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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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莎，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莎？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眩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为着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都已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按参议院制定，由袁大总统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学会’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各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作选举人，其他也各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
【笔者符注】：中央学会依法是一种由教育总长领导的专家学者，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
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全国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万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万之小省份亦照眩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届，三年一选，选举法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家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称之‘八百罗汉’【见上引钱书。原档载民元发行之‘政府公报’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21…1928），武汉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页六八○─七四七】。
这国会中只有罗汉而无观音，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好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吕秀莲、陈文茜，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甚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他们闹了一阵，未闹出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天翻地覆。近年台湾立法院里诸后辈，所表演的肢体抗争，和当年八百罗汉的功夫表演，不逮远矣。闲话不应多说，就此删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虽认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艺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底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里职业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鸟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捷径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这是我们政治社会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为官’和‘入党做官’（后者是刘少奇的话）这条大尾巴，一直绸着国共两党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经商’所替代。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世纪末尚且如此，况且纪之初乎？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世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家【见张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页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页一三，引远生遗者】玉法这本五八四页之钜着，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一下。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了。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画。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是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为搞国会选举，正是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一六四；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
【笔者附注】：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会上，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请台北来访的新政党的某党魁吃饭，问明姓名，原来是我们文艺协会中，潇洒风流，才气纵横的一位小友，他平时只喜欢艺术和美女，想不到这次也下凡做了党魁。后来我们在台北又吃酒了，我问他‘要竞选总统吗？’我们相抱大笑，乐不可支。
民国初年党禁大开之时正是如此。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合党’、‘国民共进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是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睐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后来名满全国的美女小凤仙的男朋友；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监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也应袁总统之约，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刚抵北京。这时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一三○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力辞不就；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两。
‘孙大炮’与二十万里铁路计画
就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总统日夜盘横。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总统府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