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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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画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及入会志愿书，和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覆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各官府寄覆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二三人略表达迟疑之外，时未经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员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宧、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王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即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九月一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各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问题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二二、九七五】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历史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年后回看这段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囗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历史伤痕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国治世、各方面的领袖，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的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筹安会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三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以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数，‘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三呼万岁，向袁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某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说不尽的。最近出版而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页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凯公牍选编（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页一三五○──一四○○。】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上述故事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狸，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艺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怕怕，实与喜悦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须知袁总统原是毛主席的前辈，也是个枪杆出政权主义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清末诸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青年的蔡将军（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叙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混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近代中国史家，尤其倾向于国共两党的党史家，每喜各为其主，护党骂袁。说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叛国卖国。因为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独夫，不像两党在枪杆之外，还各有其笔杆也。其实如果不存偏见的治史者，百年回顾作持平之论，在当年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尤其是无耻的日本军阀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呕心沥血、寸土不让的应付纪录（ record ），哪里又比后来的政权更坏呢。若以春秋之笔，作诛心之论，则比诸蒋公的‘按内让外’（据说这话是张学良改的），被逼抗战，和却赔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党，‘感谢日本侵略’，两党联合牺牲外蒙古和钓鱼台，则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执笔，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袁氏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因为目标诱惑太大，他虽然永远热中，但也始终犹豫。而杨度等喽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得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制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预备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大总统已正式决定，拒绝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报’】换言之，如经过一个‘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改变国体，推戴袁公为中华帝国皇帝，这个‘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万岁之后，袁大总统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泽西州）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我们在前章里曾一再的说过，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的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有汪在，国民党又何至愚蠢的为渊驱鱼，把整个的‘中国知识界’（The entire Chinese intelligentzia）包括朱镕基在内的精英五十五万人，送给老毛小邓去‘引蛇出洞’，当其‘右派’，而糟蹋殆尽呢？老实说，毛泽东的作孽就是从反右开始的。其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四清、文革、四人帮，一直到老邓的天安门，都是从反右的骨牌效应。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的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分，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已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介石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覆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埃国民党自已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王小二过年的闽南帮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并没有下过‘罪己诏’。迨蒋家朝代结束，闽南帮篡夺了江浙帮的党权之后，在旁观者清的历史家眼光里，李登辉主席不只是承继了蒋家的党权和政权，他也承继了江浙帮的错误，而扩大其错误。江浙帮最大的致命伤是心胸狭孝畛域观念牢不可破、不能容忍异己，而缺乏‘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泱泱之风。帮内之同伙，其甜如蜜帮外之人，则被弄得离心离德。结果圈圈愈画愈小，终于被迫退出了大陆。
可是今日的闽南帮简直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辉总统，我们犯不着为尊者讳，实在是台独派中最大的台独。其志只在一岛。朋友，一岛何伤哉？真把个台湾小岛，建成个迷你瑞士（台湾没有瑞士大），有何不好？问题是你建成建不成嘛。我们搞历史的，尤其是从宏观史学的观点，教世界通史的大学教师，随隔洋观火，回看我们祖国政局的发展，我们认为台湾没有做东方瑞士的任何条件。真的要做了，在两大强邻的卧榻之侧，哪有酣睡的余地？成年成月的，在两个虎视眈眈的吞噬者之下讨生活，哪有一天的太平日子好过啊？他们这些有个人野心、而又心胸狭孝更不明历史大势的政客们，自己都在汪精卫、袁世凯、盛世才、高岗的旧例之前走钢索，两千万善良而‘身在此山中’的同胞，去陪他们跳崖，岂不太冤枉了？
其实，李总统想把台湾建成个独立的瑞士，也只是个借口。本质上，他实在也只是和他前任的江浙帮一样，在画小圈圈，把他所不喜欢的‘外来政权’和‘非我族类’的异己，一起赶出圈外才好。不幸的是国民党本身就是个‘外来政党’，其中包括马英九在内的‘老外’太多了，赶不尽，杀不绝。小马哥的当选，对李总统也不是滋味埃政治转型中的成熟选民所以马英九今次在三合一中当选，恕我隔洋旁观，大胆妄言。原因大致有两大端：（一）近代中国政治史从帝制转民治这项转型，转了将近一百年了，由于中国幅员太大，其走向成熟的程序（process），是前进落伍，有其显明底阶梯性的。台湾是排在这个民主阶梯的最前列。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的政治水平，在我个人看来，已超过今日的纽约市，这当然也是信不信由你。
【笔者附注：个人在四十年代末期便到纽约，斯时本市市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