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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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1）

　　　　德国入侵苏联后，帝国的运势从最高点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军的力量开始盖过第三帝国的势头。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他关于“全面战争”的声明。在一个由大批纳粹党拥护者组成的群众集会上，他问道：“你们想打全面战争吗？”集会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纳粹党员和挂了彩的伤兵，“当然想！”这些人齐声回答道。那次演说时，我大约15岁了。在我看来，所有德国人都已准备好为元首牺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战争宣言发出不到1年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以至于鲍曼、希姆莱和戈培尔不得不联合呼吁“人民的献祭”。　　　　
　　　　1943年，从希特勒青年团抽调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新的军团。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继任人亚瑟·阿克斯曼最先产生了组建这个军团的想法。青年团少年班的一些小头目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几岁，也在鼓动下加入了这个精英军团。这个被称为希特勒装甲训练师的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　　　　
　　　　这个军团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前共有15人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或者铁十字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该军团表现出了英勇，但是他们依然没能够抵挡住盟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盟军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空军力量上。诺曼底战役后，一批更为年轻的少年班志愿者也被征召加入了这个军团，这些志愿者大多出生于1927年。该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夺回布达佩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盟军赶回了奥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希特勒青年团的精锐部队，但是我年纪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愿者加入该军团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山区别动队。我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而且擅长滑雪，这些成为了我加入山区别动队的资格证明。加入别动队还需要接受体格检查，我全身赤裸地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听我的肺音，然后就在检查报告上签上了“体检合格”的字样，我于是被录取了。我向母亲要来了父亲的地址，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要告诉父亲的是，我注定要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元首而战斗。　　　　
　　　　我们的准军事化训练计划从1945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我在青年团少年班的资历让我成为了一所郊外训练营的辅导顾问，当时为了躲避空袭轰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转移到这类郊外训练营藏身。KLV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负责组织这些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我辅导的那个营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长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见到老校友鲁迪，自从我加入青年团少年班以来，我一直在猜想鲁迪的生活状态。　　　　
　　　　我再次来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鲁迪已经有9年时间。我很快就要成为战士了。鲁迪现在过得好吗？我凭记忆找到了他从前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房子的前门挂着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应门，周围看起来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我于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门。　　　　
　　　　“鲁迪？”开门的女子轻蔑地瞅着我，“你说的是那个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　　　　
　　　　我接着问她是否知道那个机构的地址。她摇了摇头。我又再问她是否知道鲁迪父母的下落，“鲁迪的父亲在打苏联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母亲呢？”　　　　
　　　　“她难道不是红十字的护士吗？”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鲁迪？”　　　　
　　　　“我也不知道……没准他和他的宠物都进了天堂了。”　　　　
　　　　我彻底灰心了。　　　　
　　　　我骑着车来到了从前我们家住过的旧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我接近那屋子的时候，听到一条狗咆哮的叫声。当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看门的狗总是激动地叫着，友好地欢迎来客。我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还记得以前老师对鲁迪的评语，“可怜的家伙！”老师解释说，是上帝让鲁迪成为驼背人，“如果换成你们是他那幅样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鲁迪的下落，或许他真的和他的宠物们一起上了天堂。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的父亲成为了战地记者，从前线为电台发新闻报道。在我父亲当战地记者的2年中，我就听过一次他的报道，是关于意大利前线的新闻。新闻的标题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讲述了在意大利战役中牺牲的一个英雄的事迹。我父亲在新闻中介绍说，那次袭击的目标是父亲他们位于农舍中的军营总部，父亲和一名中尉正通过军事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枚炮弹击中了中尉，中尉当场毙命。军营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坚守农舍，直到他们将牺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后的空地。我父亲用农舍的棚架木头搭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坟头，十字架上还顶着中尉的头盔。这个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父亲而自豪。　　　　
　　　　1944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庆祝，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我兴冲冲地从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们家过节的时候总是很喜庆，即使在战争的第5个年头，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居然想方设法地让节日变成了难忘的活动。我过完节就要随军开往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的准军事训练营开始训练。我感到，这个节日具有特别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11岁）从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小镇斯塔赫伦回来了，她们在那里的奥古斯塔高中上学，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们全部被疏散开了。我的两个姐姐都会吹长笛，她们经常练习。在圣诞夜前夕，当全家人唱起德国圣诞歌曲时，两个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圣诞节假期里，姐姐们还和电台表演团一起去当地的军队医院慰问伤兵。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母亲在女佣的帮助下，不停地烤着各种食物：饼干、姜饼、杏仁蛋糕和葡萄干甜面包。我的父亲也从地中海战地回来了，带回了杏仁、桔子和柠檬。　　　　
　　　　圣诞节那天，我终于决定给父亲看巴尔杜·冯·席腊赫写给我鼓励我继续创作诗歌的那封信。现在父亲终于认可了我作为希特勒青年团小头目的成绩，我猜想，他应该不会再反对我写诗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写诗过日子。我还打算让母亲也读读这封信，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应该让父亲先读到这封信。　　　　
　　　　父亲显然很吃惊。信的内容很简短，我觉得他可能读了两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好留着这封信”，他并没有说别的。　　　　
　　　　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带上了一顶桂冠，没有人能够把它从我头上拿走。　　　　
　　　　这次聚会是我们家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不久以后，我前往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参加准军事化训练。当我登上火车离开的时候，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布雷斯劳就快被苏联军队全面包围。纳粹的宣传具有可悲的欺骗性，我很快就尝到长久以来期待的战争的滋味，我的家人也一样。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2）

　　　　假期结束了，我在元旦前夕返回了巴伐利亚。我们的山区军事训练将持续3个星期，而且是在让我赞叹不已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我们学习滑雪和基本的登山技巧，还在训练中学习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这还不是山区作战入门训练的全部内容。3个星期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苏联红军进攻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布雷斯劳就要落入敌人的手中，我不顾一切地想回到家里，与家人在一起。我决定在训练结束前3天提前离开，我在天亮前跳窗逃跑了，搭上了一趟开往布雷斯劳的火车。在返家的途中，我第一次目睹了战争制造的混乱场面，到处都是难民。最后，我换乘了两次火车才回到了布雷斯劳家中，绝大多数火车都被迫往西开，当我进入布雷斯劳城中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混乱的场面。惊恐交加的人群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大喇叭高声播送着新的通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们家的公寓，但是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我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房间里一切看上去整洁有序，但是看不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影子。我冲了个澡，换了内衣裤，仍然穿着制服，然后打开了收音机，我听见广播说，“现在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刻，我们要解救祖国。”　播音员说，布雷斯劳现在成为了一座堡垒。卡尔·汉克是布雷斯劳当时的防务官，他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坚决号召城里的所有男人和男孩为保卫布雷斯劳而战。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像被人堵住了一样。　　　　
　　　　我躺在了床上，仍然穿着制服，试着理清思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很快就疲惫不堪地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噩梦吓醒了。在梦中，我遭到了少年班同学们的审判，因为在大家英勇抵抗苏联军队的时候，我却在家蒙头大睡。刚醒过来的几分钟里，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家里。我的心怦怦乱跳，吓出的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打湿了。收音机还在广播，播音员宣称，逃亡者将遭到行刑队的处罚。女人、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到规定的地点集合，其他人则要到最近的民兵站报到。我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但是紧张不安、自我怀疑和恐惧占了上风。　　　　
　　　　我最后还是去报到了，并且被安排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需要在离开前找个朋友聊一聊。我在布雷斯劳城中四处寻找以前的朋友，但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我到今天都在奇怪，那一天我为什么没有去电台找我的父亲。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大喇叭的广播：“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刻到来了，我就快要面临死亡了，我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峻性。　　　　
　　　　我不想做一个懦夫，但是我准备好牺牲了吗？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由于健康的原因，我没能加入地对空的高架炮队作战，而是加入了KLV做训练营辅导顾问。虽然我被吸收为山区别动队的志愿者，但是还没有真正地经受过考验，我在训练中出现过头昏眼花的情况，于是我决定不理会广播，直接去KLV办公室报到。或许他们会把我送回到尤勒斯托弗的学校。但是，我和谁商量呢？大家正在街上忙着架设坦克障碍物。我又一次回到家中，给母亲留了个便条，然后我就出发前往KLV办公室。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呢？　　　　
　　　　我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我在KLV的上级卡尔·库茨克（Karl　Gutschke）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了我。他现在穿着一身中尉的军服，“莱曼，你能赶来太好了，我们正在组建一支精锐部队。”　　　　
　　　　我敬了一个礼，立刻又感到迷惑不解。库茨克是一个残疾老兵，他的肺在战斗中受过伤，现在，他和另外两个残疾老兵接到命令，要率领能够扛起武器的孩子们加入战斗。很快，我们就要开火了，用我们的武器和精神与敌人拼搏。现在，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库茨克和那些从军队医院出来的编外士兵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库茨克训练营团队的队伍。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兵队伍，队伍里包括了KLV的成员、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还有瓦尔塔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生和准军事训练营的学员。　　　　
　　　　我们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第三帝国教育体系的熏陶。新发给我的民兵野战服实际上是一套没有勋章的军服，这套衣服并不合身，肩膀的部分太宽松，腰部又太肥大。靴子也太大了些，我多穿了两双袜子后，才勉强不让靴子掉下来。　　　　
　　　　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以前接受的准军事训练也不过是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卡宾枪甚至机枪做武器，而且不再用手榴弹练习投弹，而是学习发射火箭筒。　　　　
　　　　我们是希特勒青年团布雷斯劳要塞团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投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中。库茨克已经接到前进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占领了布雷斯劳东南方向一个村子的苏联人。因为战斗将在开阔场地上进行，我为自己不必局促在碉堡中抵抗而感到庆幸。我在潜意识里也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我已经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昨天好像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而明天却似乎遥不可及。我迫使自己写点东西，强烈的求生欲望充斥了我的脑海，作为一个士兵就应该这样。我后来回忆起，自己在写下面这首诗时，内心其实相当矛盾。　　　　
　　　　战争是自由的挣扎，　　　　
　　　　通往胜利的道路遍布坟墓。　　　　
　　　　而我必须奋力抗争，　　　　
　　　　为了活着，为了回到故乡，为了自由地生活。　　　　
　　　　我把这首诗藏在了胸前的衣服口袋里。现在回头来看，它其实算不上是一首诗，那只是我在仓促间寻找苟且活下去的借口罢了。我要想活下去，就得按照指令杀人。　　　　
　　　　当然，希特勒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专制统治者。戈培尔或许比伊亚·埃亨伯格要含蓄一些，但是他的宣传口号也号召德国人视仇恨为天职，以报复为美德。戈培尔煽动我们大肆杀掉苏联士兵，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求生愿望绝对是见不得光的想法。如果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我应当公开宣扬自己的好战热情、杀戮思想和光荣赴死的决心。


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第一滴血（3）

　　　　库茨克想收编我，让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说，“你还是会跟在我身边的。”　　　　
　　　　1月29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车，开往前线，去夺回一个被苏联人占领的村庄。进攻计划在凌晨5点开始。尽管我们在头天晚上几乎没有睡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们的纵队在一个谷仓集合，库茨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到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刻了，我们有一份任务要做，为了德国的存亡，我们必须保住西里西亚。　　　　
　　　　库茨克像对着一群士兵发言一样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他希望我们为帝国增光，鼓励我们胆大心细。“你们面对的是苏联人，”他说，一只手指着村庄的方向，“他们只想干掉你们，你们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活命。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对付。你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更英勇的战士，你们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库茨克说，我们的两翼将有3支泰格装甲坦克分队支援，而且还有两个连的步兵跟随其后，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行动。　　　　
　　　　我们从未接受过步兵进攻的训练，我们归近距离进攻坦克旅管辖，是一支配备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队。我们装备的火箭筒是便携手握式的，带有可刺穿坦克装甲的火箭头，可以在近距离攻击坦克。我们在进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这种火箭筒。按照这天的进攻计划，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袭击这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