上飞跑，一座座大桥矗立起来，一座座水电站开始发电，一台台崭新的车床铣床飞速旋转，一处处农业合作社喜夺丰收……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
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讲得义正辞严，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逻辑与略显俗气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纸海勾沉——尹薇薇》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了。为此还获得了《十月》杂志的冰熊奖。
这两篇短东西是我的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我愿说它们是我的婚前写作、童男子写作的最后篇章，虽然后一篇可能是完稿于新婚之后不久。一个青年人，不论男女，童真时期与有了伴侣以后，心情感受是颇为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他或者她比较别扭，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后一个时间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眼高手低，好为人师，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
有一句话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所觉察的：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是预兆吗？是巧合吗？是文学的谶语？是本能的直觉？大风起兮，云飞扬，竖起领子兮，难无恙！
《王蒙自传》 第三部分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1）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
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