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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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贺子珍拿出一件毛衣，这或许是这个家里最贵重的物品，递给贺怡。　

　　贺怡接过毛衣，也接下了姐姐的重托。　

　　小毛毛从这时起就离开了亲爱的妈妈。最初，小毛毛由傅连的夫人抚养。由于大部队撤走以后，整个苏区很快便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生活艰难，为减轻傅夫人的负担，毛泽覃和贺怡接走了小毛毛。后来，留下来的红军被迫钻山洞穿林海，开始为期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小毛毛便跟着叔叔和婶婶艰苦转战，颠沛流离。毛泽覃正是青年有为，意气风发之时，谁也不曾想到自己会战死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　


　　从孩子的安全考虑，毛泽覃后来把小毛毛寄养在自己的警卫员家中，后又多次转移。终因毛泽覃牺牲，线索中断。　

　　1949年11月，经组织同意，贺怡前往赣南寻找小毛毛。贺怡是个急性子，到了赣南以后她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仍不见小毛毛踪影。11月21日，贺怡乘车返回吉安途中，在泰和县丰塘桥翻车，不幸遇难，年仅37岁。　


　　对于送走小毛毛一事，曾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这样对她说：“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四岁（这里的“四岁”应为小毛毛的虚岁，按实际年龄算，当时小毛毛为两岁半左右，不到三周岁——作者注），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小毛毛的依恋和不舍之情。　


　　留下儿子的时候，贺子珍非常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先前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何忍再失去这个曾经带给他们夫妻欢乐的儿子？然而，贺子珍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才是母亲，战争使她的意志越来越坚强，也催生她的斗志。舍小家，顾大家是她最终的抉择。　


贺子珍翘首云石山（3）　

　　毛泽东十分理解妻子贺子珍的艰难抉择。在追随毛泽东十年的岁月里，仅从一个女人和妻子的角度，贺子珍先后为他怀孕10次之多，大小产共有6个毛姓儿女出世，但因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李敏一个女儿。难怪传说毛泽东一生三次落泪，其中两次都是起因贺子珍。贺子珍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这十年，是毛泽东最落魄、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最后她却落得浑身伤痕，满心的伤痛，“一天好日子都没过”，怎能不为之唏嘘？　


谢小梅泪眼送女儿　

　　与贺子珍同样，在大部队转移的最后时刻，才接到通知随队出征的还有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路线”中罗明的妻子。　

　　1933年初，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第四次反“围剿”的全局出发，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报告送交福建省委。报告与王明“左”倾路线格格不入，由此，中央局召罗明到瑞金，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报告成了“罪证”，罗明被撤消了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后罗明调入中央党校担任教务处长。谢小梅也随罗明从福建来到了瑞金，在教务处工作。　


　　10月初，谢小梅刚刚在医院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对小夫妻高兴极了，一到晚上，罗明就跑来医院看望母女俩。突然有一天，罗明一路小跑着进了病房，气喘嘘嘘地告诉正在给孩子喂奶的谢小梅，他们被批准转移了，并让她马上收拾东西。　


　　是走？是留？几天来一直困绕着他们，今天终于有了结果，谢小梅显得很高兴。　

　　看着妻子一脸的笑意，罗明接下来的话有些不好说出口，但他还是直截了当地向谢小梅和盘托出了他的安排。来医院之前，罗明突然接到李维汉的通知：“你准备随队伍行动，赶紧把你爱人接出来。”放下电话，罗明思忖良久，最终他不得不找到党校附近的一个红军家属商量，请求收养女儿。事情谈好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来接谢小梅母女。　


　　听了罗明的一番解释，谢小梅也只有无奈地服从。这不仅仅是他们夫妇随队出发前的家事，更确切地说，他们服从的是党组织的纪律。为了不暴露目标，不影响大部队的进程，不论是谁的孩子都不允许带在路上。　


　　谢小梅哭肿了双眼，并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送给了这个红军家属，为的是他们能够好好照顾女儿。　

　　爱哭是女人的天性。谢小梅就是一个爱哭的女人。当她得知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的大哥，被凶狠的敌人杀害后暴尸示众的时候，她曾泪如泉涌；当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党组织指示罗明在福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她将他们第一个未满月的女儿送给汀洲市一位干部代表，同罗明一起去打游击时，也曾因思念女儿放声大哭。现在，她明知这次大部队转移，苏区凶多吉少，她的脚步却离小女儿越走越远，她怎么能放心得下呢？但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何况这次是突围，是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想起女儿，谢小梅只有在暗夜里默默地流泪。　


“三人团”和三位夫人　

　　那时，真正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三人团”的三位夫人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博古的夫人刘群先都是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女性，只有李德的夫人萧月华是在苏区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妇女。　


萧月华的担心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德国共产党人李德到达瑞金之后，享受到了苏区人民和中央政府给予他的爱护和尊重。　

　　在梅坑，李德住在稻田里一座幽静的房子里，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夫人萧月华，一个出身贫苦的山村姑娘。这位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农村的姑娘，没有俏丽的外表，有的只是一颗淳朴的心和一副结实的身板。他们俩人的结合完全是出于一种组织的安排。萧月华看不懂德文，也听不懂德语，当她第一次听到面前这个高高大大的洋同志叽里咕噜地对她指手画脚时，她甚至觉得有些好笑。但很快，当她意识到，这是组织的决定，是党交给她的光荣使命时，她变得严肃起来，并认真地考虑起这个问题。她对待党的友人、共产国际的特使是敬仰的，是怀有崇高的革命情怀的。尽管他们语言不通，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单纯而又热衷于革命的姑娘全心全意地来完成党交办的任务。但生活毕竟是现实而残酷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美感，而是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痛苦和矛盾。这位来自西方国度的特使，并没有像萧月华想象的那样，在思想意识上和文明行为上成为她崇拜的偶像，反而，李德那种日尔曼民族的大男子主义和夫权意识，让这位对西方爱情神话充满向往的萧月华难以承受。以至后来，经过这座大房子的人，经常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斥骂与吵闹声。　


　　在红军撤离瑞金之前，与大家期待、焦急的心情大不相同的当属萧月华。出发的前几天，她正和翻译伍修权等人一起忙着收拾那几只鸭子。那是伍修权和身边工作人员，为了使顾问同志吃的更有保障，在房前的水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这些鸭子整天吃田里的青蛙，个个都长得肥肥的。直到总部行动的那天，才将最后一只消灭干净。　


　　不论苏区人民的生活怎样艰苦，李德的生活待遇一直很好，鸡鱼肉蛋等副食品一年四季供应不断，还不时地有外国香烟、咖啡和饼干等战利品送给他。但李德是典型的西方人的习惯，尽管他与萧月华生活在一起，但他把组织上发放给他的物品记得很清楚，他不允许萧月华随便动用属于他的任何东西。　


　　一次，就因为萧月华没经他的同意，私自吃了一块饼干，李德知道后对萧月华大打出手。披头散发的萧月华一边跑，一边哭喊，李德则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叽里咕噜地叫嚷。街上过路的人就像看西洋电影一样驻足观看。　


　　刚刚嫁给李德的时候，萧月华也曾悄悄地设想过，要像中国传统的小夫妻一样，恩恩爱爱，夫唱妇随。但身边这个褐发碧眼、身材魁梧的异国男人让她越来越失望。这次随大部队出发，萧月华根本就不用考虑“走”、“留”的问题，毫无疑问，李德会带着她一同离开。她所担心的只是今后如何与李德相处。　


邓颖超曾经犹豫　

　　离李德住处最近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小院。院子里是小超同志（周恩来总是喜欢这样叫她）精心种植的几株马蹄莲，雪白的马蹄状的花朵，并不婀娜，但却别有一番清纯与执着。这种花是周恩来的最爱，就像爱他的小超。花随人愿，人与花同，他们曾被喻为“一直是著名的一对”。　


　　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由于长期工作劳累，饮食缺乏营养，积劳成疾，正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病。谙熟中医的母亲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苏区。每天除了为小超煎药诊治，还常常到中央红色医院为患病的战士和农民们望闻问切。当她们母女在田野乡间的小路上散步时，很多人都会向她们行礼问候。　


　　作为中央“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虽然清楚组织会让自己跟随部队转移，但部队要走多久，到什么地方才是尽头，她的心里没有谱。她甚至确信部队不会离开苏区很久，只不过是暂时的战略转移，很快就会再打回苏区来的。　


　　大病未愈的邓颖超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给部队的行动添累赘。她恳求周恩来：“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的病还是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留在苏区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更何况妈妈也在这里，我们还能互相照顾。”　


　　对于这件事，周恩来内心也很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并不是简单的与敌人迂回作战，从当时的形势和红军的实力上考虑，这次行动在时间和规模上都比从前要大得多。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真正要走多久，什么时候能摆脱敌人，所有这一切，他只会放在心里头，是不会随便说出来的。周恩来具有很高的军人素养，无论做战士，还是作为一名军队的领导人，他都是一样地服从命令。　


　　“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过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至于妈妈，我们也只好请留下来的同志帮助照顾她老人家了。”周恩来的这句话，又一次表明了他坚决服从命令的优秀素养。　


刘群先的悄悄话　

　　“三人团”和三位夫人中最年轻的一对便是博古和刘群先夫妇。尽管此时的博古身为中共“三人团”之首，但就他的革命斗争经历来讲，远不如他的夫人刘群先丰富。这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无锡赫赫有名的工人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曾出席192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一共一千多名代表，全中国仅有二十名，刘群先便是其中之一。　


　　就是在那次世界劳工大会上，作为代表的刘群先结识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担任代表团翻译的秦邦宪，也就是博古。经过几天的接触，刘群先白皙柔软的皮肤、光艳如丝绸般的短发、秀丽而不停地闪烁的眼睛和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在博古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博古那清癯的脸庞、满腹的才智和滔滔不绝的口才，则让刘群先念念不忘。独在异乡，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把他们的心连在了一起，第二年春天，刘群先和博古双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刘群先作为掌管红军领导大权的博古的夫人，对于当时中央的一些决议决定也许会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早一些。　

　　1934年8月中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一个小庙里召开了干部会。中央局、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都来了，小庙里挤得满满的。会议由林伯渠主持，博古、张闻天、李维汉与会，到会的妇女干部有邓颖超、刘群先、金维映和李坚真等。会上，林伯渠动情地说：“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说到这里，林伯渠哽咽了。　


　　博古接着他的话茬继续说：“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　

　　李坚真并不完全了解前线的战斗情况，就对坐在身边的刘群先和金维映说：“怕什么，说不定两个月就回来了。”　

　　刘群先却拉了拉她的衣角悄悄地说：“我们可能回不来呢。”　

　　当时，谁都没有真正在意刘群先的悄悄话。　

出发前的虚惊　

　　当时的苏区形势已经非常紧迫，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况且，有一些刚从红军大学里学习归来，还从未穿过军装的学员，一旦证实了自己将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那种兴奋劲儿促使她们奔走相告，她们甚至把唱了无数遍的“送郎去当红军呀”的歌词改成了“送妹去当红军呀”，边走边唱。　


　　但是，这次命令的下达，只是告诉大家要走，对具体的时间和方向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致使一些妇女干部都来不及完成岗位工作。由于走得急，有谁能想象得到，出发前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女人们还只沉浸在留与走的悲喜之中。　


钟月林险遭淘汰　

　　跟随主力红军出发，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怎么能轻易地就失去这样的机会呢！通过了体检，接下来是短暂的集训。在梅坑一间简陋的民房里，头对头并排两床大通铺，20多名女战士挤挤挨挨地住在一起。每天天刚麻麻亮，一群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就在号声中匆匆起床，在梅坑的一片开阔地里，开始紧张的军事训练。有练习射击和搏杀的，有练习战地救护和包扎的，还有听取老红军讲解战场运送伤员的，等等。　


　　当集训接近尾声，部队就要上路的时候；钟月林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肚子一阵阵地如刀绞般疼痛，疼痛上来时就想去茅厕。一开始，她还很不在乎，疼，去趟茅厕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清楚地记得，集训前，在机关大院，见到一位负责同志时说的一番话。　

　　这位负责同志对这个只有19岁的女同志关切地问：“小钟，这次行动可非同一般，会很艰苦，你受得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就是再苦再难，我一定要跟上队伍！”钟月林此时暗暗下定决心：跟定红军，决不落队。　

　　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学员，是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八岁的时候，她被穷困的父母卖给了别人家，从此，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试人生的艰辛。当农闲青年男女坐在一起聊天儿的时候，她从一个邻居的口中听说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土豪的队伍。接着，那个人问大家愿不愿和他一起参加红军，这一问，使刚刚还议论纷纷的人群没了声音。“穷人不为自己打天下，谁去打？我跟你去。”一个细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大家向角落里一看，原来是她。那时候，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邻居（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共青团员）培养她加入了共青团，在团组织里大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钟玉林，后来大家把“玉林”顺口叫成了“月林”，她也索性把名字改为“钟月林”。后来，作为共青团骨干，她被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选中，担任赣南省新区妇委书记，后又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并被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