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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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沿着一路的大雪，母亲的灵被搬回村上。
我的悲伤也终于到了极点。跪在雪地里，我哭诉再也不回这个村子了。
埋完母亲，我用一把黄铜锁子，锁上一家人出进了几十年的大门，把钥匙交给大我七岁的三姐，转身走了。而且劝说自己：绝不回头。
我在路上想，我的几位亲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撕裂我对马坊心存的一脉温情？他们活到最后，用自身的一些信息，揭破了生命中的许多暗示，而性情一直忧郁敏感的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他们走了，走得那么干净，但并不轻省。因为他们把一生对粮食的敬畏，继续背在身上，还像活着时追赶一坡玉米那样，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迅速地隐退。
我此刻才意识到，人和大地，有时都很孤独。
我也理解乡村目睹过的死亡，永远和一个人的降生一样神秘，也一样平常。因为我从村子里走出来时，用泪眼看到的房舍、树木和道路，还是原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被触动。只是沿路的庄稼，有几棵借着微弱的风力，摸了摸我的衣襟。
但我在写马坊书的时候，终于悟到了大地，从不把疼痛放在外面。
因此我说，一个人的去世，一定会伤着大地的内心。
我还是向马坊回头了。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回来看看，我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对他们劳动过的大地，伤着了内心没有。以此看看我的内心，被时间抚过的伤痕，现在还有多深。
6
棉花曾经离我很近，也离我很远。
离我很近，是它一个冬天都附着在身上，通过一件棉衣，用暗藏的发白的火焰，温暖着我。离我很远，是在马坊这块万物都能开花的大地上，很少看见棉花这种植物生长过。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只要能见到雪白的棉花，就想把手伸上去，就想把脸贴上去，就想呵着一口气，把头抵在棉花的怀里。
现在，走在长安城里，突然抬头，我会有一种连天的忧伤。
我问自己：这是你贫困温暖的家乡吗？这里有你守望过的麦田吗？
而我最想问：这里有你贴身体验过的棉花吗？
确实，棉花从我身上走下来，已有好些年了。现在想来，我在故乡脱去的不只是一件棉衣，是把母亲一心的温暖，也随着那个我要离开马坊的日子，毫无疼爱地脱去了。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这也是棉花，经过母亲的一双手，在很多日夜的纺织、裁剪之后，以衣裳的形式，走上我的身体。而我最为念想的，是每个冬天都要穿在身上的棉衣。
那时的马坊，冬天是很寒冷的。记着飘雪，是每天的事情。一个冬天里，只要出门，都会走在无边的雪地上。就是坐在家里的炕上，把目光从窗户放出去，也会被从瓦沿上挂下来的冰柱，割裂得横七竖八，看不到一块完整的院落。但穿着母亲一手缝的棉衣，我很少被冻过。就是一直处在雪地里，脸是冰冷的，身子上的每个关节里，却被棉衣释放出来的温暖，一处一处地滋润着。要是双手冷了，抬起来往棉衣的袖子里一塞，也会热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等到麦收后的忙罢，也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收拾我们的棉衣了。先是把上一年的棉衣拆了，把里外的土布洗净晒干，再在门口的捶布石上，一棒槌一棒槌地捶平展。最难的是收拾棉花，这是让母亲最费心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些穷苦人家，棉衣里的棉花，少说也是穿了几年的，除过少数新一些的外，大多像一把破絮。我看见母亲把它们搭在院子里，一遍一遍地弹着里面的土。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光里，一个穿着棉衣的人，要在黄土里穿行多久，那些细密的黄土，被风吹着，一部分打在脸上，更多的是打在身上，顺着土布的纹路，被密织进棉花里。因此，一个冬天里，可以说我们是穿着棉衣在行走，也可以说我们是背着黄土在行走。现在想来，才明白了我的每一件棉衣，怎么越穿越重，重到临近春天要脱下来时，母亲掂在手里总是心疼地说：“沉得像一块土。”
于是，她站在那么大的太阳下，要把这些压过她儿子身骨的黄土，一粒不露地拍打出来。
这个过程很漫长。
就这样，一个夏天的阳光，全被母亲搭在院子里的棉花吸收了。
而在那么冷的冬天里，棉花里才有这么多的温暖释放着。
我那时常常是抱着一本书，看着母亲这样劳作。真想走过去，从背后亲亲母亲，也亲亲棉花。但我往往在要抬脚的时候，会突然抬头，向村后的高岭山望去。因为我们一村的风和土，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一村的雨和雪，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很想知道，看见母亲这样收拾我们的棉衣，下一个由高岭山主宰着的冬天，会减少一些寒冷吗？后来，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一座歇在，高岭山下的村庄也伸出手，要触摸棉花一直藏在身体里的火焰。
这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怀抱里，有棉花的温暖也有大地的温暖。我穿得很旧的土布衣裳，有她从心里带血抽出的棉绒。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懂得，要替棉花喊疼。”
真的，我更懂得要替母亲喊疼。
那是在土炕上，母亲要装棉衣了。每年的第一件棉衣，都是给我装的，用的都是最干净、最绵软的棉花，而且在后背、肩胛、膝盖部分，要装得更厚一些，生怕被冻着了。第二件是父亲的，棉花要次一些，但细心的程度是一样的。第三件是她的，全是剩下的破絮。有的破絮，是蓝一块，黑一块，红一块，是我在衣服上擦露水的钢笔时，留下的痕迹。
唉，那些年我真粗心，在自己身上暖和时，竟忘了问母亲身上暖和不。
到现在，在我舍弃了所有棉衣，把被母亲一手缝的棉衣保养着的身子，交给机器制造的羽绒服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新生活，不一定很幸福。
因此，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这样问自己：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时间，握有棉花的沉重和操守。映在我身上，那些雪白的东西全是棉花吗？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
我想把母亲留在棉花上的叹息，再多写一些。
我说过，棉花也离我很远。其实，那是棉花离马坊很远，离母亲很远。
那些很贫穷的年月里，吃饱肚子很重要，穿暖身子也很重要，因此，父亲的叹息多在粮食上，母亲的叹息多在棉花上。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家添置棉花，从没敢用斤论过，只是用两来计划，今年添置几两，明年再添置几两。那一两棉花，就是用我们的很多粮食，从乾县、礼泉客人的手里换来的。等到我在常宁中学读书时，看到我们班上有乾县、礼泉的同学，想到的第一个词：
棉花。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是一个人叹息着。
为了棉花，母亲从口中要省一些粮食。
为了棉花，母亲的头发也白成了棉花。
记得有一年，村上在村南最好的地里，试着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村上的女人一样，一直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每家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火烧的棉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走在地头上，许多村人说，这么好的土地，能种小麦，能种玉米，能种高粱，能种谷子，能种洋芋，能种西瓜，怎么就种不出棉花呢？
我第一次在土地上见过吐出棉絮的棉花，是在我们村南，隔着一条沟的滚村。那是大姐嫁过去的村子，是一个吃着窖水的村子。奇怪的是，在她们村的河滩上的沙土里，能种出花生，也能种出棉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大姐家，正赶上村里分棉花。多大的棉桃，有炸裂的，也有没炸裂的，我们坐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地往炕席下面放。那个时候，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堆满了和棉花一样的笑。第二天一早，我揭开炕席，满炕都是洁白如雪的棉花，激动得我把手、脚和头埋在棉花里，不想出来。
母亲和大姐，剥了一夜的棉桃，也没有多少瞌睡。只见大姐对母亲说，她要用这些棉花纺多少线，织多少布，缝多少衣，有多少是母亲、父亲和我的。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
我的印象里，棉花不仅洁白、软和、温暖，棉花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我是从母亲用来放棉衣的柜子里闻出来的。记得每次打开放在炕头上的柜子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让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去，翻着自己的衣服。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站在我的身后，叮咛我小心一些，别把柜子翻乱了。
我知道母亲在一些衣服里，还藏着一些简单的银首饰。不知道她年轻时戴过没有，但我从未发现她戴过，也很少取出来看看。好像这些东西，比她身上的岁月，还埋藏得深。今天，我想起在母亲的柜子里，还藏有一些简单的银首饰，对母亲一生的遭遇，在难过之余，也有一丝高兴：至少，作为一位女人，母亲在贫穷的年月，也有过她的拥有。
因此，我会告诉你，棉花的气息，就是母亲身上的气息，间或，也有那些简单的银首饰的气息。
这些气息，应该还在母亲留下的柜子里，浸淫着每一道木纹。
现在，在马坊的大地上行走，面对大块的云朵，我很想见见棉花。
看它在母亲一直清贫的身体里，如何藏下温暖。
这是我对这块土地，仅存的一种要求。只是到现在，这里也不曾种过棉花。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生活的人，谁还像我一样，对棉花心存痴情呢？
没有了，绝对没有了。
高建群有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怀念棉花者，至少是在马坊。所以，我要亲亲棉花。
亲亲棉花，就是用我温暖的唇齿，亲亲母亲。
（《花城》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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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片段忆母亲（1）
孙晓玲
《亡人逸事》是父亲怀念发妻、具有自传性质的一篇佳作，写于1981年，曾经收录在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芸斋小说》中。从1984年1月至今，全国各地出版社选编的孙犁“散文集”、“精选集”、“珍藏本”、“系列作品”
已不下二十余种，显示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与生命力。其中十五六种都收录了《亡人逸事》，这篇作品已成为父亲散文系列中的代表作之一。
每当捧起父亲的着述，看到目录中《亡人逸事》的篇名，我的心中便会百味杂陈，如见亲娘。
在《亡人逸事》一开头，父亲便写了两个媒人因避雨而碰到在梢门洞里乘凉的我姥爷——无巧不成书的“天作之合”，但却抹去了自己这个育德中学中学生的存在。其实当时，他就站在媒人后边。正因耳闻目睹，这一段落才写得那样生动流畅。父亲总爱在清明或春节写回忆亲人的文字，写“怀妻篇”是否与我母亲的生日有关不得而知，然而母亲生前对父亲的生辰记得十分清楚。她对我说过：“你爹属牛，生日是阴历四月初六，有草吃。”说完，她就欣慰地笑了。
几年前，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过一个有关父亲文学业绩的展览，我和家人都去观看了。在展厅，我见到了魏巍伯伯和夫人，魏伯伯有些苍老，走路也不太稳，但仍赶来看展览，战友情谊很是感人。虽然人隔两地，又鲜通音信，但父亲每有文章发表，不论长短，魏伯伯都不放过。很多年前，我和二姐去西山八大处看望过他，还在他家住过一宿。他夫人刘秋华是我们安平县人，母亲生前提起过她，是报子营的。那天晚上，秋华阿姨亲切地与我们姐俩叙了家常。1993年父亲病重时，魏伯伯十分担心，他认为“老兄”的病，一是年龄关系，二是劳累过度，就好像一部汽车，只是让它尽情奔跑，却常常疏于保养修理。只要安心休养，自然会好起来的。
看展览时，魏伯伯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特别驻足仔细观看了父亲续弦后那一段文字，他是这段姻缘的牵线月老。那段时间，魏伯伯还送过我父亲与张姨一幅书录毛主席诗词的行草书法，秀美流畅大气磅礴，表达了他美好的祝愿。1976年春节，我生完女儿后，父亲亲自给起了带“玉”字旁的名字，又嘱咐张姨去看我，张姨还给我煮了4个猪蹄。那时我与父亲住得非常近，有一回，张姨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说：“你魏巍伯伯说，抗战小说，数你爸爸写得最多，也数你爸爸写得最好。”我听后心里挺激动。张姨的女儿叫小青，不太白可五官精致，戴一副黄边眼镜，特别爱看书，见了我总是“小玲姐”、“小玲姐”地叫。父亲并不是愿意家里老有亲朋住，可也克服着，对她很和气。想到父亲的处境，虽然早先我并不愿意父亲找后老伴儿，还为此和父亲发生过矛盾，但鉴于父亲没有人照顾是不行的，而且父亲和继母对我都挺好，尤其是父亲，比以前还要好，那种“有后娘就有后爹”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的心态慢慢地平复了。我还从百货公司买了两件礼物，送给他们，父亲很高兴。
“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许庼学林》
书衣文录）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江西“五七”干校，身材中等，比我母亲年轻、有文化又爱好文学，操持家务也不错的张姨，并没能在天津待多久，5年之后她又重回故地。
我依稀记得住在多伦道大院上初中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8年呀，8年没回家呀！”她说的是父亲抗战时期的经历，虽然期间也有短暂的相逢。
而“8年、9年”这样的字眼儿，在《嘱咐》这篇小说中出现过十余次。我记得母亲在天津看过一次程派、杨派名家联袂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看完后她曾对我说：“王宝钏彩球专打薛平贵，守了18年寒窑，不容易啊！”
感慨万端。由于母亲特别贤惠，我爷爷对儿媳娘家人也多有照顾。我姥爷死于破伤风，是个急病。他突然病故后，我姥姥带着8岁的大根舅和6个月的老姨，没有劳力，地里的庄稼又被人偷了个精光，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此时他们的亲生母亲已先于我姥爷病故。抗战时期，姥姥家的房子离敌人炮楼子近，为人忠厚的爷爷十分担心，就让姥姥一家住到自己的家里来，起码有一年多。
在冀中平原残酷的“扫荡”中，母亲扶老携幼奔波逃难担惊受怕，连日本鬼子端枪进屋搜查她都经历过。有一回，日本鬼子听说有地下工作者进了我们村，就用枪逼着，把村里人都赶到一棵大树底下跪着，惨无人道地放火烧人、烤人。母亲带着大姐也跪在人群里，她和年轻妇女们一样脸上抹土抹灰，把年仅十来岁的大姐的脸也抹得又脏又黑，并弄乱头发，用自己的身体使劲儿挡着，拼着一死也要保住清白，对得起在前方打仗的丈夫。退休后，大姐回忆家乡往事时这样写道：“母亲支撑着一切家务，听从奶奶的一切安排，做饭、带孩子、孝敬老人、纺线织布。我小时常听到爷爷对母亲说：‘振海家的，给我做碗挂面吃。’母亲深知爷爷年岁大了，每天下午半头晌，需要垫补点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