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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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天一样，与天道等同；贤人则是以圣人的境界做为自己奋斗和追求的目标；而普通的士大夫则是以贤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些是不需要到什么清华北大，或是哈佛牛津去学习，而是要我们树立这样的志向，是人人皆可为之的。我们古代圣贤的标准是什么呢？周惇颐在文中就列举了两位：“伊尹﹑颜渊，大贤也”。
“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伊尹，商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辅佐成汤灭掉了夏桀 。在成都武侯祠的大殿之上有这么一副对联：“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上联取之于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原句，下联则采摘于理学家朱熹的原句。上句是说诸葛亮的文章可以和《尚书？商书》的《伊训》、《说命》两篇相比美，《伊训》则是伊尹为谏训成汤的孙子太甲而作此书。时太甲为商王，伊尹为宰相，然太甲暴虐乱德，伊尹认为太甲无尧﹑舜之德，遂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亲自摄政。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后，悔过自责，改恶从善，于是伊尹把太甲接出来，还政给他。当伊尹发现太甲无德，为一荒唐之人，非如尧﹑舜之贤明君主，认为自己身为宰相和太甲的老师是极大的耻辱，也就是我们在《通书？幸第八》中谈到的知耻，如同在街上当众被人鞭挞。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对自己所犯的过错不以为耻，没有人格上的荣誉感，没有价值观上的紧迫感，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早已经很淡漠了，对自身弹指一挥间的生命没有紧迫感，这在古代圣贤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深以为耻的。
“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他以突出的德行修养而著称，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他从不将自己的愤怒﹑委屈等不良情绪加之于他人。从不推逶自己的过错，对于犯过的错就会引以为戒，绝不会再犯，只有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做的到。实际上在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很多人都抱着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宗旨去为人处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就往往给自己找理由，开后门，去文过饰非，这是人们心性上的惰性。颜渊还坚持不懈的注意不做违背仁义的事情，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毅力才能做的到。但也不是难以做到，只要你能一日不违仁，就能一月不违仁；能一月不违仁，就能一年比违仁；能一年不违仁，就能一辈子不违仁，就如前面所讲：“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若我们要志学，要修圣贤之道，就要以坚强的毅力去时刻审视自己的心性行为，不能随便放任自流。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如果我们在修习圣贤之道的时候，能够超过伊尹和颜渊的境界，就成其为圣人。若与伊尹和颜渊的境界相持平，就能成其为贤达。虽人皆可为圣贤，但真正的圣贤毕竟是难以做到的，但只要我们坚持在身心性命上的修养，坚持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就算不能达到如伊尹和颜渊的境界，也会有好的名声，你所为之付出的努力是不会浪费的，所谓有因必有果，你会使自己的人生轨迹走向善的轨道。周惇颐将此主题至识至终的贯穿于《通书》之中，并将《尚书》﹑老庄﹑佛学等的精义融合于其中。
《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本章讲的是天道。有人曾说王字，天地人以一贯之。中国古人所讲的天道的确如此，也是天地人以一贯之。《易经》中就提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顺，就是自然的规律，是自然大道运行的轨迹。我们为人处事要顺天而行，不能逆天而行，回想历代皇帝下诏时，其第一句必定是“奉天承运”，其义就是要顺。化，教化，生化——生生不息，变化无穷。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阴阳是我们古代圣贤的自然的天道观，是天道观的根本，《易经》有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在《通书？诚上第一》中我们在阐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时，也谈到了阴阳的问题。“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简言之，有男女才有夫妇，有夫妇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君臣等等，才会因此演变而成社会。在大自然中也是如此，有春天就有秋天，有夏天就有冬天等等。
“生，仁也；成，义也”。生，《易经》对此就谈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我们要尊重生命，特别要尊重孕育生命的母体。在现代社会活动中，为了人类的利益，都在毫无节制地开发地球，开发大自然，地球上几十亿年才形成的原始森林﹑石油﹑煤矿等资源已被开采殆尽，自然生态系统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是何其可悲，又何其可怕。生，是仁的，是光明的，是阳的一面。但生是脆弱的，他同“几”一样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形成和成熟，这个过程就称之为成，即义。发动称之为仁，是我们内心心性思维上的一念之仁，仁爱之心。而义，利之和也。仁主内，义主外；仁是发动，义是成就。
“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这是中国古代圣贤理想的政治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从没有达到过“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境界，曾有文字记载在尧舜时代有过这样一段时期，但是在那种物质极其匮乏的原始社会，这种理念可能也只是一种萌芽状态。这种理念被传承了下来，到了周朝的孔子将其固化并予以宣扬。因此古代宣扬君主要施仁政治，行义举，平常人则要做仁人义士。而在现代社会中，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能够称其为仁人义士的少之又少。回想古时燕赵也曾多慷慨悲歌之士，回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与悲壮，现何处寻？
“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刘邦击败项羽后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死后，又遇吕后专权，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文帝。那时整个中国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以及秦末汉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其时匈奴又不断骚扰边境地区。汉朝建立后，生产破坏，田园荒芜，户口大量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当时一石米值五千钱。由于国库空虚，朝中上下的享受也受到很大限制。据说皇帝竟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至于相国和将军也只好乘坐牛车了。汉文帝刘恒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生活作风方面，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还亲自耕种籍田，以做天下的表率，为汉朝跨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为其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汉文帝是中国历代的数百位皇帝中少有的，真正值得推崇的贤明君主，无骄奢之心，无虚伪之言行，确实做到了“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其后富有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不能与之相比。
现代生态学有一观念：人类不要对自然过多的干预。干预过多，自然就会报复人类。现在我们的草原很多都出现了沙漠化，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出现了断流，且污染严重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人类过多干预自然的结果。古人很早就认识了这一点，提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就是要我们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圣德修而万民化”；圣德修，是身处高位的人修。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其根源就是我们在《通书？师第七》中所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中庸》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就强调了高处要修圣德。我们做为平常人，就要把自己管理好，自己要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心性修炼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之上，在依此把家搞好，把单位搞好。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让仁义礼智信充实在我们的身心性命之中，是人格美，非形象美。充实光辉之谓大，当我们内心思维被仁义礼智信所充实，它是不会被掩盖和隐藏的，它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就称之为光辉，光辉所及之处都会得以改造，使大家都可以享受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我们不仅仅要去充实自己，还要去充实光辉的能量以普照周围的万事万物，让其得以教化，这是圣人的功夫，也就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当周围环境和人都被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所潜移默化，都成为君子，却不知道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是你教化的结果，也就是不见其迹，莫知其然，那就称之为神，若能再进一步就达到垂衣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其前提是“圣德修而万民化”，只有从政府到机关，由社会到个人，从上到下，大家都齐修圣德，才能使国家得以大治。
“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实际上虽说地广人多，但归结下来就只是在每个人身上，就是自己身上的这个“我”。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这个“我”进行认识，进行改造，以提升这个“我”，优化这个“我”，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充实身心性命的内容和衡量的标准，才能具有教化的作用。《大学》里就提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要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小及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家庭，就可以影响工作的单位，就可以影响周边所有的环境，依此滚动，依此类推，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明白了这一点，就把万法的根本，天道的根本，人道的根本全部握在手中，道不远人，道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起心动念之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现在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有诸多方法，但方法再多，再如何千变万化，它也必须以“我”为基础，以自己的内心思维为出发点，而且只有把“我”搞好了，把仁义礼智信搞好了，才有能力去运用“术”，甚至已无需用“术”，所以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人生的根本认识清楚，就算遇到诸多繁杂的事物也会迎刃而解，要定志，要有静气，若不能定志，不能静气，就失去了承载的能力，就失去了对外界万事万物的敏锐性，曾国藩就强调：“每临大事有静气”。
题目： 《通书》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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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天下大治，其治理的根本是什么？人若生病，肯定是人身上某类细胞出了问题。那社会的细胞又是什么呢？社会的细胞就是具体的个人，个人往上就是家庭，再往上就是某一街道或某一乡镇，再往上就是某一城市，再上就成国家，古人则是谈十室之邑。那治理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的一个单元管理好。但我们在治理社会的时候，要推行教化，哪怕只是一个单元如十室之邑的人都来到你这里听你讲，教甲则乙有意见，教乙则甲有意见，且每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麻烦要你解决，你还能教得下去吗？更何况天下如此之大，民众如此众多，又何谈大治天下呢？周惇颐对此就提出：“纯其心而已矣”，提出了大治的关键。
那什么是纯呢？周惇颐解释道：“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就是我们行为活动或动或静的时候，在使用语言和展现仪容仪貌仪态的时候，在眼睛所及和耳朵所及的时候，不能违背仁﹑义﹑礼﹑智这四点。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遵守了仁﹑义﹑礼﹑智这四点，心就会纯，就处于无污染状态。只有心纯，才能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如果你身处高位，就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即要去纯其心。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只有学习纯其心，就不会有各种情志上，思维上，行为上等等不良的杂念，不受其干扰，就会站在五常的层面上，心就会踏实，就会有人格魅力，就会有感召力，就会有贤达人士聚集在你的周围，形成优秀的领导集体，形成优秀的团队，那你就可以成大业。周惇颐也因此而赞叹：“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就是做人的关键就是纯洁自己的心，以仁义礼智信充实自己，才能成人，才能成君子，循此才能召贤纳士，才能成大事。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之邦，作为重要思想的儒家，其经典最初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其后到了汉朝后先贤在整理恢复时，《乐经》就失传了。《乐经》主要是乐谱，非一般的文字典籍，是由师傅传于徒弟，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向其他五经一样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所能识别，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乐一般都为朝廷庙堂上所使用；也就因此失传了。我们在敦煌发现了一些据考证是唐代的乐谱，至今尚无人能加以识别，就更谈不上予以演奏了，只能有待日后有人破译。
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孔子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礼和乐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专管教化。礼，在中国先秦时期，一方面具有法律的地位，另一方面具有伦理的地位，同时又包含着风俗习惯，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仪，礼节等等那么简单。
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一般的士子，再到普通的老百姓，不同的级别，就具有不同的礼仪。就象现在我们所说的对一个人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礼，在当时是合理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当时西周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基础上的法的秩序。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礼也随之荡然无存，孔孟对此时期就称之为“礼崩乐坏”，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纷乱时期。礼是社会安定，社会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象征。所以中国古代非常看重礼的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