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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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至善的基础上，以五常对社会进行教化。回到前面所讲“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我们的至诚要在这方面动。化，要以不变应万变。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对前面所讲的有所理解后，就要通过拟议来运作。在《赵州禅师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语句：“正人行邪法，邪法亦归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归邪”。现在有些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心里面却是男盗女娼，很多人都在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庄子对此给予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如果一个人有道德，而且善于变，善于化，邪法都可为你所用。就如同中药里的有毒药材，用对了则为良药，用错了就成为杀人之物。
我们在面对社会，面对人生，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事的时候，一定要善于拟之而后言。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有些人口无遮拦，一泻千里，给人的感受未必舒服。而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理性的人，他的说话就一定会准确，干净，点到为止，逻辑性很强。如果我们的思维是糊涂的，那语言的表达也是糊涂的。思维是清晰的，那语言表达也是清晰的。这是心与言的同一性。心与言不同一，口是心非，肯定不是好事，但真正做到心口如一是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夫。我们在日常之中，一定要善于拟议，要善于反复思考，这个思考的背景还是离不开至诚，离不开仁﹑义﹑礼﹑智﹑信。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是智慧的体现。我们要成大事，成大业，就要善于谋事，善于决断，善于推行等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定要在我们能力的半径范围之内，超越了这个能力半径，就不再叫做拟议了。既然是拟议，就只能在条件，手段都能及的范围内运作，才能够成其变化。变化者，成功也。
从最高境界上来说，那些修为成就者会自然的处于“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状态中，达到最高的身教和“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实效。不过今天很难能看到这样的圣人了。
《通书？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茍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书》所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谈了仁﹑义﹑礼﹑智﹑信，谈到了乐等等，在这一章又将谈到刑。刑，是对过的惩罚。中国古代圣贤对过有着一番非常理性的阐述和认识的，它的法制依据是法天则地。在文中就说到：“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春生万物，夏长万物，就有了礼乐，止之以秋，就有了刑法。中国古代对那些十恶不赦，罪大恶极，危害了社会稳定和朝廷安危的人犯，才处以凌迟并立即执行，对普通犯下命案的人犯，一般都会是秋后处决，其因就在止之以秋。中国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将其表现在我们的政治上。
文中又进一步说：“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它把一个生命的循环，一个事物的循环，与中国特定的地理位置结合起来。一个事物生而后成，但不能过。有一句老话“老而不死谓之贼”，就如古代皇帝个个都想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秦始皇就能长生不老，那还能有汉武吗？还能有唐宗宋祖吗？还能有各代朝政吗？若某一个皇帝长生不老，长居帝位，其子能心安吗？恐怕历史将满是弑父篡位的事了。
止，是古代对生命的认识，这是不能回避的，不能打妄想去长生不老。任何事物都有发展到极点的时候，《易经》中就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太阳升到最高点的时候就会开始下降，月亮满月的时候就会开始月缺，人到壮年的时候就会步入老年，这是不能停止的。《易经》非常强调这个止，其艮卦就是讲止，在《通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就此论述。易经？乾卦九三爻中说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大学》中也提到“知止而后有定”，这些都是中国古人最高明的一种智慧，达到了智慧的极致。
“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圣人是法天则地的，以礼乐正万民，各种政法都是以养民为主，对超出了界限的则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指出了为什么要用刑法的道理，其说明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都知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民得以养，就会盛，就会生出诸多不良想法，很多人就会陷入欲动情胜，利害相攻的状态，这是难以避免的。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即使在原始蒙昧状态，都存在欲动情胜的状况。欲动，每个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情胜，每个人的脾气和意气都是不相让，不相调和的，导致各种关系之间反目成仇，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所以“不止则贼灭无伦焉”，孔子有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在七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自在的境界，但都还要加个前提“不踰矩”，都还要有所防范，不敢妄动，也就是要知止。如果没有一个刑法，没有一个道德的约束，那恐怕整个社会和人类永无太平之日。因此必须用刑法加以规范，治理。
到了这里，就开始结合了讼卦进行论述。“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茍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人间百态，是是非非，是理不清的，经常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打开任何案子，从来没有哪一个绝对是无理的，当然刑法也不可能对万事万物一语中的，也需要相应的证据。参于判案的人首先就一定要中正明达果断，中，深通中庸之道；正，堂堂正正；明，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明析，看得清楚明白。如果不能做到中正明达果断，就不可能治。
“《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讼卦，上乾下坎，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天与水违行，讼；九二九五均为阳爻，故以刚得中。讼卦是利见大人，不利见小人，大人是指中正明达果断之人。一般有经验的人，打官司要越级朝上打，在当地打往往都会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里面，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上面的人与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少，就相对能中正明达果断一些。就算某人正明达果断，如果陷入了这种关系网，他就会失去正明达果断的能力，也就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噬嗑》曰：“利用狱， 以动而明也”。噬嗑卦就是监狱之卦，火雷噬嗑， 离上震下。“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周惇颐在此感叹到，天下之广，主刑者，掌握了老百姓的命运，那对主刑者的任命就必须非常谨慎。反观自己，我们的社会刚刚进入法制社会，还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之中，在公检法上还是有一些阴暗面。中国古代圣贤对主刑者的任用是很慎重的，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认真听取双方的陈词，从中找出其中的原委，要听懂，听明白，才能判断。慎，就一定要选举中正明达果断之人来主掌刑法，千万不能用非仁﹑非义﹑非礼﹑非智﹑非信﹑不中﹑不正﹑不明﹑不达﹑不果断之人来主管刑法。这是一个标准，用了中正明达果断之人。就下无怨气，国家得以太平，反之，则民怨过深，过重，则国家不安，动乱之象纷生。
题目： 《通书》第十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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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公第三十七》：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公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一个观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个公字，造就了相当多的优秀人物。公，不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或是为人处事的心态，它还涉及到一个人修行的层次。一个人的修养有好高，关键就是看此人气量的大小，气量达到极处，就表现为一个公。如果达到了绝对的公，也就和宗教的终极真理同价。不过一般的人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因为私在作怪。人一生下来，本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应该是纯精神的，但人没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达不到这个境界，就是因为有个“我”的观念存在，这个“我”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也是人不能上升成为圣人的障碍。有了“我”这个观念，就有了“我”与“非我”。但“我”太小，而“非我”太大。于是这个“我”不甘心自己的渺小，就在其后加上了“的”。如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工作等等，这个“我的”半径就越扩越大。因为“我”是有限的。有“非我”站在其对立面，有了“非我”的存在，才限制了“我”的绝对性。所以在宗教上要达到绝对的自由，就有一个前提，就要把“我”字去掉，就达到了与道同在的境界。一般的人是不可能把“我”这个字去掉的。要通过学，通过修，通过于善人，接受这样的道理，慢慢拓展自己的智慧，拓展自己的道德，才能慢慢把这个“我”去掉。
在社会工作和生活中，不管是企业，是国家。是处上或处下，它都会表现在各种关系之中。这个关系该如何处理。既然在关系之中，就要把狭隘的这个“我”放下。我们讲“礼”，而这个“礼”本身就是对这个“我”的一种限制，要合情合理，要把自己的种种不合理的，不符合规范的色彩去掉，才能够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一个人生下来，就不断受到社会模具的陶铸，一方面定型成这个社会的人，另一方面也把人的很多天性给抹杀了。这也是人的矛盾性。在具体生活中，这个“我”是无限的大，甚至想包容整个世界，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只是这个社会中可怜的一个细胞而已。你就是皇帝也不可能有无限大的“我”，孔子就说过“为君难”。
我们身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想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那么在观念上，在心胸上必须要放下自己这个“小我”。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和人的哲学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明了，就如文中所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这是为什么呢？“天地至公而已矣”。古人法天则地，天地无所不生，无所不容，不带任何偏见的对待万事万物。不会因羊可爱，而消灭狼；也不会因为毒蛇有毒，就将其除尽。天地是很公平的，一方面容纳善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容许恶的生存。但本身善恶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主观而存在的，天地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所以天地至公而已矣，也因此古代圣贤要讲究至公。只有至公，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共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相处。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就象鲁迅先生说的“人是一群刺猬”，远了冷，近了又互相刺伤。彼此之间都有刺，这关键是我们的心胸，贪欲过重，容不得其他人，总想把别人的东西纳为己有，而无视他人的存在。孔子就说“几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至公这一准则呢？中国这么多年的教育之所以比较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在这一点上对学生的教化。
我们在平常做事情的时候，是为别人想得多，还是为自己想得多。很多人都是打小算盘的时候多，也就限制了人性健康的发展。如果一个扭曲的心灵，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是很艰难的。所以在中国古代讲究公心，公道自在人心。当我们面对事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判断是正确的，但当和自己有了利害的关系，那么判断的天平就会倾斜到最自己有利的地方。所以要达到至公之道，也是很不容易的。往往在理论上大家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做的时候就偏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放不下这个“我”。修道之人都难以逾越这个障碍，作为普通人就更难了。佛教修行讲无我，无我若不与公联系起来，就是一个自了汉；无我若与公联系起来，就是菩萨道，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观念。
但是公作为阳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我们就应该以此为目标。我常说人要有庙堂气，山林气，英雄气，庙堂气离不开公，山林气离不开公，英雄气还是离不开公。离开了公，天天都在算计别人，就会给你的社会关系带来种种麻烦。只有公心的人，没有私心的人，其社会关系才能够处理的好。做为领导，如果心不公，企业内部就会内耗，对大家不公，那大家就会反对你，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古人常说“量大则福大，量大则为大人。量小则福小，量小为小人”，也就是公的半径有好大。作为个人的修养，从仁﹑义﹑礼﹑智﹑信的层面来说，那就离不开一个公。离开了公，仁﹑义﹑礼﹑智﹑信就全部崩塌，所以公就是诚。公到了极点，诚也就到了极点；公无私，诚也就无私；公不伪，诚也就不伪，在这个方面，公和诚是相通的。公就是通，通要无碍就必须公。因此，公，诚，通也是三位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公，道德之门才会洞开，智慧之门才会洞开。所以我们要把公立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上，以至公之心，以天地生化万物之心来检核我们的内心。孔子就说“天何以言哉”，这些都是存在与天地之间的至理，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通书？孔子上第三十八》：《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在《通书》里面反复提到了孔子，在这里又专列了两章，在本章主要是把《春秋》提了出来。《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孔子唯一的个人著作，而《尚书》等其它书籍主要都只是他编撰整理而成，这本书记载了鲁国和其他诸侯的历史，他与别的史官不一样，他把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准则用春秋的笔法记录下来，并予以褒贬之意。他把三纲的位置摆得很正，注重社会的秩序，以正名份。在历史上，史官俱为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之人，注重史实，注重纲常，注重名份。诸如唐太宗这一代圣主，也怕史官将其错误的地方记载下来，使自己的盛名有了污点而小心翼翼。孔子著《春秋》就为后世史官树立了榜样，为后世的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文中所说：“《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
孔子有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国家的法令必须由中央发布，若天下无道，则从诸侯出，再严重的就从卿大夫出。其时，天下局势纷乱，周天子形同虚设，只成为名义之主，各诸侯间战乱不休，由他们之间产生霸主来代天子行令，史上就有春秋五霸之说，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而齐晋两国政治后来都为本国卿大夫所专权，甚至被篡权或被瓜分形成新的诸侯。而鲁国先是被卿大夫专权，到了后来又被卿大夫的家臣门所掌控。孔子深感无力回天，才修《春秋》以正王道，明大法。有人评价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诸如历代朝廷的更替，都没有影响到这一法则。其原因就是孔子的《春秋》，文中就说到：“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
孔子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