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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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天气特别炎热
天气特别炎热。我在人迹寥落的大街上闲荡。我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迎面朝我走来。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鬼使神差地用我那蹩脚的意大利语，请她亲我一下。奇迹出现了： 她红着脸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她还迅速地在我的嘴唇上亲了第二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我看上去是不是像个疯子？她觉得我英俊吗？她是不是打算尽快地摆脱这个讨厌鬼，便施舍了一个他要求的吻？五年后，我把这一次经历告诉了我的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求吻的举动，是对我先前那种迟到的发现——我父亲也有性冲动的反应方式。“这种宣泄的场合也太美了！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你至少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幕中的接吻场景吧？不知道？那你父亲肯定知道。你被语言能指链控制住了……”
在这次精神分析治疗开始的时候，我和父母单独在圣雅克街下面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吃晚饭。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我都被萦绕在脑海里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句子折磨得痛苦不堪。“假如爸爸能死掉，我就可以照顾妈妈了。”我寻思，丝毫不顾忌主要当事人会对此做何反应，“他不关心她，我就带她去她理应去的餐馆，我带她坐豪华邮轮去海上旅行。”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承认这种反应出现得也太迟了些。一旦你在童年记忆中搜寻，精神分析治疗就跟你玩这种兜圈子的游戏。我倒回到过去，总算重新体验到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对母亲必定怀有的那种占有欲强的、不愿与人分享的爱——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诠释，我那位精神分析专家是不会接受的。我还没有彻底脱离我的父母亲，也许我依然等着他们惩罚我呢。要让我的父亲惩罚我，我就得犯错误，我狠狠地捶门，希望他死掉。必须进行分析，才能理解甚至接受一个如此扭曲古怪的推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比现在要好。至少有一个人让我依恋。我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的精神分析学家：“我母亲从来就没惩罚过我，她从不朝我发火。”
从年表上看，现在我是在哪一年？日月全食或偏食、地震和彗星经过的日期，用它们来编制一份严肃的年表是非常珍贵的。对于我的年表，全食偏食、彗星和地震，我是从它们的转义上考虑的。一分钟六十秒由巴比伦的星相学家发明，一周七天是希伯来人发明的，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名字多亏了埃及人。早就有人对时光的流逝恐慌不已，希望对时间做出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安排的安排。在法老们的埃及，新年从8月29日开始。我们现在是在九月初，从最近这些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来。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袭击。一个阿根廷的前任独裁者因为绑架、谋杀和滥用酷刑，终于锒铛入狱。来自二十来个不同国家的无证件者占领圣德尼大教堂，他们被要求离开。在巴黎，一个巴斯克犯人为了从桑岱监狱里逃走，让他的哥哥来冒名顶替。在多伦多，一名快到坟墓边的教皇正在试着用他的“肉体快乐短暂而又肤浅”，使二十万年轻人大倒胃口。
我母亲初夏时就八十八岁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利昂内尔·汉普敦利昂内尔·汉普敦（1909—2002），美国著名爵士歌手。的死讯：“他活了九十三岁。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够长寿了。”她现在对报纸上的讣告的关注程度要超过年表。她还说到她本人：“很快就轮到我了。”她回忆说，她五十年代曾带我去听过利昂内尔·汉普敦的音乐会，从此我就想上电颤琴课。我有一些利昂内尔·汉普敦的唱片放在什么地方。我会拿一张出来听一听。
今天是2002年9月3日，星期二，我刚才查过了，是圣格列高利节，这位教皇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格列高利单旋律圣歌。几天前，在菲律宾，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斩首了两名人质，这两名人质是驻菲律宾的商务代表，也属于耶和华证人派耶和华证人派是美国基督教“复临派”的一支，创立于1872年。。人们在垃圾袋中找到了他们的首级。
今天也是戴芬娜指出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后的第二天，昨天晚上（昨天是圣英格丽节，这个名字我从前经常挂在嘴边挂在嘴边的应该是影星英格丽·褒曼。），当我告诉她这句话可以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个好的开头时，她并不同意：“不要因为我随便说一句话，你就急急忙忙扑上去。不是你让所有的人提心吊胆，而是所有的人都为你担心。”她补充说道：“你让爱你的那些人担忧。”可以作为小说的另一个好的开头，我心里这么想。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那本关于舞蹈的书
２
有那么多书，出版社等着我交稿呢，我至少要写完一本吧，那本关于舞蹈的书（在这本书里，我讲到苏格拉底在色诺芬色诺芬（前570—前480），古希腊诗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的宴会上想学跳舞），一部发生在第二帝国时期的爱情小说，一部关于胡塞尔和笛卡儿的作品（写出来后肯定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我所有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一部有关贝多芬四重奏的随笔（这多亏了约瑟夫·克尔曼约瑟夫·克尔曼（1924—），是美国音乐学家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的那本书），当然还有《床笫之欢》以及我那本写火山的书。我最终将成为一个让我的编辑们头痛的作者，但他们却是那么的有耐心。在那本写火山的书中，我会描写由于地震引起地动山摇，尸体从坟墓里喷射而出的情景。才埋下去没多久的尸首与那些枯骨混杂在一起，奋力冲上云霄，就像一组以死亡为主题的焰火晚会直到最后才放出来的最绚丽的焰火。我还会描写村民一户接一户被百米高的火山熔岩流席卷而去。我可以从卡亚俄秘鲁西部港口城市。——在《太阳神殿》中，丁丁著名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太阳神殿》（一译《太阳的囚徒》）是其中的一部。两个世纪之后才在秘鲁的这个港口上岸——的毁灭开始写起，剧烈的海啸把十几艘轮船抛向码头上空。这些轮船从天空中划过，就像硕大无比的候鸟，与此同时警钟长鸣。这些轮船被发现飞到了数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田地的中间。这些大型的西班牙驱逐舰在天空中翱翔的情景会产生特殊的效果或者文学作品吗？
这本关于火山的书，出版合同的签署比书本身的主题更有意思。合同签署的两个小时之前，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那是在去年二月份，巴黎图书沙龙期间。我和三名意大利编辑以及一对来自巴塞罗那的书商夫妇，相聚在科斯特饭店的酒吧里。他们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本该直接要几瓶香槟的，那比叫服务员用独脚香槟酒杯一杯接一杯地送过来要便宜得多，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我们那位迷人的女服务员是那么温柔可爱，她来我们这一桌时，就像为一家大型女子时装店走台一样。假如我们要的是瓶装酒，我们见到她的机会就没那么频繁了。”负责买单的那个西班牙人总结说。他并不是巴塞罗那的书商，而是马德里的一名出版人。他要来了一些信笺，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写了起来。“你开始写回忆录了？”他妻子问他。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在起草我的合同。
为了纪念这个骇人听闻的夜晚，他们都想把他们的名字签在我的名字下面，但只有那个西班牙人接着签了一张支票。当我发现这是一张由苏黎世银行签发的欧元支票时，我当时的脸色一定不好看。“我向你保证，我很长时间都没同意过支付这么高的预付金。”见我一脸的失望，我新结交的编辑说道。我刚才想的是，用欧元支票的话，登入我的账户就没那么快。其中一个意大利人打趣说：“已经在担心写不出东西了！”我朝他微微一笑，让他相信他说的有道理。
在谈论火山的时候，我是如何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以至于要跟我签订合同？一名意大利人讲了一下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另外一个意大利人刚从利巴里群岛回来。我则开始口若悬河地盛赞起在火山边的土地上种植的葡萄园来。“利巴里群岛出产的葡萄酒，的的确确是意大利最具东方情调的葡萄酒。应该闭起眼睛品尝。喝完酒后，我们可以看到苏丹后宫中的宫女！”我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有失礼貌，但我发现我的听众们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我跟他们说起《火山边缘之恋》一译《斯特龙博岛》，该影片拍摄于斯特龙博岛。的拍摄花絮，一部罗西里尼与英格丽·褒曼合力打造的片子，他们只知道这部电影的名字。在好莱坞，谁都想不通像英格丽·褒曼这样一个大牌明星会拒绝几笔高额片酬，反而跑到一座火山上，在一部意大利人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这个意大利人对电影预算和拍摄计划没有一点主意。且不说她抛夫别女了！那个角色，罗西里尼原本是为他的女友安娜·玛尼亚妮安娜·玛尼亚妮，意大利女演员，曾因《玫瑰文身》（一译《玫瑰梦》）荣膺第2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写的。当他爱上英格丽·褒曼后，二话不说就把这个角色送给了她。玛尼亚妮知道后，当着满满一餐厅人的面，把一盘面条砸到他的脸上，她当即决定自己也要演一部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座火山上的电影。那部电影就取名叫《火山》，在利巴里群岛的另一座岛屿上拍摄，从斯特龙博岛坐船过去只要两个小时。“您的书就用《火山》做书名，太棒了！”我表示同意。合约上，作品暂名为《火山》。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签了租赁合约
这本书是我诸多写作计划中最没有预料到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拐弯抹角，但我会采纳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一译维达尔·白兰士），法国人文地理学者，近代地理学创始人，曾任南锡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大学教授，创办《地理学年报》。一生致力于研究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培养出许多地理学家。的《世界地理》的合作者们那种平静、冷峻的笔调。我会尽情发泄我那虐待狂的冲动，发泄心中那种强烈的愿望，让那些打搅我、妨碍我随心所欲做事情的人消失。不早也不晚，就像今天下午，我所在的这栋楼里，那个正在学打击乐器的小家伙，这个小家伙还有他那傻呵呵的妈妈，她已经对她的这个独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已经把他当成肯尼·克拉克肯尼·克拉克（1914—1985），技术精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鼓手，为波普音乐（bop，或称咆哮爵士）做出过很大贡献。和阿特·布雷基阿特·布雷基（1919—1990），爵士乐史上最重要的鼓手，他是硬派爵士乐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两人合二为一的化身，我就希望他们就地消失。为了不让这个小家伙有一个同学带着康茄舞和中国的木鱼来影响他，这是他母亲让他学打击乐的初衷，可我该怎么办？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打击乐，我不反对，但去露天搞吧，去加勒比海搞吧！我永远也不会像爱我自己一样去爱我的邻居，我也不会为这个十岁的小家伙破例，虽然我在楼梯上碰到他的时候，总是和蔼地跟他打招呼。我不会走到那一步，希望他在一场地震中消失——他太让我回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但至少希望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我会帮他搬他的定音鼓和锣的。希望他把他的音乐老师也带走，这名老师已经在他的大脑里灌输了一大堆关于节奏和生命活力的废话。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哄骗他的母亲，那是一个脸蛋很吸引人的少妇，说服她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大画家。一支画笔在画布上悄无声息地划过，这也能释放精力。
在当着她的面，用不高兴的语气说过她的儿子极度影响我工作之后，再去取悦这个女人是相当费劲的事。我下午一早就起床，准备投入工作的时候，那个未来的演奏高手就开始发起冲锋，寻找他的那一份宇宙能量。他的独奏音乐会从15点持续到18点。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还得忍受一次： 阿特·布雷基在五楼用西非的迅猛节奏，为整栋大楼里的人实施启蒙教育。我的作息时间表要依这个小家伙的作息时间表而定吗？那么，若是只有他一个人倒也好办了！另外还有三个未成年人，他们刚放学回来，就在院子里发作，就在我的窗户下面。这三个小家伙，他们的工具是足球。他们射门，拦截，尖叫，打进一只球得分。我们搬进这套朝院子的房间，心里并不乐意，我敢说，当时促使我们作出决定的，是这里的安静。
签了租赁合约后，我甚至向戴芬娜宣布：“你别担心，我们不会住很长时间的，住到我把下一部小说写完就可以搬到别处去了。”我们甚至没把所有的纸箱都打开。我们离开原来的那套房子，我们在那里看着我们的两个女儿长大，那是一套大房子，有五扇落地窗；打开窗户，外面是一个锻铁做的阳台，窗户外面还有树木，有蓝天。今天，我终于开始怀念住在隔壁的那个人。半夜三更，他在与我们相邻的那个阳台上装上高音喇叭，把音量放大到声音走了样，在那里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强迫街上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音乐速度放慢期间，他哭得更厉害了，而到了《第六交响曲》结尾部分，他做得比前面要好些，帮我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又叫它“悲怆”。警察时不时跑来干预。高音喇叭立即被拔掉插头。我只得去买了一副耳机回来，以便在半夜音乐会期间选择我自己爱听的曲子。我跟我的这位邻居夸口说这东西好，提议送一副给他，但是他只对把街边的居民吵醒感兴趣。这是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五十来岁，他知道我在写作，我们还在各自的阳台上，就莱昂·布洛瓦莱昂·布洛瓦（1846—1917），法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说家。做过一次饶有趣味的交谈。有一天，他被一辆救护车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听人说起过他。几个星期之后，一对年轻的夫妇后面跟着一个吵吵闹闹的孩子搬进来了，在阳台上原来放高音喇叭的地方摆了一盆天竺葵。
“等我写完小说，我们就搬家。”我信誓旦旦地说过这话。写完？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开始写。结果是，我们在那里一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