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步步高-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篇小说的全新突破：《步步高》关注执政智慧
一部公务员应首先阅读的圣集
我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步步高》近期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该书全面拓展了长篇小说的新视野，一扫官场小说的平庸之风，夹裹着清新浩然之气闪亮登场，成为2005年开局中国文学的一大亮点。
《步步高》又名《把人做成一朵花》，是陕西旅沪小说家李春平创作的长篇新作，作者有着十一年的党政机关生活。小说以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市长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塑造了一位复杂的充满智慧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领导者，古长书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每天都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出现，他都把它们看成是激发领导智慧的触发点，也把它们看成是对领导执政智慧的一种考验，把处理问题看成智慧的交锋和较量。比如在拆除大明县违章建筑过程中，考虑到本地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确有许多不便，他便采取了“异地执法”的措施，借用外县的执法力量来实施，从而避免了许多矛盾。在整顿企业工作中，为了避免财务人员与企业领导伙同作弊，他一律将企业财务人员纳入财政局统一管理，避免了企业领导对财务人员的制约，能够严格按照《会计法》办事。古长书通过长期磨练，使他从一个内心狭隘、年轻气盛的团县委书记变得成熟起来，逐步成长为金安市市长。古长书任市长后，针对金安市的具体现状和存在问题，大刀阔斧地锐意改革，大胆创新，波澜骤起。在这些施政措施的背后，都充分显示出他别出心裁的智慧光芒和卓尔不群的领导才能。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浩然正气，树立了领导权威，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信赖与称赞。全书由此构成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中从未有过的全新视点：关注领导执政智慧。
多年来，描写玩弄权术、心术和官场黑幕一直是政治小说或官场小说难以回避的弊病，从而也影响着小说的整体格调。在《步步高》这部长篇中，李春平牢牢把握执政智慧与领导艺术这一全新视角，用“以人为本”的观念去塑造人，描写人，站在政治学的高度上，去分析和把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各种复杂事物所包围的领导角色，将领导工作策略化，艺术化，科学化，人性化。古长书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也有着一般干部想当官的普通心态，但他能把个人抱负与干部的身体力行结合起来，把政治前途与关心百姓疾苦结合起来，这就使他的施政行为代表和体现了民众意志。在他的骨子里，始终高扬着党性原则的鲜明旗帜。
这部小说以中篇形式发表过部分章节，全国有几十家传媒作了转载和连载，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古长书有一段话关于做人的话：“做人怎么做？你看那花，人人喜爱。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要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要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这段话已在民间和网络上广为流传。
做一个好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条件。古长书就希望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好官，像花一样可爱。他的工作信念就是开拓创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执政为民，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襟怀坦白。他为官清正廉洁，造福于民，他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他。可是，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官，光让老百姓喜欢还不行，你想当更大的官，还得让管你的官喜欢你。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潜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场现实，谁都回避不了的。可光想做好人也不行，“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所以有时还得手下无情，拿出一个领导者的魄力和威风来。光想办好事也不行，关键是要会办事，真正把好事办好。古长书功夫很深，他能把小事做得可圈可点，把大事做得轰轰烈烈，把难事做得举重若轻，即使在清除腐败分子这类难办的事情上，他也能做得珠圆玉润。
李春平笔下的古长书也是一个凡人，不是那种“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圣人。古长书心里有他自己，有私欲，有毛病。他收受过礼金，但他能够如数退还；面对种种复杂矛盾，他能够沉着应对；特别是在他当市长后，在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上，他鼓足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臂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施政方略。在他身上，总是奔腾着一个智慧型领导的政治激情和改革勇气。这在我国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相关阅读李春平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作品史
199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纳入大上海小说丛书。半年内印了三次，颇获好评。近十年来，出版长篇小说《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奈何天》《我的多情玩伴》《步步高》等六部，有《李春平长篇小说文集》（三卷）。中篇小说有《玻璃是透明的》等三十余部，《玻璃是透明的》被北京电影制片搬上银幕。还有反映《辞海》八十五年编纂历史的史志性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近期推出我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步步高》。
记者：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李：我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生了八个孩子，成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父亲是公社书记，文革时被打为走资派，批得死去活来。那时走资派都关牛棚，我们那里没这一说。但我们家里确实是住在生活队过去的牛圈里，住了三十多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卖掉。我的童年时代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仇恨和创伤。懂事之后便是对仇恨对象的宽容和理解。童年的经历扭曲了我的人格发育，所以我至今见了生人就心里发虚。
记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和文学结缘的？
李：谈不上理由，只是爱好。我一直是语文尖子。高二时候我写过一部长篇，被班主任发现了，在班上点名批评我。这一批评反而激起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
记者：在什么环境下你写了第一篇小说？
李：1984年，我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写我哥哥的婚事，叫《郑家女子》。这个刊物是工人出版社办的，早停了。这年连续发了四个短篇，年底我到《延河》杂志帮忙看稿，坐在路遥的桌子上，见到不少名家，给我压力很大。有段时间就不敢写东西了。主要读杂书。
记者：作为一个成长在陕西的作家，这块土地对你的文学和人生产生过什么影响？
李：陕西是一个人文气息很浓厚的地方，也是一个文学大省，产生了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批杰出的作家。人们对文学有种天然的崇尚。这地方山大人稀，具有西部的野性与豪放，容易激发人们的豪情与想像。物质的匮乏导致了对精神的依赖，在不少人看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我也这么看。你所问的陕西对我的影响，我只能说，这个地方养育了我，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这是我的根。
记者：你是怎么到上海的？这个城市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李：到上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所供职的当地政府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我正好那时工作不顺，就调来了。那时想的是经商，创作是意外所得。我我对上海这座很有好感，至少它给人的安全感是许多城市所不具备的，留得住人。但是，这些年看过来，许多方面不是我们想像和期待的那么好。
记者：上海这个城市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李：上海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因为我来自陕西农村，以前所写都是农村题材。上海给我提供了一个城市样本，有更大的瞭望视野，以及对城市的新鲜感。进入上海后的作品与我前期的作品以及与陕西其他作家，均有很大的不同。前不久看报道，著名文艺理论家肖云儒在跟记者谈陕西作家时说：“杜鹏程对战争中人性的开掘，柳青把心理描写引入重大题材，陈忠实自我否定后挺身进入文化史诗领域，贾平凹则摆脱第一代作家的审美坐标及视角，高建群高扬大西部浪漫情调，叶广芩则凸显京派遗风，进入上海滩的李春平则运用市场经济观点来解读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均有足以鼎立文坛的新元素。”我同意这种说法，这也说明了我跟他们的区别所在。
记者：我看见你的第一篇小说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玻璃是透明的》，这个小说讲述了进入上海的外来者的故事，一个单纯的乡村女孩子在城市里被物质所击倒，谈谈这个小说从创作到被改成电影的经历。
李：这是我进入上海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写一个外来妹小丫子，凭着自己的美貌赶走了原来的老板娘，自己当老板之后，又辞退了她打工时最知己的、也是知道她秘密最多的朋友。表面上是饭碗之争，实际上，在生存压力和饭碗竞争面前，人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意志的，人性在此时就特别残酷。周介人先生把它纳入了新生代小说家专辑中。不久就收到北影厂夏钢导演的来信，说要改编成电影。第二年，中国电影集团成立，他们首先投资了《玻璃是透明的》。这个电影在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两个奖。与我无关，但我为他们高兴。
记者：外来者写自己眼中的上海，《上海是个滩》描写的一群外来民工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他们远离故乡和家人来到上海寻梦，有痛苦有欢乐有得失，你为什么会写这个长篇小说？是什么打动了你？
李：我身边有太多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我所在的单位虽是政府机构，也是一个经营实体，折腾很多，老是受骗上当。于是我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出了《上海是个滩》。
记者：随着中国的改革，人口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含了你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野心、梦想，获得名利、成功是时代的主旋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
李：从我一进上海就开始关注了。上海有近四百万外来大军，全国则是数以亿计。这个庞大的数字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激活城市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力量。表现他们的酸甜苦辣和生存状态，绝不是对一个角落的单一描绘，而是缩影式的展现一幅社会图景。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寻梦。他们可能是暂时的流浪者，但也是建设者。
记者：梦想、现实、漂流、户口、钱这些关键词成为你城市小说的主题，外省人在上海的爱与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这些感受是从自我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吗？
李：是的。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也有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故事。我经常跟他们接触，这方面小说写得多。
记者：与你个人当时“流浪汉”式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吗？靠文学在上海生存是不是很困难？
李：我搬出单位专门写作时，真有流浪的感觉，生存压力很大。中途我也怀疑，靠文学生存是不是太难了，曾经想回去继续坐机关。还好，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困难也就挺过来了。再说我是公务员，尽管专职写作，基本保障是有的。我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对我的宽容与支持，他们让我玩了回职业的“酷”。这在中国作家中，我是特例。
记者：就“外省人”这个表述而言，中国很多小说受到过巴尔扎克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你的小说有影响吗？如果有，具体来说，在什么方面？
李：马尔扎克的经典著作我读过一些，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你问这个问题有很意思，我当初就有点象《幻想》中闯荡的吕西安。他是诗人，我是作家。他到巴黎，我到上海。他办印刷厂垮了，我做生意受骗了。这是相同之处。他成了流氓诗人，但我没成流氓作家。他的理想破灭了，我却实现了作家梦。这是不同之处。
记者：你说过“把小说写成大说”，能否具体谈谈？
李：这是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的话，我说我是一个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作品的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还要有一个为民众所关注的大背景。在《上海是个滩》中，我极力表现外地人参与浦东建设而不畏千难万险的大气魄；在《情人时代》中，我希望表现现代婚姻与爱情格局的大调整；在《我的多情玩伴》中，我极力表现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大欢乐；在《奈何天》中，我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市委书记当权力到达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最终自觉走向纪律检查机关的一种大反省。
官场文学
记者：你的几百万字作品里除了情爱小说，城市小说，另外一个是官场小说，近一时期，在文学中出现了不少官场文学，你怎么看目前的官场文学热？
李：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文学热点。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官场文学热的出现是个好事，说明老百姓关注政治了，参政议政意识强烈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风气，他们有理由去关注它。最怕的是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记者：官场文学已经成为当下历史转型期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干预了现实生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罪恶，反映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似有展示、渲染腐败丑恶和官场权术之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这涉及到作家的写作立场问题。如果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去解剖政治生活中的病痛，是作家的职责，无可厚非。但一味渲染腐败丑恶，描写官场权术，我自己是非常反感这类作品的。
记者：官场文学似乎不可避免要写到腐败分子的犯罪过程、犯罪事实，可为什么有的作品让人沉沦，有的作品却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其中的把握属于技巧和方法上的问题吗？
李：有个尺度问题。描写腐败也不能太过，过犹不及。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不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到是官必贪的地步，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不能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一现实，不能让人看了你的作品，觉得社会灰暗，悲观失望。这样的作品没有积极的力量，也是缺少美感的。
记者：除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官场文学还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决定作品高下之分的界线究竟是什么？
李：在我看来，其他一切题材所具备的特征，官场文学都应当具备。官场文学写官场人事，天然地赋予了这类作品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性强的作品，很容易淹没和影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如何达到多方面的和谐统一，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也决定着作品的高下。
记者：莫言认为，官场文学最早应源自被鲁迅先生称为“黑幕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