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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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搞的，蘑菇全都吃掉了，只留一点汤给我。”危秀英见刘彩香醒了就开始埋怨她。
“你亏了没吃，我们好像是吃蘑菇中毒了。”刘彩香有气无力地说。
可手头什么解药也没有，她俩只好去河沟里打些清水，然后挨着个儿地往嘴里灌。没过多久，她们竟然一个个又都醒过来了。这些女人的命真的很大，集体中毒也能集体解毒，还是在没有任何解药的情况下。也许是河沟里的水也有毒，以毒攻毒，毒就自然消除了。危秀英曾这样想，在采访中，她也是这样对记者说的。这还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然，这些女人们之所以能够再次醒过来，多亏危秀英及时赶到，如果时间再久的话，情况就很难说了。
打土司
红军筹粮遇到了很大的难题。还是走在路上行军的时候，钱希钧就看到了一处比较宽敞的寨子，估计应该是个土司宫，但它远远比不过卓克基的官寨。到达宿营地之后，她便叫上邓六金、钟月林等前去那个寨子里“打土司”。
走进大门以后，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也没有粮食的影子。她们翻遍了屋里屋外的犄角旮旯，可就是找不到粮食。
这么大个院子，屋子一间接一间的，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家，可怎么会一点能吃的东西都没有呢？都带走了？也不太可能。按照以往她们打土豪的惯例，土豪劣绅的家里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存放着够吃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粮食和杂物，以防大灾或战乱。钱希钧总觉得这里不应该一点粮食也没有，于是女人们又开始更细致的一轮搜索。
就在这所寨子的一间破旧的仓库中，钱希钧发现角落里有两个亮点在闪烁。因为是傍晚，仓库里黑咕隆咚的，看不清楚。她喊来邓六金和钟月林，三个人仔细一看，都觉得好像是个人藏在一堆杂物中。
年龄最小的钟月林放开喉咙大喝了一声：“什么怪物？快出来！”
话音刚落，就听见“嘤嘤”的哭声从里面传出来。一个满脸乌黑，只露着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女人走了出来。一边哭，还一边求饶。
经过她们的仔细盘问，这个女人向她们哭诉了自己的不幸身世。她本是个汉人，在一次汉藏两族的械斗中被土司抓来，因为她人长得漂亮，才没有被处死，并被强迫做了土司的小老婆。她在这个家里地位很低，还不如个小丫头，经常遭到土司和土司婆的打骂。土司逃走时，她悄悄地躲了起来，一心想等土司们走远以后，逃回娘家。红军的到来，让她想到了“共产共妻”的宣传，她就害怕地藏了起来。
看到她害怕的样子，钱希钧向她说明了来这里的目的，还介绍了红军的政策，并纠正了她所说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传。
这个女人一看这三个同为女人的红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怕，反而还挺和善可亲。女人还听钱希钧说，并不白拿走他们的粮食，还要给她钱。这个女人一开始并不真的相信，当兵的吃粮食还给钱？！但当钱希钧从衣袋里掏出银元放在她的面前时，她不知说什么好了，马上带领三个女红军，把她所知道的土司藏的粮食全部取了出来。这个女人还一再请求，非要和钱希钧她们一起参加红军。
迫于当时的形势，长征途中原则上是不收女红军的，钱希钧只好婉言谢绝了她。临走时，女人们依依不舍，才见面已成好朋友。
钱希钧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位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夫人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生下来刚刚满月，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姓张的人家当童养媳。虽然在她小的时候，也不免像所有的童养媳一样，从事过许多繁重的家务劳动。但这个张姓人家的三儿子张秋人，也就是钱希钧当时未行过礼的丈夫，是一个进步青年，极力反对童养媳制度，他们两人一直没有结婚。
后来，张秋人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在钱希钧十七岁的时候，张秋人写信让她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读书。这是一所共产党创办的学校，钱希钧在这里半工半读。她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出版发行工作和中央的地下交通工作。在工作中她与同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她的领导人毛泽民产生了爱情，并于1927年4月结为夫妻。
在上海，钱希钧还曾一度照顾过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1931年春夏之交，钱希钧和毛泽民一起经香港来到红都瑞金。他们将从上海带来的毛岸英三兄弟的信，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在苏区，钱希钧依然从事银行的会计工作，既是毛泽民的贤内助，又是毛泽民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她和毛泽民在一起，学习到了许多与敌人周旋斗智的方法，经历了多次危难和坎坷，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长征途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钱希钧从来没有退缩过，护担架、运伤员、背行李、扩红、筹粮。她任劳任怨地走在队伍中。
木楼下的收获
干部休养连接连翻过了一些雪山以后，在打鼓驻扎下来，进行一番休整，筹集粮草，准备爬过另一座绵延横亘的大雪山。
谢飞、钱希钧、钟月林住在一户像是富裕一些的藏民的小木楼里。木楼分两层，上面一层住人，下面一层用来圈养牲畜。粮食和牲畜在红军到来之前早已被转移走了，每天她们只能去采些野菜回来，在大锅里煮一煮当作饭吃。这样没盐没油苦涩涩的菜糊糊，她们已经连吃好几顿了。
这一天，她们又去采野菜。对于野菜，董必武比较有研究，他经常告诉女人们什么样的野菜有什么样的味道，是否可以食用，一些可以入药的野菜还有什么功用等等。味道好些的野菜很快就被大家吃掉了，剩下的只有野芹菜这类味道不佳的，被三个女人采回来煮着吃。望着绿乎乎的一锅糊糊，闻着芹菜特有的那股味道，谁都不想动筷子，于是，三个女人趴在木地板上一边休息一边聊天。
由于饥饿，她们聊天的内容不外乎一些关于吃的话题。每每部队补给跟不上，吃饭成问题的时候，女人们聚在一起，就会把她们曾经吃过的和一些听说过但自己还没有亲自尝过的美味，例数一遍，有的还添油加醋，说得津津有味。女人们还自己给这种聊天会起了个诙谐的名称，把它叫作“牛皮”大会。每到这时，蔡畅就成了大家追问的对象，好奇心重的女人就会问起外国人的饮食习惯和一些大菜的做法。然后，女人们还会七嘴八舌地描述自己家乡的各种不同的美味食品。
三个女人一台戏。正当她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谢飞透过地板的缝隙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叫了起来：“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于是，三个脑袋挤在一起顺着地板缝朝楼下的牲畜圈里看去。
“哪儿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几堆牛粪嘛。”钱希钧摇着头说。
“对呀，你再仔细看，看牛粪上有什么？”谢飞引导她说。
“有麦粒，麦粒，我看见了。”年龄最小的钟月林高兴地叫了起来。
“只是太脏了，你们看，上面还爬着蛆呢。”继而，钟月林扫兴地说。
是啊，这些不知是掉在牛粪上的，还是牛没有消化掉又拉出来的麦粒，让三个女人惊喜了一阵，但很快她们就打消了下去捡拾的想法，因为一想起同在上面的蛆，她们就感到恶心。
正在这时，一位男同志来串门儿。当他听说楼下的这些情况，又趴在地板上看了一阵以后，这位男同志便飞身下楼，冲进牛栏，捡起了那一撮一撮的麦粒。
趴在楼板上向下看的女人们，眼看着别人捡走了她们发现的粮食，有些坐不住了。“快下去，别让他一个人捡光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三个女人便箭也似地冲下了楼梯。
她们不仅捡拾了散落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晾干的牛粪上的麦粒，还把牲畜圈中堆放的干牛粪也捣碎，从中捡拾出了许多牲畜没有消化掉的麦粒。很快，她们每人捡拾了足有二三斤重的粮食。
然后，她们将其淘洗干净，去除了杂质和异味，再放到大锅里烘炒成香喷喷的炒麦粒，装进了各自的干粮袋。
在后来的行军途中，时不时抓几把炒麦粒放在嘴里，成了她们三个人一路上的习惯性动作。看着她们吃得那个香劲儿，周围的人也伸出手来，向她们要着吃，居然还有一位干部提出用他仅有的半块肥皂来换炒麦粒，肥皂在当时可是宝贵的财产呵。她们拒绝了交换，而是很大方地抓一把送给他，然后，三个人相视一笑，没人知道这其中关于牛粪的故事。
当然，这并不是仅有的一则关于粪便与粮食的故事，在红军进入大草地以后，后续部队由于找不到粮食和野菜，饿得饥不择食，曾经从先头部队战士的粪便中找寻麦粒，洗净后炒一炒又放进嘴里。如果不是到了生命最危急的关头，如果不是有一种信念支撑着、有一个目标在前方，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不会发生。环境考验意志，条件限制行动，也许他们在吃这些麦粒之前，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感觉，他们为了生存，为了保存实力，做出了令自己都难以接受的选择。
有盐的滋味真好
缺食少粮使女人们饥肠辘辘，长期吃不到油盐使得她们行动起来有气无力。刚刚从雪山上滑落到山脚，瘫软了一般，坐在一片收获后的玉米地里。几个女人在一堆堆的玉米秸里翻找着，偶尔会有惊喜出现，那是她们找到了几个残留在地里的老玉米。
连续多日的野菜充饥，一旦看到了粮食，她们的两眼放出了光芒。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啃起了硬邦邦的生玉米。也许是因为饥饿，也许这生玉米嚼起来并不那么甜美，女人们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老玉米囫囵吞下。坐在一旁的蔡畅看在眼里，不得不纠正她们的吃法：老玉米要慢慢地嚼，这样就能从苦涩中品味出甜美来，又好吃又有营养。
正当女人们采用这个方法，打算从这硬生生的玉米中品出香甜的时候，看见刘群先急火火地从远处跑了过来，边跑还边大声地叫喊：“姐妹们，快看，我搞到了什么！”
这时，十几双眼睛投向了她手里拿着的一个香烟盒。
刘群先冲着大家摇晃手里的香烟盒：“快生起火来吧，我这里是盐，我搞到了盐。”在这个时候，别说能搞到一小盒盐，即使能搞到一小撮盐也是很了不起的。大家七手八脚地支起了锅灶，点燃了火，一边看着刘群先把香烟盒打开，小心翼翼地向锅里撒盐，一边询问这盐的来历。
“阿宪（博古原名秦邦宪）把盐藏在了这个烟盒里，带在身上，一直都舍不得用。被我发现了，我就打他的‘土豪’，全部给没收了。”
此时此刻，当女人们吃上带有咸味的煮玉米，无疑比任何节日聚餐还要高兴，谁也说不清已经多久没有吃过放盐的饭菜了。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女红军，她们对生活的要求太低太低，一点点盐巴就能让她们心满意足，一点点盐巴就会让她们信心倍增，看到生活的希望和革命的曙光。
难以应对的有米之炊
在黑水芦花一带休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追兵虽已被甩掉，但饥饿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这些从中国的南江一路征伐过来的军人们。
自从进入藏族居住地，就连红军一向最起作用也是他们最拿手的群众工作，也一度陷入了僵局，因为这一带，根本没有群众。藏民像对付所有汉人军队一样，远远地躲进了大山里，并带走了所有的牲畜，深埋了所有的粮食。这些藏民根本无法接近，他们躲在山上的树林里，只要红军走进他们的视线，他们就像平时射杀野兽一样，向进山的红军开枪射击，而且枪法极准，几乎是一枪就撂倒一个。红军有纪律不能还击，如此一来，红军时有伤亡。搞不到粮食，有的红军便跑进山里打野猪、牦牛，同样遭到藏民的暗算。吃饭的问题成了部队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去搞吃的，红军牺牲不少，造成了部队减员。
幸好，此时田野里的青稞开始成熟。虽然不很茂盛，但那迎风摇曳的麦穗，使饥肠辘辘的红军干部战士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朱德总司令和张闻天总书记带着干部休养连的女人们走进了田间，纷纷拿起镰刀，收割这唯一能够当作口粮的庄稼。当女人们重又回到早已疏远了的劳作状态时，她们的那种兴奋和女性的纯真，在这无拘无束的田间地头，又一次充分地展现出来，歌声与劳动竞赛仍然是她们常演不衰的田间大戏。
这些生长在南方的女人们，对水稻是熟知的，但对于这种高原地区的青稞，却从未接触过，收获之后如何享用成了问题。驻地没有打青稞的工具，女人们就围坐在一起，用手掌来搓青稞。时间长了，搓得多了，有的人手掌上的皮被搓掉，有的手掌还打了血泡。好不容易从青稞壳里搓出了麦粒，还是找不到粉碎的工具，大家为了填饱饥饿的肠胃，只能把搓下来的麦粒放在大锅里煮。熟了以后，就那样连皮一起吃下肚里。一开始吃时，正是饿的时候，也还觉得新鲜，但吃的次数多了，尤其是吃完以后不消化，常常吃进去的是一团一团的麦粒，拉出来的还是一团一团的麦粒。刘英的胃病就是在这个时候落下的。
但无论如何，青稞麦成了红军穿过藏族居住区解决燃眉之急的口粮，正因为有了它，红军才没有饿死在茫茫的雪山草地。
这些为了自由追随幸福而来的女人们，革命之初说什么都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她们会在这人烟稀少的高原山区，难以应对这有米之炊。
李坚真的处分
就为出发前的筹粮问题，李坚真要撂挑子，为此她受到了自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批评和处分。
过草地前，要求每人必须备足15斤口粮。虽然毛儿盖在这一地区来讲算是富裕的城镇，但突然间多出来几万人的军队，而且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就是再有粮食也该吃得差不多了。干部休养连本来也没收获多少青稞，到这时剩下的已寥寥无几。眼看就要出发了，粮袋还是瘪瘪的，大家都很着急。董必武亲自出马，带上自己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上山去找粮食。
为此，李坚真很担心。于是，她便去中央机关，本想找到李维汉或是李富春反映一下情况，并请他们帮助干部休养连想些办法。因为周恩来曾经交待过，休养连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可找这两位领导。但由于当时中央机构的变化，他们都去别的单位任职。李坚真只好走进了政治部主任蔡树藩的办公地。蔡主任听完了李坚真的汇报，非但没有给他们解决问题，反倒把李坚真批评了一顿：“休养连也不能特殊，要和战斗部队一样，一律按上级命令行事，粮食自己找，自己背。休养员和运输员的粮食，由你们工作人员去找，伤病员的粮食，由你们工作人员代背。”一走出政治部，李坚真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就像两条雨季的小河汩汩地流了下来。休养连怎么能和作战部队比呢？平日里，再苦再累再危险，她们自己扛过去了，伤病员对她们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