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89-托普检讨-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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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1996年12月的托普科学城开业庆典，成都冬季的连绵阴雨退避三舍，拨云见日；1997年建设西部软件园期间，拼命赶工期的施工队对夏日暴雨头疼不已，但是，雨云在接近郫县红光镇的某个位置就止步不前，驱车经过时，竟然是一边大雨倾盆，一边雷打不动，这种有趣的天气现象让宋如华津津乐道；2001年春，位于成都通锦桥的托普集团总部办公楼，固定在外墙上的托普铭牌被狂风吹掉了“普”字，企业名字变成“托集团”。消息很快传到宋如华耳中，在租期未到时，托普部分工作人员即接到搬离此处的指令……　　　　
　　　　这是托普内部一直流传着的“神秘”故事，宋如华相信它们都有“特殊解码”。　　　　
　　　　到“7·18”开业典礼时为止，托普已从3人发展到6人。宋如华是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陈德利，总工程师是周抗，除此之外，李智担当了总经理助理，卢柏明、杨大让分别负责业务和开发。　每年的7月18日，以后也就固定成为托普的“生日”。　　　　
　　　　为了实现快速积累，公司赚到的利润全部用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几个人在学校还有任课工资。卢柏明进公司时，由于刚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才给他每个月100多元钱的生活费。在公司正式开业的第一个月，没有发工资。第二个月，工资是这样发放的：总会计师（兼职）180元，总经理100元，副总经理150元，总工程师80元——要知道，当时一包红塔山香烟都要10元。创业之初，托普给员工发放的第一个福利用品是每人一件雨披……　　　　
　　　　在“借鸡生蛋、搭车上路”的市场战略指导下，1992年8月，托普成为福建实达公司的西南地区总代理，当时的实达刚刚在计算机终端市场崭露头角——这为托普的发展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及现金流。但是，这种搬运工式的业务因代理商的获利空间被厂商所控制，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利润。更要命的是，托普的业务骨干也随时面临着被实达“收编”的可能。而且，一旦合作破裂，公司就可能沦落为失去主业的“边缘公司”，宋如华越想越觉得不安。　　　　
　　　　直到有一天，一笔大买卖转手之间就创造出上百万元的利润。这是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使宋如华本人在托普集团内部也绝少提及，只有极个别当事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来自红庙子的一个电话

　　　　●“第一桶金”掘自青城山？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托普典章》1997年版中，“企业标识”一节有一个企业注册商标——“桃花源”——该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娱乐、公共游乐场、俱乐部服务、夜总会等”。曾有托普客户好奇地问，“托普是高科技公司，下属企业还有做夜总会的？”　　　　
　　　　很快，这段内容在新版中被删掉了。但是，这个“疏漏”传递出了一个诡秘的“淘金”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宋如华展示出的超人投机本领，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华大地气功盛行，“人体特异功能”成为热门话题。当时最负盛名的“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基地，就在“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的青城山，与该基地毗邻而居的曾经是某部队的一个小型研究所，占地几十亩。由于部队搬迁，研究所处于闲置状态，1992年底，宋如华等人通过朋友介绍以很低的价格取得了该所土地使用权，据说成本价不过每亩1万元，支付土地资金主要来自于拖延支付给实达的终端货款。　　　　
　　　　时隔不久，便有风声陆续传到“中功”基地：“隔壁”的新老板将投资500万元兴建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包括夜总会、按摩、桑拿、卡拉OK等“特色”服务。这可急坏了基地负责人——如果听任其建成，与灯红酒绿的“是非之地”做邻居，必然会极大损害基地在“中功”信徒心中的神洁形象，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阻止这个“不和谐”的“计划”。　　　　
　　　　“中功”基地负责人开始希望诉诸法律解决，但是别人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搞经营活动，法律很难干涉。于是，辗转找来中间人，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中功”基地以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规划”中的“娱乐城”。　　　　
　　　　宋如华此举不但还掉了实达的货款，还轻松获得近百万净利。　　　　
　　　　初露峥嵘，宋如华的“腾笼换鸟”虽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但他那种善于发现机会，并且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的确胜人一筹。也许是宿命吧，他在2004年玩的“蒸发”游戏似乎也和这“第一桶金”的故事有着某种特别的相似——托普现在遍布全国的那1万多亩低价圈得的土地，不也正等着待价而沽吗？　　　　
　　　　然而，话说回来，宋如华的青城山“掘金”，终究是一则无法求证的“新闻”。流露于外表的是，为了尽快实现原始积累，托普开设了一间叫“教授电脑”的门市部，销售计算机、打印机，并开办了一个激光照排部，不仅如此，还经营汽车配件、《电子快讯》报等。　　　　
　　　　1992年底，托普更名为“成都托普科技发展公司”。　　　　
　　　　●来自红庙子的一个电话　　　　
　　　　“红庙子”是成都的一条街道，早期是四川省证券自由交易中心的所在地，也曾经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1991年底到1992年初，“红庙子”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自发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盛时，人潮如海，股票叫卖声喧天。　　　　
　　　　一次绝对偶然的机会，使托普与红庙子联系到了一起。而那时的托普，正处于与实达闹分手但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的阶段。　　　　
　　　　1993年8月底，托普与实达成都办事处在业务问题上发生分歧。由于办事处内部员工的同学、亲友想做实达的代理业务，办事处想在托普公司以外再发展代理商，双方的合作出现危机。代理业务难以进行下去，托普创始人之一周抗又跳槽去了实达。就在宋如华面临着抉择的紧要关头，一个偶然却重大的市场机会在1个月后成为托普主业转型的契机。　　　　
　　　　1993年9月底，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红庙子交易厅要配置显示屏设备，工程项目负责人打电话到电子科大询问，希望找一家有实力的本地公司来承担。接听电话的正好是与宋如华熟识的张克起（后出任显示屏技术负责人、托普集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他很快把这个业务信息告诉了宋如华。两人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显示屏业务合同金额大、利润高，是个比较好的项目，但托普从没做过显示屏工程，仅有的几个技术人员对LED显示屏技术一无所知。公司的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做还是不做？　　　　
　　　　有人说，敢于挑战未知的领域，是宋如华的性格，也有人说他已经豁出去了，所以胆大，喜欢冒险。其实，宋如华只不过是更了解些“局势”而已——不接显示屏工程，托普肯定是等死；接下显示屏工程，托普可能是找死，但也可能是开创“别有洞天”的新主业。　　　　
　　　　随后，宋如华与张克起两次登门拜访了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终于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万元——这是托普公司创业以来，金额最大、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合同。但是，工期很紧，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求在预付款到位后15天内完成显示屏的安装调试并投付使用。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显示屏，包括采购组件、安装调试，即便是专业公司至少也需要20天，托普凭什么？“虽然我们目前手上元器件、印制板等什么都没有，工期又很短，但通过周密的计划，凭借托普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这项工程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在工程完工后的庆功宴上，大家会证实我的话。”宋如华鼓舞士气说。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第一天，采购到货；第二天，印制板加工；第三天，鲁安利突然发现：加工好的印制板，两面全都做反了！直到第六天晚上，才又重新制作出了一批新的印制板。当晚，宋如华亲自驾驶“安驰”面包车，把电路板送到电子厂加工，30多公里的夜路，他一口气跑了6个来回，第二天凌晨，他终于把全部印制板送到组装调试地点。　　　　
　　　　工程还在继续。第11天的凌晨3点左右，整个大屏通电完毕。就在胜利在望、大功告成之际，意外发生了。一个技术人员因过度疲劳，在焊接电路时，不小心把电烙铁搭在了220伏电源线的绝缘层，导致整个显示屏短路，烧坏了大屏的集成电路。没有抱怨，没有灰心，托普员工们把集成电路块拆卸下来，一块块检查，把烧坏的元器件重新换掉。　　　　
　　　　第12天，托普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比预期还提前了3天。宋如华长长舒了口气。　　　　
　　　　机会稍纵即逝，宋如华随即提出“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口号，他大手一挥，继“红庙子工程”后，托普又迅速把显示屏业务推广到四川省的广汉、绵阳、广元等地，并拓展到省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托普俨然成了显示屏行业的“领头羊”。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显示屏行业中就流传着“北有蓝通，南有同洲，东有洛普，西有托普”的说法。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红庙子工程”是宋如华与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说，宋如华改变了托普；也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托普。托普从“贸易代理公司”逐渐转型为“工程技术型企业”。　　　　
　　　　到1994年上半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托普的企业自有资产已达到350万元——然而，这些钱是大家一起分掉，还是继续投入发展？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建议分掉，也有人希望用这笔资金去股市“捞一把”。一番深思熟虑后，宋如华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这里要交代两个背景：　　　　
　　　　由于需要垫支工程款，显示屏业务的高速发展造成较大资金缺口，宋如华承认：“直到我们做显示屏以后，越来越发现钱不够用。”托普解决资金的渠道：一是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周转；二是吸收个人入股；三是内部集资，鼓励员工把钱存到公司，年息高达20％。　　　　
　　　　1993年，因政策要求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业脱钩，成华区老龄委取消了对托普10余万元周转金的借款担保，债主登门讨债，托普差点倒闭。一气之下，宋如华转投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局，他在金牛区工商局注册了“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后改为“四川托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这也是宋如华当时对外所称的“托普集团”。　　　　
　　　　股份制改造，不但可以使公司走出困境，而且还可以稳定军心留住核心员工。　　　　
　　　　在金牛区有关官员的支持下，托普改制后发行的股票分为法人股和个人股。法人股包含国家股（金牛区交通局）和集体股（公司）；个人股含普通股（直接投入的现金及升值部分）和基本股（根据公司资产所分配给员工的股份）。普通股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创建初期的原始股，另一种是本次改制员工所认购的内部股票。　　　　
　　　　1994年5月20日，托普集团（即托普发展）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有：宋如华、戴礼辉、卢柏明、陈德利、张克起、胡安碧、钟培松。监事会成员3人：黄志宏、张明根、张朝龙。宋如华当选为董事长。　　　　
　　　　10天后，公司面向员工发行内部股票共计3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不久，经成都市经委审批，托普被列入成都市首批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单位。　　　　
　　　　内部管理体制顺了，在外部，依靠显示屏业务攻城掠地，把托普搞大就摆上了宋如华“帝国”征途的时间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托普的经营也要多元化……　　　　
　　　　在雅安，宋如华开公司搞起了石材买卖；在成都的居民社区，他开起了超市连锁店，而且一连开了5家；在峨眉山市，他开办了生产玻璃用的硅砂厂；在集团内部，他还开了一家面向员工的美容院。此外，宋如华还计划开发雅安的周公山森林公园等。　　　　
　　　　此时的托普就像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见什么就吃什么，似乎从不考虑吃了是否会拉肚子、发烧，也不考虑是否会有食物中毒的可能。直到有一天造成公司内部资金占用、资源浪费，并带来利润损失后，宋如华才决定逐步取消以上经营项目。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决不应轻易涉足自身没有明显优势的行业领域，这是我们用辛苦钱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在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等行业领域，才能发展壮大。”　　　　
　　　　尝试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是年轻的托普“成长冲动”所致，又何尝不是“苦孩子”出身的宋如华早早“出人头地”的想法在作祟？他以后能避免这样的失败再度发生吗？　　　　
　　　　股份制改造，为托普未来的发展解决了“路障”，但并不能解决当时业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1993年，为了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连串儿的调控手段，上证指数应声而落，从1993年2月底的1559点跌到935点，到10月底是814点，再到1994年7月就是326点了。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股价跌到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两市蒸发市值达数百亿之多，一些投资者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证券交易大厅前门可罗雀。　　　　
　　　　以行情显示屏为主业的托普，业务完全断档，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94年托普两周年庆典前，内部传言增多，有员工甚至开始质疑：“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检讨》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托普检讨》　桃花村“歃血盟誓”

　　　　●1995年桃花村“歃血盟誓”　　　　
　　　　也难怪宋如华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一直庇佑着托普。就在托普再次陷入危机、再次面临生死选择时，又一个偶然且重大的机会闯入了他的眼帘。　　　　
　　　　与上次一样，这个机会同样不是宋如华第一个“发现”的。　　　　
　　　　看看宋如华在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说的——“1994年中秋节时，东北的李建友、华东的卢柏明同时签下两个网络技术合同金额300万，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此进入了计算机网络市场。这为托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巨大潜力的领域。一个偶然机会，戴总听说金牛区税务局要搞计算机计税，文凌主张为他们搞联网，很快谈成。托普从此进入了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的市场。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进了另一条路，我们一发不可收。托普人就是这样，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这以后　，我们又签下了成华区地税合同，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全国二十余个省的金税市场。”　　　　
　　　　“戴总”，即时任托普副总裁的戴礼辉。　　　　
　　　　当时托普的税收主要交给金牛区，时间长了，托普的人与税务局的就搞熟了。1994年10月，戴礼辉在与金牛区税务局领导交谈时，局长表示了向托普买几台电脑的想法，并询问托普能否帮助税务局开发能自动打印发票的计算机软件。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计算机，是少数有钱单位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