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年度佳作_耿立-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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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完啦。我以为是车完啦。等到我们即将退无可退的时候，曹中华说，我叫一二三，咱们就放手。我能够想象到放手后的景象，车子将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掉进太空，成为星星里的一颗。曹中华大概是哭了，我感觉到他就要丧失判断力了。
我看到曹中华的胸脯开始抽动，我感觉到自己的危险。我们放手后怎么跳，跳到哪里去——我们难道要先车子之先，跳到山崖之下。这有个时机问题，我焦急地和曹中华商量，趁此时赶紧跳，否则死路一条。再拦也没有用了——是啊。曹中华大喊，一二三！
我们在车离路边山崖还有一两米远时，急速跑到路靠山的一边。我们看到骄傲的吉普车加速度倒走，曹中华虚脱在地，而我目瞪口呆地看到车竟然被卡住了。
酿成奇迹的是一个石块做成的路标，还有一堆水泥板。我们过来的时候大约没有发现它们，但它们分别伸出手，拉住了自杀者的双腿。那辆吉普车险些把这两个救命恩人踢翻，但还好，它们有着与生俱来的牺牲精神。车子在臀部受阻后，妄图掉头换个姿势冲下山崖，但它最后只做到歪斜在路上。
路标上写着黑字：7公里。
我们的救命恩人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愿意帮助派出所的同志脱离险境。
我们的车该补的零件，需要维修的人手，都被落实到位了。
大约在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把车开到了洪一乡。我陷入在一身冷汗里，无暇对这个村一样的乡表达嫌弃和厌恶。
我看到一条折着的街，总共不到50米长，两边黑灯瞎火。我坐在车里，感觉到这里不会有一滴柏油。在经过一辆台球桌后，车子停了下来。两层楼的洪一派出所出现在我面前时，借着夜幕的掩护，勉强有一点威严的色彩。
但当我走进去看到它的大厅竟然布满栅栏，我就知道这房子肯定是从信用社或储蓄所打劫过来的。
派出所一个人没有，我用曹中华给我的钥匙打开了分给我的房间。我拒绝去吃饭，拒绝去喝酒，我悄无声息地睡去，就像我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
在将睡之际，我听到外边有县城话，那话大约是在说，把车借给书记吧，给撑个面子嘛。后来车子发动走了。
（《美文（上半月）》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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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章 沉重的乡村
原野
乡村在太多文人的笔下是唯美的。文人笔下的乡村人是各种变化和随意组合的道具，不管他让你的形象变得多么委琐和糟糕你都要默默地隐忍，于是某些骄傲的城里人在遭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乡村，乡村对于他们是温暖的，是让个性自由张扬和美丽的小叶玫瑰盛开的地方，是你施舍一滴水就可以收获一条滔滔大河的真情永驻的清凉之地。于是你就带着与生俱来的城市人的优越感和俯视的目光来到了乡村，乡村人真的用他们比泥土还要质朴的真诚来款待你，他们把平日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拿出来做给你吃，并送给你宁静的微笑和亲人一般的温暖，你心安理得地承受农人无私的馈赠，不带一丝感动。
其实乡村是痛苦的，每一位经营土地的农人的内心都负载着土地一样的沉重，他们默默地坚守和隐忍着太多苍白的日子带给他们太多的无奈。他们所以宽容和隐忍是因为他们拥有太多无法诠释和无法逾越的坎坷，他们不需要变得太过于精明，他们的精明只能为他们带来无尽的烦恼和不幸。于是他们把一切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交给上帝，他们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他们对上帝和苍天的虔诚比天主教徒半点儿也不逊色，他们在很多无奈的时候爱说的一句话是人活一世草活一秋，这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他们这样说时他们的面孔上就会堆起一缕麻木的微笑。我的老父亲是一个最诚实的农民，他曾经是一个公办小学教师，但他后来做了农民，他经常在一些星光灿烂的夜晚拿上一个小马扎和农民一起拉话，他和他们在一起一点也看不出他和一位真正的农民有什么不同，相反，他在听他们说话时总是微眯着眼睛恭恭敬敬地听，听他们用比岁月还要沉重的声音讲述着他们沉重的人生。当然他们也是有欢笑的，他们的欢笑是渗透了人生，是比真正的哲人还要大彻大悟的欢笑。
我总认为他们可以没有太高的文化，但他们之间的很多人都是深刻的哲学家，他们深刻的哲学思想有时让我们很多哲学大师都感觉汗颜，他们最大的悲哀是不懂得用唯美的语言和生花的妙笔将他们的思想和言行记录下来，他们去了，他们深刻的哲学思想也就和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父亲是一个思想平庸和随遇而安的人。他没有哲学家的头脑和思想，但我父亲却是个能发现乡村哲学家的人。在我的孩童时代，父亲经常用赞美的口吻提到我们村里的李伯山和周春河，这两个人在我崇拜英雄时代曾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到了我能读懂人生的年龄我真正地认识到了这两个人的不平凡，比如当年李伯山已经是一位年过六十岁的老人，他经常口里含着一杆旱烟袋坐在人群中沉默，他几乎很少讲话。他从未担任过村里和队里的干部，但他却有非常大的号召力，他所在的孙村第二生产队所有的社员都尊重他，队里遇有重大问题其中也包括生产队长也要找他讨教办法，经过他参与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都会化险为夷，而他本人却很不幸，他的老伴十几年前就因病瘫痪在床了，唯一的女儿也在一年的雨季被雷劈死了，改革开放的一九七七年李伯山因癌症去世，他的老伴也在不久后去世了，李伯山一家人去世以后孙村人经常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多好的一家人呀！就这样断了香火！
另一个乡村哲学家周春河虽然更拥有哲学家的风范，因他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但平日这人的性格阴柔，做人也亦正亦邪，没有谁愿意走近他。
我于1970年辍学后一直背着一只沉重草筐在故乡的土地上踽踽独行，我没有朋友亦没有人关注我，我像是一株无人问津的野草默默地生长，只有风和我为伍。我见证了北方原野上不同季节的风，初春的风狂野而肆无忌惮，它好像就成了大地上的主宰，它一路鸣叫着从遥远的地方吹来，它对大地上所有敢于阻挡它前进的物体都怒不可遏，它不厌其烦地向阻挡它前进的物体发动进攻，然而它前面的物体坚如磐石，最后风放弃攻击。
夏季的风温柔文静，如花季美少女款款地飘过绿色的原野，夏季的风里有太多生命的元素，它让柔弱的植物变得高大茁壮，它让野花的芬芳和泥土的芬芳糅合在一块，变成北方夏天大地上独特的气息，它为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送去一缕凉爽，因为在绿海一样的青纱帐里，正有农人在弯腰锄地。夏天的风是最受欢迎的美好使者，人们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总会举头望天的，他们是多么渴望此时会有一缕风吹来呀！而晚秋和冬季的风就不受人们的欢迎了，这时候的风只能为人类造成灾难，我孙村一位叫四平的小伙子就是在一个冬季被风刮倒的大树砸死的，他死时还不到二十岁。关于风的记忆是深刻和无法磨灭的，直到我到县城居住以后回忆我身背沉重草筐和狂风邂逅时的情景还令我心有余悸呢！
我对乡村的感觉是苍凉和悲壮的。七十年代初乡村的苦难是沉重的，所有人都因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所有人都期望用什么东西来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我当年最大的渴望是能够吃一顿猪肉大米饭，然而这样的渴望几乎就是奢望。七十年代的北方乡村一年里也见不到一粒大米，北方人只能吃到少量的小麦，更多的时候是仅吃红薯、玉米、高粱。而南方人却只能吃大米，七十年代初虽然国家搞的是计划经济，但粮食和各种副食品却很少进行交流，我在二十岁以前几乎没吃过香蕉和热带水果。脆弱的肠胃因常年见不到荤腥，吃到一点肉就要闹肚子。记得我十七岁那年去蒋辛屯镇领子村挖胜利渠，因第二生产队提前完成了大队下达的挖渠任务指示，所以队长赵宽破例为社员们杀了一头猪，并对参加挖渠的社员说，今天大家都给我敞开肚皮吃，猪肉炖粉条白面馒头管够，大家听队长这样说，真比过年还高兴。午饭时大家真是可着劲儿吃，转眼一锅肉和两锅馒头就被消灭掉了。等到傍晚时，几乎所有参加挖渠的社员都开始拉肚子，只是队长赵宽一个人没有拉肚子，队长赵宽就说看你们这点出息，就跟八辈子没吃过肉似的，一边说着，就去大队部的卫生室请医生。这次因为来挖胜利渠的社员们多吃了几块肉而每人都掉了几斤肉，队长赵宽望着因拉肚子而个个都面黄肌瘦的社员们说，为你们杀了一头猪我还说办了件好事呢！敢情倒把你们害了，社员们说害啥呀？要是心疼我们再给我们杀一头猪吧！队长赵宽就说得了吧！都杀了咱春节吃啥？
我背着沉重草筐在孙村的土地上行走时，内心里是渴望能有一个人听我倾诉的，然而这个人一直没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喃喃自语地对土地、对风、对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所有物体进行倾诉。这种喃喃自语的寂寞倾诉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我在告别草筐走进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以后，曾经历了一段无法和别人交流的漫长岁月，这一段时间里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劳动和沉默，为此队里一位新来的媳妇在和我一起劳动几天以后就断言我是个不会讲话的哑巴，她的断言让来检查生产进度的队长赵宽大笑不止，队长赵宽说他哪里是什么哑巴呀？他只是不愿意和你讲话，队长赵宽的话使得那位刚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满脸通红。
乡村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日子都是陈旧的，今天重复着昨天，明天重复今天，所有的重复都让人无法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寂寞是我所经历过的人生最大的寂寞。七十年代中旬我曾无数次见证了孙村人的死亡，昨天这个人还鲜活着转眼他就死去了，他们的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当年最无法让我接受的死亡就是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孙万明的死亡，孙万明死前的上午他还在锄地时和社员们说说笑笑，中午他就上吊死了。他的死亡据说是他因为收工回家后看到他风流漂亮的媳妇正在和村里的一位男人做爱。
七十年代中期的非正常死亡是司空见惯的，很多更深的夜晚风会送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又一条鲜活的生命消亡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小林也是在那些年代里死去的，他是看上了他的邻居家的漂亮女孩，那个女孩开始对他也有些好感，但不知因为什么漂亮女孩后来却嫁给了宋村的一个小木工。
朋友小林无法接受女友的背叛，就在1975年麦收前一个霞光灿烂的傍晚喝下了满满一瓶农药和半碗凉水。小林死后他的哥哥也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了，不久，唯一的姐姐也因病去世了，当年他的家中只留下了他年迈的父母，苦度着生命留给他们的最后时光。
七十年代留给我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我曾在很多宁静的黄昏泪流满面地回忆那段苦难的岁月。那段苦难的岁月虽然让我几乎对生活失去信心，但它却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学会了守望和隐忍，学会了尊重生命，尊重科学。
苦难虽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接受苦难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我在背着沉重草筐和在生产队劳动的数年里，失衡的精神几乎崩溃，我稚嫩的心灵无法接受太深重的苦难。在那些年里我无数次想到过死亡，并且设想着哪一种死亡更轻松一些，但不知为什么，孙村虽然有很多人在那一些年代里死去了，我却一直没有死。我之所以没有死，大概是和我当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关，我虽然很早就辍学了，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阅读，我几乎把从孙村以及孙村以外可以找到的书全部找来阅读了，我读巴尔扎克、梅里美、小仲马、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中外一大批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我在一个人面对旷野时曾无数次将自己装扮成书中的主人翁，我一忽儿成为小仲马笔下的阿尔芒，一忽儿又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了，我在我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是骄傲和自信的，但我在现实生活中却是脆弱和卑微的，我在七十年代里是拥有双重身份的，一种身份是虚拟的，一种身份却是现实的。
不知是哪一位作家说过，凡是从那些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是有很强的承受能力的人，他们可以承受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磨难。而双重承受磨难能力的人面对今天的一些小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七十年代不光只有痛苦和磨难，七十年代也有善良人性的关怀。1977年初冬大队要在北河套的地里打一眼深水井，我被派去参加打井了，我和一小队的一位叫春凤的姑娘负责清理从井里打捞上来的稀泥。春凤是个很清秀的爱清洁的姑娘，即使是干这样脏的活她的衣着打扮也非常入时。当时正有她们队里的一位叫小雨的男青年追她，她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叫小雨的青年，在小雨来看她时她总阴沉着一张脸，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小雨也知道她不喜欢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和她说话。然而不管小雨怎么努力，她对他冰冷的态度始终无法改变，有一次我问她说小雨对你这样热情，你为什么对人家这样冷淡呀？她微笑着说小雨是什么东西你应该知道，他整个一不良青年，一队的人办的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他，他要像别人一样我也就答应他了，比如像你……她这样说时，她的脸首先红了，我的脸也红了。
从此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每次和我讲话时脸都微微有些泛红，我和她讲话时也显得有些不自然了，而且我们双方讲话的方式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柔情。干活时我也故意抢着多干一些，她明白我是在有意照顾她，就充满感激地红着脸望着我说又让你挨累了，摊上了我这个拖后腿的人！我说没啥，摊上谁不也得这样干吗？她又羞红了脸，并为我拿来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白毛巾。她家里的日子很好，有时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也要带来一些拿给我吃。有时倒班倒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我就送她回家，送到她家门前，她也不急着进去，却睁大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望了一会儿，她会轻轻地叹一口气说你也回吧，并飞快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麦秋才结束，本来她已经答应了嫁给我，但她的一双父母却不同意我们的婚姻，原因是我的地主成分，她于第二年秋天和北京近郊的一位菜农结婚了，她的出嫁使我万分痛苦，我没有怪她，相反我却深深地感谢她曾经给我的爱。
她出嫁以后我也离开了故乡去四处漂泊了，漂泊的日子是苍凉和无助的，但我并不怀念故乡，因为我知道在故乡劳动的日子比我去四处漂泊也好不了多少！在故乡的七月钻进蒸笼一样的青纱帐里锄地，其感觉是城里人想不到的，我在读过郭小川写的“北方的青纱帐和南方的甘蔗林”的诗以后，曾经对这首诗提出过质疑，我以为郭小川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