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外交十记-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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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着恢复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的两国关系的意愿”。
巴拉迪尔总理6月1日致信李鹏总理，希望派特使来商谈恢复两国关系之事。
当然，中法关系要恢复正常，需要法方拿出足够的政治诚意，解决中方关切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对待前政府售台武器的交易，以及法国新政府今后如何处理售台武器之事。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中法关系的发展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围绕改善中法关系问题，法国总理巴拉迪尔于1993年7月和12月两次派特使弗里德曼来华磋商。
弗里德曼时任法国联合保险公司董事，不属政府官员。他是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同学和密友，又与当时新上任的总理巴拉迪尔私交甚笃。巴拉迪尔1986年任财经和私有化部长时，弗里德曼就担任巴拉迪尔的特派员。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
中法磋商是秘密进行的，经过长达半年的多轮磋商，两国终于就恢复两国关系达成协议。
12月28日，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与弗里德曼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中最核心的内容只有一句，即“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批准法国企业参与武装台湾”。
至于如何处理法国前政府售台武器问题，公报里没有提及。在这一点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法方说，法新政府不赞成前政府售台武器，但已签署的合同法国必须履行，法方承诺今后绝不会再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同时，在落实前政府的承诺过程中，将采取最为限制性的措施，诸如不向台湾出售15架用于训练“幻影2000”飞行员的飞机等等。对中方来讲，力争使法新政府废除前法国政府签署的售台武器合同，符合我方的一贯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堵住法国售台武器的门路，打消其他欧洲国家企图效仿法国向台售武的念头。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外长换文
1994年1月3日，法国外长朱佩致信给我，进一步明确表示：“法国政府承诺今后不再批准向台湾出售战争武器。”随函还附上了法国政府将严格禁止法国企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装备的清单。清单内容规定不向台出售的武器，包括装甲车、火炮、潜艇、舰只、战斗机、军用直升机、地空、空地导弹等，并做了详细的说明。
1月5日，我回信朱佩外长，对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联合公报》的内容予以确认。
1月12日，中法双方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法关系从此恢复正常：副部长级以上的人员开始重新往来；法国企业可与其他外国企业一样，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一些因法售台战斗机而受到影响的大型合作项目也得以继续进行。对直接参与售台武器的四家法国公司，中方实行严格的制裁措施。
1994年1月22日至24日，我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起初，我并无访问法国的计划，只是准备在访问非洲回国的途中经停巴黎，在那里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法方得到消息后迅速反应，提出将视我在巴黎与法国领导人的会晤为对法的正式访问。
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总理、外长分别与我会见、会谈。
密特朗总统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相当傲慢，每次会见必谈人权问题，这次却表现得谦恭有礼，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会见中，又避而不谈他最喜好的话题，而是大谈他如何钦佩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速度和我国领导人治理12亿人口大国的能力。
在离开爱丽舍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和密特朗总统就人权问题谈得如何？我回答说，我们这次没有谈这个问题。众记者都面露惊讶之色。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 美国出尔反尔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
美国出尔反尔
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此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副国务卿塔诺夫已正式约告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这一宣布仍令人震惊。仅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亲口对我做出过承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4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应美方的要求，17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
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
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有约束力的立法”。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当年，李登辉正在为竞选台湾第一届所谓“直选总统”而造势，不惜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为其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期博得美国对其政治上的支持。
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美间的战略纽带因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而不复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著名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尔的研究员，即以炮制“中国威胁论”而闻名。他在1995年初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台湾牵制中国”的主张，说什么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惟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1994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1994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
台湾大把花的，实际上都是“买路钱”，目的就是让李登辉访美能够成行。李登辉也以为钱既能通神，也能通鬼，从美国回来时，公然叫嚣着要花十亿美元进入联合国。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 中国的反击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为台湾当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打气撑腰，助长了台湾当局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以打消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做姿态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月23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
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5月28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6月和7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尽快派回大使。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紧急修补
1995年6月7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登辉会见。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6月9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说，宣扬所谓“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他还说，不管台湾方面如何宣传，李登辉的访问完全是非官方和私人的，其来访不代表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美国将继续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维护现行的对华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第九章 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斯里巴加湾的诱饵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作为东盟的对话国，中、美两国都将先后与会。
赴会之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举行双边会晤，并说克林顿总统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转交给江泽民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莱之前，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做了一个演讲，谈亚洲形势，其中讲到中国的篇幅最长，说中国如何重要，美国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 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