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民国前十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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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底‘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却完全失望。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的‘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枱’。他在餐馆或衣馆‘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一八九六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九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满清底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历时两周（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发生在伦敦的‘西安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ount Di Cavour； 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和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底‘单税法’（Single Tax 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 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底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他二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浑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民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像之中，孙文是满清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两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一九○○）之后的一两年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一八六八─一九四○），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颇看中孙文，二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老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骛。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他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汪洋大盗；相反的，孙文却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一九○三），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九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洋银两百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一八九五与一九○○）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盈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一九○四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们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一九○四年三月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的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一九○四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驻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 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钜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他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份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份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成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的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旬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份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子就和他的副党魁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再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孙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常，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钜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钜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子不得了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原，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度’──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底对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