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大汉帝国风云录-第4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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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发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速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阳之乱，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和平改制的机会，但这个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现彻底击碎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梦想。他们愤怒了，悍然反击，终于导致了这场倾覆社稷的浩劫。
今天的事实是，董卓挟持天子，占据关中之利，时间拖得越久，击败的难度就越大。袁绍、袁术、韩馥等州郡大吏因为种种原因被逼到了绝路，如今只有破后而立一途，所以他们干脆下定决心把社稷推倒重来，重建大汉江山。天下大乱，给了黄巾军东山再起的机会，铺天盖地的黄巾军横扫州郡，无人可挡。没有了强大的朝廷和统一的指挥，这场叛乱的平定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大汉崩溃的浩劫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我该如何选择。
“我如果答应了，算不算背叛先帝？”李弘问道。
赵岐摇摇头，“只要大汉社稷在，只要刘氏子孙世世代代为大汉的皇帝，大将军就算实现了对先帝的承诺，没有辜负先帝的重托。”
李弘犹豫良久，又问道：“天子怎么办？”
“改制没有完成，大将军就不能勤王。”赵岐断然说道，“这是大将军对朝廷的承诺，也是朝廷支持大将军主掌权柄，中兴社稷的条件。”
李弘非常吃惊地问道：“老大人，朝廷先前制定的振兴之策不是这样，太傅大人……”
“太傅大人和我们都没有对你说。”赵岐打断李弘的话说道，“因为大将军执掌兵权，和改制的事暂时没有关系。打下洛阳后，我们自然会对大将军详细解说此事。”
“我们一直尊奉当今天子，牢牢占据了大义。”李玮解释道，“但天子久在叛逆之手，威信全无，将来回朝后，肯定要禅让退位，这是大汉不成文的法规，所以……”
李弘霎时明白了。他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白痴，一个除了打仗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李弘不寒而栗。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 第十二节
学术、国策、律法、改制、中兴这些事，其实都是大臣们、士人的事，自己一旦不慎，就会重蹈董卓的覆辙。想想董卓奏请天子设立古文经学博士，让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并列官学的事就知道了。所有罪名最后都是董卓的，改制不对，杀人更不对，反正都是董卓不对。如果这个改制由袁隗和大臣们来办，他们也要杀人，但他们杀人可能就是盖世功绩了。
自己主政了，执掌权柄了，但接着要干什么？要听这些士人的话，要成为这些士人手中的刀，要成为士人夺回相权的武器，要保护士人按照他们的梦想进行改制，重建一个崭新的大汉国，否则怎么样？否则他们就不支持我执掌权柄，言下之意就是要对付我，要告诉天下人，我就是第二个董卓，是大汉第二个最大的奸侫。朝廷的大臣们和袁绍、韩馥有什么区别？大臣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勤王，勤王之后还要逼迫天子退位禅让，这和袁绍现在要废黜天子重建皇统有什么区别？大臣们不惜大动干戈，不惜生灵涂炭，要杀袁绍、袁术、韩馥，要把所有阻碍中兴社稷的人都杀了，这和袁绍举兵讨董诛杀毋丘毅等四位大臣有什么区别？今天他们可以筹划征伐杀袁绍、袁术等大臣，可以商量将来如何逼迫天子退位，明天他们也可以筹划杀我，甚至我死后，还把所有罪责一股脑儿推给我。
当真以为我是白痴啊。
打下洛阳后，自己背着中兴社稷的大任，被朝廷逼着南下打袁术、孙坚和孔伷，东上打袁绍、韩馥、刘岱等州郡大吏，接着还要去平定黄巾军，去关中勤王，打到最后我北疆大军还能剩下几个人？我要是不死那真是奇迹了。
从历史悠久、血腥残酷的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之间的权力斗争来看，朝廷不是自己待的地方，权柄也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血淋淋的事实太多了，眼前就有大将军何进和相国董卓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打下洛阳后，我还是立即把朝廷迁到洛阳，然后迅速从洛阳脱身。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性命，更是为了北疆的生存，北疆数百万百姓和十几万边军的生存。
你们想怎么干你们干去，我不掺和，我奉旨戍守北疆，我只要把北疆保住，大汉社稷就能留得一丝元气，我也算实现了对先帝的承诺。武人惹不过士人，难道还躲不起？不勤王就不勤王，只要当今天子还是九五之尊，只要他还活着，我也算没有背叛先帝，没有违抗先帝的遗诏。我就不信，凭你们这些人，难道还能把大汉社稷翻个底朝天？
李玮刚才要我慎重又慎重，显然也是话里有话。
李弘考虑再三，摇摇头，“当务之急是拯救社稷，尽快稳定社稷，而不是急于商定中兴社稷之策。”
赵岐非常失望，仰天长叹。
李玮一脸肃穆，眼里悄悄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李弘拒绝执掌权柄。
为了确保大军击败董卓，占据洛阳，早日西上长安勤王，李弘极力劝谏长公主和朝中大臣们不要解散朝廷，还是以冀州牧韩馥代理太傅府暂理国事，渤海郡太守袁绍领监御史，自己率军征伐为上上之策。
现在袁绍在河内惨败，三路夹攻中路取胜之策被迫取消，只有两路夹攻了。但当前的问题不是大军能不能攻占洛阳的事，而是大军能不能得到冀州粮饷支持的事。
袁绍大败，实力剧减，黑山黄巾军肯定要趁机下山，再度南下攻击兖州，力图和青州黄巾军会合。同样因为这场惨败，激化了袁绍和韩馥之间的矛盾，袁绍为了生存，迫不及待要拿下冀州军政，以确保自己的实力，捍卫自己在讨董联盟中的盟主地位。袁绍现在只有巩固了自己的权势，才能确保袁阀的生存和袁阀在未来朝廷中的绝对权威。冀州要大乱了，大乱的时间和速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料。
冀州大乱后，韩馥面临晋阳朝廷、袁绍和州郡大吏、黄巾军各方面的压力，他势必要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和冀州争取一条活路，所以他会用各种借口拒绝向北疆大军供应粮饷。事实上，韩馥四面楚歌，自身难保，也的确没有余力再帮助北疆军攻打洛阳了。
朝廷现在不能蓄意挑起韩馥和袁绍之间的内斗，相反，要极力压制两人，最起码要在大军攻占洛阳之前，确保韩馥冀州牧的地位，不能让冀州大乱。
李弘忠诚为国，不贪权柄的举动远远出乎大臣们的预料，这极大的鼓舞了大臣们中兴社稷的信心。
在随后的朝议上，长公主因为身体不适，提前回府了。李弘随即当着张温、卢植等大臣们的面，明确表态支持朝廷改制，遵从朝廷的旨意。但因为自己的确不谙朝政，对朝廷改制没有任何助益，所以还是明智一点，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骠骑大将军。李弘说，武人就该干武人的事，应该戍守边疆拱卫社稷，不能干涉国政。董卓就是个现成的例子，他也想社稷稳定，大汉富强，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祸国殃民之路。我要吸取教训，不能害人害己害社稷。我曾经答应先帝，愿意一辈子为大汉戍守边疆。我今天还是这句话，我尊奉天子，尊奉朝廷，忠诚于大汉国，戍守于北疆边塞，若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李弘的态度非常诚恳、坚决，不管李弘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一刻，李弘赢得了大臣们的感激和尊敬。
由于李弘让出权柄和河内袁绍的大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廷需要立即修正拯救社稷之策。
第二天，长公主府、太傅府和骠骑大将军府的主要大吏合议。
长公主府和太傅府拿出的策略基本上没改动，修改处不过就是暂时安抚韩馥和袁绍等诸多州郡大吏，以便给攻打洛阳争取足够的时间。
骠骑大将军府提出的策略却和过去有很大区别，改动较多。
骠骑大将军提出，为了尽快稳定社稷，打下洛阳后，朝廷应该一面继续攻打长安做出勤王姿态，表明朝廷勤王的决心。一面大力安抚各地州郡，拜封州郡大吏入京为官，共同商议改制之策。李弘认为改制之策必须要得到各地州郡的同意和参与，否则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顺利实施。
这样一来。我们就剩下平定黄巾叛乱和讨董两件战事。北疆大军负责勤王讨董，各地州郡的郡国兵负责平定黄巾叛乱，如此两到三年内即可彻底稳定社稷。
李弘这个总体策略看上去非常好，利国利民，但仔细一想，却不难发现李弘这个策略不但有保存实力的嫌疑，更有割据称霸，牺牲朝廷的嫌疑。
李弘故意避开了朝廷和韩馥、袁绍等讨董联盟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以求同存异为由，把继续拥戴当今天子还是重建皇统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抛到一边不提了。双方既然同殿为臣，李弘自然不用出兵攻打韩馥、袁绍、袁术等所谓的“大汉叛逆”了。
另外，由于朝廷在改制成功之前不想勤王，讨董只是虚张声势，所以此时最重要最紧迫的战事应该是平定黄巾军的叛乱。但李弘死死抓住勤王不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立即西上讨董勤王，李弘的真正目的很明显，北疆大军既然以勤王为主，当然就不用到各地去平叛了。
不过，李弘还是主动承担了一个地方的平叛重任，那就是冀州。让大臣们感到不安的是，李弘提出的平叛策略不是武力征伐，而是武力招抚，他要招抚黄巾军，要安置流民屯田。李弘据此为由，再一次向朝廷提出了十年之约，他要主动承担北疆，幽州和冀州的屯田重任。这十年内，他不要朝廷一个钱，仅仅依靠三州的财赋，他就可以把三州的屯田顺利完成，可以把各地的流民全部安置，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