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到一家 -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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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顾宪成从此闻名遐迩。翌年作《学庸说》，认为治学的正道不在考究词章，而在探求理学真旨并身体力行之。
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当时，得中进士的人就可进入官场授户部广东司主事，督理边饷，顾宪成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这个时期，顾宪成革除陋规积弊，颇得舆论称许。并上书次辅申时行，主张朝廷应进用贤能，罢斥小人。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时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的张居正病情加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歌功颂德的心理，便联名醵金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认为现在全国官场风气日下，不问是非，一味迎合顺从，朝政败坏到了让人忧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他便拒绝参加。同事担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击，便好心地代他签名出钱，顾宪成得知后立即骑马前去将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现了不附权势的耿直性格。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没有受到追究。
万历十五年，顾宪成再次入京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因议论京察，上疏忤旨，被连降三级，调任湖广桂阳州（今属湖南）判官。他感到从政以来有愧于古人和黎民，将自己居所题名为愧轩。次年改升浙江处州府推官。这一年，他重订了《大学》一书的章句。
万历十九年底，顾转任福建泉州府推官。第二年被推举为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继作《大学通考》、《大学质言》，重申前说。四月继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历任验封司、考功司员外郎及验封司、文选司郎中等职。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也有责任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万历二十五年，顾宪成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并约集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地学者至无锡讲学，从正统理学宗旨出发，力斥佛教的邪说、王阳明的心学和泰州学派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形成东林学派。
万历三十二年，倡修东林书院与道南祠，与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学于东林书院，时称东林八君子。顾宪成任首任主讲，审定《东林商语》、《东林会约》，规定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撰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鼓励学者经世致用、锐意进取。各地学者闻风响应，云集东林。他们除讲解儒经、切磋义理外，还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斥时弊，震动了朝野各界。当时，参加东林讲学活动的人被称为东林党人。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复，廷臣之间因东林官员李三才能否入阁发生了激烈的党争。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攻击朝廷内有许多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勾结一起，结成“东林党”。这样东林书院公开卷入政治漩涡，许多士人惧怕因与东林书院有瓜葛而罹祸，因而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抱回避态度。但顾宪成认为东林讲学不能因为有人攻讦，不能因为政局变化，就改变讲学议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要按原定计划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全部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混为一谈，弄得吏治大败。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从此，国家政治更加枯燥。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景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顾于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病逝，终年62岁。
第四节 东林学社（2）
顾宪成的思想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数沉溺于科举功名之士和从事考据、词章之士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猎取名利的手段，而且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脱离社会实际地空谈玄理。顾宪成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学术观点，从现实和封建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沉溺功名或空谈心性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学术思潮都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具体学问的漠不关心。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做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是非，注重气节 ，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学术思想方面，顾宪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法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主张“理”在“气”先，“理”是主宰，“气”从属于“理”。他同朱熹一样，把“理”也称之为“太极”，说“性，太极也”“太极，理也”。他按照朱熹“理生气”的观点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借《周易》的传统观点予以论证。顾宪成还借用《周易》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作为他“理是主宰”的本体论立论的依据，并以此说明“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揭示释氏“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的谬误，批评王学末流引释入儒或混儒释为一，针对性十分明确。
顾宪成曾明确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但他与朱熹不同的是，为了突出人的本性“善”的作用和地位，还从《周易》中万物生成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善”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样，“善”与“太极”（理）一样，不仅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而且具有“天之德”、“地之德”的宇宙本性。
顾宪成还进一步从对《周易·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阐述“善”不仅有天地之德的宇宙本性，还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不仅把以“善”为主体的、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人性论赋予了本体论的内涵，而且把封建的人性论极端神圣化和永恒化了。顾宪成如此抬高性善说，正是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风行之后，学术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他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
针对“无善无恶”说在知行观与伦理观上“不说工夫”、取消道德修养的倾向，顾宪成竭力反对“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现）成良知”，提倡“躬行”、“重修”的知行观与修养论。顾宪成一贯提倡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要求君子“立志”做圣贤。他说：“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夫”，要求以尧舜为榜样，努力于仁义礼智的封建道德实践，所以他反对“不学不虑”的“见成良知”论，强调后天的“学”和“虑”。他反对《中庸》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和朱熹的注释，认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必须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认识实践，才能成圣人。这就打破了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传统观点，在知行观上有积极意义。
顾宪成在道德修养论方面提出“重修”。他认为“悟”由“修”入，修与悟是“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悟”又与“行”相结合、相始终。他之所以提出“重修”，是要以“修”来纠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之弊。具体的修养方法除强调“躬行”外，还主张居敬穷理，从“道性善”入手，落实到“积仁”，因为仁是四德之首。
相关人文景点：
顾宪成纪念馆：位于张泾泾声路，正馆坐南朝北，正门有当代书画家董欣宾书写的“顾宪成纪念馆”横匾，建筑总面积3154平方米，馆内设有顾宪成故居“端居堂”——5间两侧厢仿明建筑，面积240平方米，馆院中有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钱绍武教授创作的顾宪成石像一尊，像背面刻有顾宪成生平简介。
“端居堂”内正中挂有“端居堂”三字匾额及中堂，两边抱柱上是顾宪成的千古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堂内还设有顾宪成、顾允成等东林党人的资料及我国当代著名书画家的艺术作品。
人物言论：
三百多年前，明代东林党人首领顾宪成撰写了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而且，上联的风声雨声也可以理解为双关语，即兼指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上的风雨。因此，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远的。
这副对联的遗迹，在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旧址还保留着。
第四节 东林学社（3）
高攀龙
——当之无愧的东林领袖
人物介绍：
高攀龙（158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明代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人。
学派：
儒家学派
高攀龙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学派的创建者。著书讲学，抨击王学末流的谈空说玄、引释入儒，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被尊为“一时儒者之宗”。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
生平
高家最初务农，田地很少。高攀龙高祖翼经过艰苦经营，置田三百亩，成为稍有资产的地主。到其祖父材、嗣父校（高攀龙幼即过继给叔祖校为子）时，高家开始经营工商业。高家起于农业，又经营工商业，因此高攀龙同情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对工商业者也有一定了解，这在前述其政治思想主张中有明显体现。
高攀龙年少时就聪敏异常，19岁时他以品学兼优，为邑诸生。
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高攀龙考中举人，开始就学于当时的大儒顾宪成。
万历十七年，高攀龙考中进士，因为明朝中进士就可以出仕，所以高攀龙在此时就已经步入仕途，这期间，他先后任职于大理寺、行人司。并在工作之余研读二程与朱熹的著作，以程朱理学为宗。后来，因力持正论，谪揭阳。寻归，与顾宪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时称“顾、高”，为东林党首领之一。天启初再用，曾为光禄少卿、大理少卿等，官至左都御史。因反对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而革职，后阉党派人往捕，投水自尽。作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高攀龙企图挽救当时行将灭亡的明王朝，并为此提出了一些思想主张。
万历三十二年与顾宪成等合力重修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指斥时弊。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长达22年。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起用被贬谪的诸臣，高攀龙入朝为光禄寺丞，次年升光禄寺少卿。这时山海关外已被清兵攻陷，危及京师，他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专理守战的疏奏，为皇帝接受。孙承宗出关督师，收复了辽河以西失地。高攀龙后调任太常少卿，升太仆卿。
天启三年春，他回无锡主持东林书院讲会，同年，高攀龙初任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要放的，更何况他确是想大力整顿吏治，使得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就从一位名叫崔呈秀的贪官（御史）入手，准备挖一批朝廷蛀虫出来。谁知这崔呈秀系魏忠贤心腹。时魏忠贤权高皇上，专断国政，到头来，高攀龙没把崔呈秀铲除掉，反让崔呈秀诬告公报私仇。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兴起大狱，追杀东林党人，高攀龙被逐出朝廷，崔呈秀仍居高位。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崔呈秀合谋诬劾高攀龙和前应天巡抚周起元等7人。这时，崔呈秀想斩草除根，以免后患，派兵逮捕他。心如止水的高攀龙从同伴的身上看到了他以后的处境，在锦衣卫未到之前“肃衣冠，草遗表，”给熹宗皇帝留下一份遗疏，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遗。”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
高攀龙的思想：
高攀龙继承了程朱“理”的思想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之万善至好的标准，所谓“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他也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理”为生成之本，也要有“气”为生成之材料，是二者综合成的。在理和气的关系上，他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却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观点，与他的以“理”为本的理气观相矛盾。
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体现在人的身上则谓之“性”。他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而人之本性，也就是“理”。
高攀龙从“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出发，参加了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的辩难。他对管志道的儒释道“三教统一”论的批驳，是他的主要贡献。他揭露了“三教统一”说的目的是“本无三教，惟是一乘”，“总归佛门”，也就是说要以佛代儒、一统三教。高攀龙继承了程朱“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明确提出“学必由格物入”、“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的观点。同时，他的“格物穷理”说，对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还对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