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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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共内战，旧戏重演。傅作义在北平与林彪搞和平解放，至少保存了个文化古都不受糜烂。你说傅氏是里通外国，晚节不保？据说蒋老总统败退台湾之后，检讨战局，发现四百万大军，兵败如山倒，而军人战败‘殉节者’却寥寥无几，因曾痛恨‘武德’不修，人心败坏，而痛心疾首，这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袁世凯当年正是如此。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可是在袁生命最后的月日里，他似乎对自己热中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度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根断，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他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三月二十二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叫嚣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积劳成疾，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贵等，都上不得台盘。内安反侧，外和强邻，军事政治一把抓，就非老段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颇识大体，三月二十二日，出任参谋总长；经过一个月的周旋，四月二十二日乃拜相组阁。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各方叫嚣，正此起彼落，省县独立，也接二连三。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五月十七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会议于南京，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纵是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义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冯国璋夫人为四姐，国璋为四哥，见袁静雪忆父文】，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对此。袁氏自知不起，在六月六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袁公我民国史上之开卷英雄也。然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细评之，关系篇幅，有待专论。三言两语带过，则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 Western Democracy）。则此项转变，非有两百年以上之慢慢磨炼不为功。袁世凯之当国则正值此一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底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柄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柄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今且把护国战争期间的大事，排列个时间表如下，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也。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十五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不受二十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二十一日…册封冯国璋、段芝贵、唐继尧、阎锡山、曹锟、靳云鹏、朱庆澜、刘显世、许世英、卢永祥等四十余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领衔；组护国军讨袁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一月十九日…日本警告；延缓帝制二十七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二月十七日…外国公使团访外交部关心中国内战三月十三日…广西独立；陆荣廷领衔二十二日…袁撤销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三十一日…四川将军有意倒袁，与蔡锷军停战四月六日…广东被迫独立；龙济光领衔十二日…浙江被迫独立；都督屈映光十七日─冯国璋、张勋提‘调停办法八件’二十二日…段祺瑞出任国务卿，组新内阁二十六日…冯国璋电劝袁下野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八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代；是为近现代中国‘一国两府’之始九日…陜西独立；陈树藩领衔十七日…‘南京会议’，冯国璋、张勋策画，十七省代表参加十八日…国民党领袖陈其美被刺于上海二十二日…四川独立；都督陈宦二十九日…湖南独立；都督汤芗铭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记一失足的帝王梦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 advisor ）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大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晨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两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镳，真是飞向枝头作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晋见袁总统。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氏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莅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载。不幸的是，这一年半载，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某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窨，都是无法估计的了。�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将美作华，他就站在北方林肯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独立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大存档，古致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再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草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草，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原著。笔者服务哥大期间（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 B342。511 C44及 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见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参阅。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