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9-步步高-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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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就去了，分十次买了五十袋回来。晚上，古长书就把买回来的山野菜送给了在深圳打工的老乡。古长书知道，一次送他们几十袋，其实他们自己吃不了那么多的，也是送朋友。朋友送朋友，影响就慢慢扩大了。
第五天，古长书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临行前的两个小时，黄骏匆匆忙忙赶到宾馆，为他们送行。黄骏说：“你们这几天玩得怎么样？我是太忙了，没有时间陪你们玩。简直不好意思。”古长书说：“你已经帮大忙了。别说不好意思的话。”黄骏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超市把山野菜上架五天，卖了二百多袋。平均每天卖出四十多袋，在一万多种商品中，你一种商品每天能卖四十多袋，虽说数量不大，但也算是畅销了。”
古长书说：“那是你广告做得好。也是正好赶上了绿色食品这股浪潮。”
这回厂长和销售科长才明白古长书当时让他们购买山野菜的用意何在。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办法增加销售量，同时也让他们的产品给黄骏一个良好的印象。
黄骏说：“你们这个厂需要投资吗？如果在几十万元之内，我倒是可以试试的。我可以帮你们把蛋糕做大。”
古长书说：“这要问厂长了。我欢迎你去我们那里投资。”
黄骏说：“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有前途。一旦深圳这个市场打开了，接下来便是广州市场，小规模生产可能就满足不了需要的。”
古长书入情入理地说：“那你也要好好考察一下再说。不要盲目投资。你如果把钱投下去了，你又不能赚钱，我会过意不去的。如果确实这是个好项目，有钱不去赚，那也可惜。所以我建议你抽空到我们那里去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底。对于你这种大老板来讲，投资这么一点钱，也只是闹着玩玩而已。”
黄骏说：“那好，有空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一下。”
古长书在深圳玩得开心，公事也办得漂亮而圆满，现在该打道回府了。他的下属跟他一块儿出去，见识了古长书在外面的能力，觉得很开眼界，也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回到大明县后，古长书把到深圳推销山野菜的情况详细向县长和贺建军书记做了汇报。贺建军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做常务副县长的人，能亲自出马推销产品，这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领导。
但古长书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把它做得光芒四射。他不会轻易让深圳之行就这样过去了。他回家跟左小莉团聚了两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积极跟黄骏联系，说他把深圳之行的全部情况都向县委汇报了，县委县政府非常感谢他对贫困地区经济工作的支持，同时也真诚地欢迎他有空到大明县来旅游观光。这话就说得黄骏心花怒放了。但古长书绝对不提请他投资的事。他觉得在山野菜这个小项目上让他来投资，太小了，似乎有点不值得。他只是欢迎他来玩，联络感情，增强友谊。在频繁地跟黄骏联系的同时，古长书让宣传部的人找到《金安日报》要闻版记者，让他做个新闻，标题他都拟好了，叫做《大明县山野菜打入深圳市场受亲睐》，他还要求一定要在头版头条发表。
古长书是非常注重经济新闻本身的广告效应的。这条新闻如愿以偿地在《金安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后，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了强烈反应。在金安市内一些超市销售山野菜产品的商家，都纷纷把那张报纸张贴在商店门口，顾客进门先要瞅一眼报纸。而售货员则说得言之凿凿：“大明县的山野菜连深圳市民都喜欢，还有什么好说的？”
紧接着省报也发了消息，只是标题摇身一变，成了《质量过得硬 野菜进深圳》。做新闻的明显把调子拔高了，加了个副标题“大明县山野菜占领深圳市场”，正文里特别强调了，“常务副县长古长书亲自出马推销产品”。本来是进入深圳市场，但一改成“占领深圳市场”，那意义就不一般了。反正人们是相信省报的，谁也不会跑到深圳去做一番市场调查。古长书看后大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敢夸大，别人替他夸大了。省报的影响自然要比市报大得多了，新闻发表第二天，古长书就接到市工业局陈局长的电话，开口就说：“长书，你干得真漂亮啊！”古长书说得多谦虚：“都是跟你学的。”陈局长说：“我没教过你这些呀！”
第二部分第16节 工作压力（1）
古长书赶上了绿色食品的浪潮，又沾上了新闻的光，山野菜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农民有了一个新的经济来源，县里有了一个拿得出手的企业，还解决了几十名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项目只是一个乡镇企业，县里没出一分钱，但古长书亲自抓了，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省市的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顺便要看看企业状况，山野菜就成了招待他们的食品，也成了馈赠他们的礼物。县直机关到上面办事，也拿他们的产品出去，说是本地特产。贺建军当着市委书记汪洋的面说：“我们这山野菜是古长书牌的。”
在县里，古长书的知名度远远比贺建军和县长要大得多。虽说他只是个常务副县长，但他有抗洪救灾工作中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有全省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有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英雄报告团的声音，有各种媒体的陆续报道。前些年知名度的厚重积累，现在知名度的持续叠加，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风光人物。省里市里下来的领导，来了都要问：古长书在吗？那是一定要让他陪同吃饭的。即使不陪吃，也要见见面，聊上几句，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古长书在县里的人气骤旺，几乎谁见了他都要热情地走上来打个招呼，哪怕是县政府天天见面的人都这样。在别人看来，下面有什么事情要汇报，向古长书汇报跟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是一样的，他在他们心目中有足够的份量。甚쇳；跟古长书主管的工作没什么关系的事，下面部门也乐意向古长书说说。仅仅是跟他说说，好象也有说服力，甚至还有一些荣耀。在县直机关，干部们也相信，有的工作别的领导抓不好，但让古长书一上手就会抓好的。表面上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却偏偏具有这种特殊能耐。
人气太旺也给古长书带来了压力。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被抬高了许多，他在众人的心中被抬高了许多，他明显感觉到有点功高盖主了。对于从政的人来讲，这就犯了大忌。尽管你是常务副县长，是县委常委，但毕竟还是副职。上面还有两重天，一是县委书记贺建军，二是周县长，你不过是他们的助手而已。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点胆寒和后怕。贺建军他倒是了解的，是个直肠子，也是非常欣赏他的。再说贺建军是县委一把手，不会对他的工作带来不利。古长书真正担心的是周县长。周县长平时哼哼啊啊的，成天腆着肚子到处讲话，平时见人一脸笑，摸不准他的脾气。特别是那双眼睛深不可测。古长书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政治上的威胁。如果做县长的感觉到这种威胁的存在，那么他就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给古长书的政治前途造成障碍。所以，古长书尽管在外面干得风风火火，但回到县政府机关，就得谨小慎微地做人，千万不能让周县长觉得他很猖狂，很得意。
不久县委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听取了城建局长李兵汇报县城违章建筑的问题。事情是由李兵向人大常委会述职引起的，人大认为李兵的述职报告在违章建筑问题上含糊其词，接着，县人大对县城建设进行了视察，发现违章建筑存在不少问题。人大请示县委，认为违章建筑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于是就召开常委扩大会，让李兵做专题汇报。
大明县城刁民多，这些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关系，一些不自觉的人利用他们有后台，在建房时总想多占一点地方，违章建筑就慢慢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了。大明县城是座山城，整个县城随着山势顺坡而建，房屋高高低低，错落无序，人口在不断膨胀，地皮就很紧张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手上捏着大把钞票，首先就在县城买个房子，以从形式上确定自己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设法弄个城镇户口，就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地皮一紧张，那些本来有房屋的人就要设法推倒旧房建新房。他们一旦重新建造，就要想方设法扩大一点面积，于是许多临街的房子都充满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马路上的人行道成了唐僧肉，通常是它们啃咬的目标，因此街道被越挤得象猪大肠，时宽时窄，时粗时细，给城内交通带来了许多不便，由此也酿成了多起交通事故。十多年前，当这股风抬头时，县政府曾下过决心进行违章建筑治理，对它们实施强行拆除，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可是后来，一个外号叫“天不怕”的人在建房时，在主街道上占用了一米宽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交通瓶颈。“天不怕”的叔叔当时是公安局副局长，一方面是靠这个面子撑腰，另一方面此人胆大包天，蛮横无理，任何人去跟他做工作，他都置若罔闻。非但不予拆除，还扬言“如果再来，老子就要打断他的腿。”他的房子里随时都放着斧头，砍刀之类的凶器。
天不怕的嚣张是具有代表性的，出了这种猫怕老鼠的事，说到底还是政府办事不力。最初，县城建设这一块由城建局和城关镇政府联合管理，可乱搭乱建屡禁不止，城关镇镇长唐山提到这事就头痛。贺建军和古长书都听到过一个笑话，说，现任的大明县政府的周县长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城关镇政府不许商贩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工作人员出门都没路可走了，因此便下了禁令，严禁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有个商贩就找到了“天不怕”，天不怕冲进周县长的办公室，威风凛凛地往他面前一站，一声巨吼：“周长治，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许在政府门前摆摊设点！”周长治吓得脸都青了，打着哆嗦说：“那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旁边的人看见，周长治说着，尿都吓出来了。因为是夏天，穿着短裤，尿就顺着大腿往下淌。后来，城关镇是坚决不管城建这项工作了，硬是把它推给了县城建局，说是一家独管方便开展工作。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一事，当时的城建局局长罗庆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雄心勃勃地去过，无一例外都被他举刀吓走了。天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每回去做工作，天不怕举刀一喝，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于是便没人再去了，不敢去了。房子可以不拆，但生命是不能丢掉的。
后来罗庆当了副县长，自然是分管城建这块。面对这个恶人，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曾召开会议，决定拿他开刀，下决心要把这个毒瘤割掉。书记和县长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拆除“天不怕”的违章建筑。具体工作由县城建局，县法院，县公安局三家联合负责。可事情一定下来，不出三天，就有人出面说情。说情者是虽说回去了，干扰就可以排除了，可执行具体任务的法院和公安局的干警们却感到为难了。人家“天不怕”的叔叔是公安局副局长，尽管他也支持拆除，可真拆除了，咱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往后脸往哪儿搁？再说，“天不怕”在县城亲戚朋友多，开了几家商店，家里又有钱，在县城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爷爷那辈人里还有人在台湾，那年台胞探亲回来时，县政府领导专门接见过柱着拐棍的老先生，老先生在县里也有几十万的投资，也算是对家乡这个“根”的贡献。恶人，台属，地方势力，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如果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将伤害一片人的感情，僧面佛面一锅煮了。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县城本地的人，人口密，地方小，沾亲带故的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做人？怎么见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拆除违章建筑又是由多家组成联合执法队，在几家单位里，如果有一家单位当缩头乌龟，其他单位就左顾右盼了，谁也不愿意当开路先锋。尽管说得声势浩大，最后还是一再拖，不了了之。“天不怕”的四层小洋楼便成了违章建筑的世纪典范，依然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一楼门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与其说它是违章建筑的标本，不如说它是政府无能的见证。
因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善良百姓都跟着他比照。本来要遏制下去的违章建筑又重新抬头了。他们不跟别人比，只跟“天不怕”比。人家说了，人不能太善良，以前那些胆小怕事的老百姓有了违章建筑，说政府让拆除就自动拆除了。可遇到“天不怕”这种人，有势力，有关系，还有不要命的硬功夫，你政府就奈何不了他？几年下来，类似的违章建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把话说在前头了：谁有胆量拆除“天不怕”的房子，哪怕只动他一块砖瓦，我们就跟着自动拆除。这也就说明政府还有点能耐。
现在，上任两年的城建局局长李兵想做点事情，把清理违章建筑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兵是前任常务副县长罗庆一手提拔起来的。罗庆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李兵是股长。罗庆当副县长时，李兵就提拔为副局长了。罗庆当常务，李兵就当了局长。古长书没跟他打过交道，只晓得他比较温吞。清理违章建筑，本来属于政府系列的事，可事情非同小可，涉及面大，就只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来研究。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方案，定下一个基本调子，还要成立一个班子，协调动作，统一指挥。讨论到中途，贺建军突然说，周县长昨天已经向我请假了，他的胆结石又犯了，老是疼痛，这次要把它切除，准备下周到省城去做手术。可是，他不能因为有病就打退堂鼓，他还要带病坚持工作，还得在这事上冲锋陷阵才行。所以，成立违章建筑拆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周长治同志还得当这个组长，副组长就让古长书同志担任。周县长不在家时，就由古长书负责全权指挥。古长书没想到要把这个艰巨任务压在他肩上。当初在小范围讨论这事时，贺建军就隐约说过，周县长身体不适，但总指挥还得当下去，古长书就感觉到不对劲。古长书暗暗猜想，周县长可能在这事上耍滑头了，直接向贺建军请假了。他的胆结石的确有好多年了，一直是保守治疗，痛起来就非常难受。他肚子又大，身上肉厚，用手捂着都找不到感觉。可为什么早不做手术，迟不做手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手术？当然，他请假也有充分的理由。可眼下主帅离岗，又挂着主帅的名义，表面上是勇挑重担，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把具体工作推给了古长书。
古长书心里憋了一股气。他觉得周县长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这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这事得罪了人，搞得不可收拾，古长书就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这事有了功劳，便是周县长的荣耀。这也太耍滑头了。古长书才不会吃他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周长治本人，对常委们说：“周县长身体不好，我晓得的，那病也不能再拖了。可是，”古长书说：“搞违章建筑是个大事，也是个难啃的骨头。如果他住院，我们在工作中时刻要请示他，那也很不方便，也影响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建议，能否把这事推迟进行？等周县长病好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