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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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形而下之器。理进入生物体便是性，性有人性与物性之别。人性又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异。前者纯善，后者善恶相混，所以须用前者变化后者。“天命之性”即理，“气质之性”含欲。理欲之间，以理制欲，存理灭欲。
朱熹明确提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的命题来构建其宇宙本体论。把“理”作为生命存在的本源，正是他的哲学被称为理本论的原因。朱熹对理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
理首先是“所以然”者，就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存在的根据，理是存在之源。同时，理又是“所当然”者，就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标准，理是价值之源。前者是“事实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在朱熹看来，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且贯穿于“天地鬼神之变”、“人伦日用之常”乃至“鸟兽草木之宜”等所有存在当中。“变”、“常”、“宜”表现出来的是自然变化中的一种生命目的，这就是“太极”之理，即生理。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所以又称为“自然之理”。这里，朱熹进一步提出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朱熹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即只说出了天地无心的一面。朱熹以为，还有另一种情况，试看春暖花开，枯木欲生的样子，这正是天地有心之处。所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这种在天地万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生理”，就是生命目的，同时具有价值指向。此价值指向就是道德人性，即由“不忍人之心”所表现出来的“仁”。此“生理”就是“太极之理”。朱熹认为，太极作为理之“一”、理之“全”的最高本体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准的意义。“极”即“至极”，是最高标准，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是朱熹从“理”即形而上的层面对宇宙万物所提出的看法。而形而上之理是无形影、无情意、无计度的，是“净洁空阔”的，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同上）。它虽然是天地万物的“使之然者”，但却不会“造作”。它要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必须与“气”、即形而下的“生物之具”发生联系。这就涉及到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至此，问题复杂化。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朱熹有和他的理本论贯通的一面，强调理是本、是体，气是末，是用，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不杂”于形而下之气的。这就保证了理作为形上存在的超越的、纯粹的意义。阴阳之气的造作、化生万物，正是太极之理的体现。朱熹的理在气先的看法就是我们站在形上立场上所做的合理推论。所以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还有这理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只能与气一起发生作用，理是“不离”于气而存在的。此“实际情况”就是形而下的角度，依此，朱熹甚至以为“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答吕子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这样，阴阳之气成为造化之本，而理只能依附于气而发生作用。其实，“理”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作为存在之本、价值之源的“生理”即“性理”，而是自然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规律，即所谓“条理”、“文理”，也就是“物理”。关于这两种内涵的“理”，朱熹没有作明确的区分，表现了一定的含糊性、矛盾性。不过，前者始终是朱熹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且他的“气化”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释、发现自然规律，即物理，而是为了说明现实人性，即已经由张载引出的“气质之性”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朱熹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了以“理”为本的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气作为形下的存在并不能保证这种形上的统一最终得以贯彻。此即所谓“气强理弱”。其目的在于说明同时作为形下存在的人性的种种复杂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说，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尽管“心”中包含着“万理”，但“心”却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穷极”事物的“理”。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贯通，达到对“理”的体认。他一方面强调人有认识能力，物体包含有可知的天理，另一方面也讲“心具众理”，物具天理，以吾心天理印证外物天理，即可“致吾之知”。这种认识论，包含着外向扩大知识和内向道德净化两个内容。但朱熹的“格物穷理”否认人们的头脑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反对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去反映客观外界事物，完全否定了感性认识，否定了实践，因而他的“穷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极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第三节 程朱理学的发展（4）
除此之外，朱熹继承了邵雍“一分为二”的命题和二程“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也吸收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论述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体现了他对矛盾相反相成的深刻认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朱熹没能把“一分为二”的思想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他否认客观事物可分的绝对性；否认客观事物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其可分的内容是相对的、特殊的；否认运动有始有端，却把运动方向引向循环论，抹煞了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否认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可向其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朱熹的“一分为二”思想带有浓厚的象数学色彩。但朱熹提出的这个命题并做出的初步说明，仍然堪称对古代辨证法思想发展的一大贡献。
在教育方面，朱熹认为人性的培养十分重要。“知、廉、勇、艺、礼、乐”六者之中，“知”便是穷理，“廉”是养心，“勇”是力行。只要格物穷理，正心修身，加上操守礼乐的规范，便可成为一个内外兼修、才德具备的“全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指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穷理”“笃行”。所以南宋之后，教育就体现“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的特征。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总体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朱熹一生的活动主要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鉴于当时社会的矛盾状况，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朱熹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竭力从政治、法律、伦理方面，为封建主作理论论证，力图把封建统治秩序哲理化。朱熹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封建制度的现实社会价值，朱熹的哲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神圣武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朱熹本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他精通经史，重视自然科学，熟悉佛、道，他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培养了许多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继承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朱熹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家辈出，但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无人能出其右。
相关人文景点
朱熹墓：位于建阳市唐石里（黄坑镇）大林谷。墓地系朱熹生前所选。左前侧是鲤鱼岗，右前方乃唐石山；前临虎山雄踞，背靠九龙山之九龙岗，称“风飘罗带”。朱熹去世后与夫人刘氏并葬于此。山上有幸如亭和顺宁庵。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屡经修葺，山下享堂5楹。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等均有重修，并在山下建朱子祠，以后失修倾圮。朱熹墓为圆形，外用鹅卵石围砌。上首中央立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墓碑一块。上书“宋先贤朱子，夫人刘氏墓”。墓前设长方形石香炉、石供案各一，靠前两旁有石蜡烛一对。新修的大道旁已新建墓道碑亭。
人物言论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读书无疑者须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可谓远矣。
勿谓今日不学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有来年。
未得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于此；则不敢志乎彼。
第四节 “元朝一人”：吴澄（1）
吴澄
——家居授徒的大师
人物介绍：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又字伯清，号一吾山人，人称“草庐先生”。元崇仁凤岗咸口（今属乐安敖溪）人。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
学派：
心学，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
吴澄，其家世代业儒。元之后，受同门程钜夫所荐。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写有大量学记和书院记，认为教育的作用乃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在学习上主张“内外合一之学”，既不要“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不要“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求之于外者，“虽有闻有见而实未尝有知也”，而“专求于内”则将流入释氏之异端。故求知识者必“内外合一”。
教学上则主张“学必以德性为本”，“就身于实学”。认为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身”，不在“求诸人之言”。其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
生平：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甚深。
聪敏的吴澄，7岁熟读《论语》、《孟子》和五经，并能写文章诗赋，9岁在乡学考试中常列前茅。
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吴澄对朱熹理学要义有其独到见解，因此归于程诏开门下。他认为自己前十余年里，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德祐元年（1275），他应乐安人郑松之邀，授徒于乡里，并结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
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占据江西，吴澄为避兵乱隐居布水谷，摒绝交游，潜心著述《孝经章句》一书，并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等儒家经典著作。
元贞初（1295），吴澄至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每日前去听讲，记录其问答数千言。江西行省椽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他向吴澄询问有关《易》、《书》、《诗》、《春秋》的奥妙义理，吴澄一一加以解说。元明善深感佩服地说：“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深不可测”。于是拜吴澄为师，行弟子之礼。行省左丞董士选，延聘吴澄于家，并以“有道之士”向朝廷推荐。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大德五年（1301），吴澄被授应奉翰林文字，在地方官的敦劝下，勉强至京，得知此职有人，他即刻南返。八年，被任为江西儒学副提举，他又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吴澄被召为国子监丞。四年，为国子监司业。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与同事意见不合，于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行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因病未去。至治三年（1323），诏为翰林学士、大中大夫。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由其总成。第二年实录修成，尚未呈进，即告病辞官。中书左丞许思敬奉旨赐宴国史院。宴罢，吴澄即出城登舟南归。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元统元年（1333），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吴澄的思想：
吴澄学术渊源于朱熹和陆九渊。在他第一次科举失败之后，他曾学于程若庸，而程若庸学饶鲁，饶鲁学于黄干，黄干是朱熹的弟子，故吴澄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又因吴澄家居江西抚州心学发源地，曾师从程绍开，而程绍开是陆九渊的弟子，因此吴澄接受了朱熹和陆九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