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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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不过他老人家精神很好，刚刚从这一个烟囱里钻了出来，又钻进别个烟
囱里面去，周游列国，钻遍了列国的烟囱，到了七十岁左右跑回鲁国仍旧删
订了许多书，要后世他的门徒继他的钻烟囱的事业。这一方是他的愚笨可怜
的地方，然而亦是他的精神不可及的地方。到了后世他的门徒，便更糟糕了。
他的门徒读了他所删订的书，却比他聪明狡猾，知道像他那样钻烟囱，是划
算不来的事情；同时他的门徒多半亦没有他的名望资格，可以随便到各国谒
访人君，因此他们学了孔子的书，完全不去钻烟囱，只知道拿那书中的话做
文章考秀才举人为他们进身之阶，同时又拿这去说与农夫工人听，表示他们
的博学多闻，于是帮助一般君主压迫这些农夫工人，这些农夫工人还认为这
是孔圣人的道理，不敢反对他们。所以孔子还只是钻烟囱，他的门徒却成为
一般人君的走狗了。
耶稣的仁慈想救世界人类，与孔子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却不像孔子那样
钻烟囱。孔子对于压迫人民的人只知讲劝化，所以他总是跑去见那些国君，
常时与他们讲话；耶稣则不然，他并不跑去见什么人君，他有些像我们现在
的革命党一样，好接近宣传民众。他对于压迫人的人，不只是用劝化的方法，
他并且骂他们。照《圣经》所说，他到神庙中间去的时候，看见有些商人在
庙中做生意，他便骂他们，将他们摆的摊子丢到庙门外面去了。在《圣经》
中又常常看见他骂那些犹太的祭司与收税吏，这都是直接压迫犹太人民的
人。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很有些革命精神。他这种勇敢的行为，
所以使他后来遭杀身之祸。然而这便是孔子所万万不能及他的地方了。不过
耶稣亦是与孔子一样，他们讲了许多道理，两三千年收了许多门徒，但是他
们通通没有能够救世界。耶稣仍旧与孔子一般，不能够救世界，为什么我说
耶稣是超过孔子的“圣人”呢？这中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耶稣
自身仍旧有一种缺点，他虽能够骂那些压迫人的人，然而那些压迫人的人是
不会因为怕他骂便改悔过来的，你越是骂他们，他们越是恨你，想谋害你，
我们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只有一个法子，便是将一切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
来打倒他们。换一句话说，要对付这些压迫人的人，孔子的“劝”的法子是
不中用的。耶稣的“骂”的法子亦是不中用的，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我们革命
党“打”的法子。我们革命党天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天天干
打倒这些东西的工作，我们与孔子耶稣不同的地方，便是不靠“劝”亦不靠
“骂”，对于这些反动的势力直接了当的打倒他。孔子耶稣虽然都是“圣人”，
但是“圣人”的法子是都失败了的，所以这便是他们都不如革命的地方。还
有一个原因，便是耶稣的门徒亦与孔子的门徒犯一样的弊病。他们看见耶稣
爱骂人以后遭了杀身之祸，所以他们便不肯随便骂人了。他们学了耶稣的道
理，既不去劝化那些压迫人的人，亦不敢骂那些压迫人的人，他们亦学孔子
的门徒一样，只知拿这些道理去对一般农夫工人讲，去愚弄恐骇这些可怜的
人。譬如现在基督教徒对于帝国主义军阀乃至一般土豪劣绅，谁能有耶稣那
样勇敢的精神，当大众骂他们呢？岂但不敢骂他们，并且无论什么事情还要
请肖耀南孙傅芳等贼酋提倡捐助，以为荣耀。耶稣的道理遇着这种门徒，自
然亦便糟糕了。
我见到基督教徒中虽然确实有若干好人，然而这些好人对于中国做不出
什么切实的事情。教会里正在布道祈祷的时间，帝国主义与军阀同时在拘捕
杀戮，或者在压迫苛待中国平民。这些教会中的好人，既不能劝止帝国主义
军阀残暴行为，他们又怕得罪帝国主义军阀，不敢提倡而且不愿赞助中国平
民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的革命行动。他们明明看见中国平民被帝国主义军阀踏
在脚下，但他们老守着和平忍让的教训，向践踏在帝国主义军阀脚下的中国
平民宣传和平忍让的道理。这样子下去，中国平民倘若完全相信了他们的宣
传，不要永远被帝国主义军阀践踏一世，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么？我为不忍见
我们中国同胞这样被人践踏，所以反对基督教。但是我要申明，我并不是说
基督教徒中间没有许多好人，不过这些好人因为相信了基督教，自己不革命
而且亦劝人家不要闹革命的事情，天天教人家礼拜祷告，引诱许多人脱离了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路线。这是我觉得可惜，亦是我所以不得不反
对基督教的原故。
外国先生在中国办学校，有的人要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些办
学校的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所以主张取缔外人设立学校的理由很简单。
只是因为外国先生是爱他们本国的，他们为中国人办学校，一方固要为我们
中国人谋幸福，然而一方亦决不愿他们所教育的中国学生反对他们的本国。
所以英国人办学校，一定鼓吹中英亲善；美国人办的学校，一定鼓吹中美亲
善。这决不是外国先生主观上对于我们有什么恶意，故意欺骗我们；而且他
们所鼓吹的国际亲善，亦不能说是不应当的道理。为什么中国民众与英国民
众或美国民众，不应当亲善呢？不过有一层，我们要注意的：便是我们对于
英国民众美国民众虽绝对应当讲亲善，然而对于英国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政
府，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加于我们的压迫，我们却必须要毫不迟疑的打倒他。
外国先生劝我们中英亲善，中美亲善，是很对的。不过可惜在他们劝我们讲
亲善的时候，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者同时却正在侵略压迫我们。这些
外国先生因为爱国，不愿反对自己国里的人，所以亦不反对自己国里的帝国
主义者的政府；并且他们亦知道若反对了自己国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
但似乎非爱国之道，并且恐将来自己回不了本国去，至少以后再不容易在本
国那般大人先生们面前募捐盖造学校教会。因为这些外国先生爱国，因为他
们还想有回国的一天，因为他们还想募捐盖造学校教会，于是他们不但要我
们对他们的民众亲善，而且要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亲善，而且不
愿我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不亲善。他们在中国办了学校，在学校内
对于学生，只讲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对于我们怎样“好”，把他们的帝
国主义者的政府如何黑暗惨酷压迫我们的行为隐瞒到一字不提。若是学生在
别的地方知道了他们的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要起来反抗，他们还要靠着他们
的帝国主义者的政府来压迫我们的学生，或是开除，或是解散学校。我以为
在我们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虽然根本并不是坏人，然而我们中国青年多一
个人进英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多一个人进美
国人所办的学校，便少了一个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外国人办的学校越发达，
便会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越少，便会使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损失。
有人说外国先生在他们国，捐来了许多钱，盖造了许多洋房子，亦有许多难
得之处。这些话自然是很对的。不过这些钱从外国送到中国来的越多，我们
中国民族精神消磨了的亦便越多，帝国主义的捐款，好比是购买我们中国民
族精神的代价。我并不是说在中国办学校的外国先生都不是好人，无论他的
本意是怎样的好，这种学校对于中国青年的民族精神总是有绝大妨害的。
今天很难得有一个机会，在岭南大学发表了我这一篇意见。我对于岭南
大学，只是还有几个希望：第一个希望，便是还要在学校内提高反帝国主义
的精神。办理岭南大学的虽然亦有几位美国先生，我就沙基惨案时的事实看
来，我相信这几位美国先生一定是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同志。至于中国先生与
全体同学，自然更是反帝国主义的同志，无待言了。我愿意勉励岭南大学中
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的，便是，我们应当有更高的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我
们不但要预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亦应当预备反
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相信美国的人民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犹如日本的人
民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但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各种
手段压迫我们，亦正与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岭南大学
一定要与别的外国人所办的学校不同。无论什么帝国主义者，一定都要反对。
我们虽然受了美国先生的教育，然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仍旧必须加以极严
厉的反对，这并不是对不住美国先生，只有能够这样，方可以证明美国先生
来办校，完全是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为要欺骗中国人，使大家不反对美国
帝国主义的。而且我还要说，不但受美国先生教育的同学应当反对美国帝国
主义，我并且诚心诚意欢迎美国先生们，下一个勇敢的决心，把耶稣痛恶恶
人的精神拿出来，与我们一块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可以令我们
中国人放心，知道外国先生来办学校，亦有些人并不一定是帮助他们本国的
帝国主义的。
还有一层，便是希望岭南大学能够把圣经礼拜等功课完全取消了，不要
拿这些神话迷信扰乱我们青年的脑筋，虚耗我们青年的光阴精神。我们今天
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需要努力宣传组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一天叫
他们去听那些把两条鱼五个麦包散给几千人的传语，而且要他们闭着眼睛祷
告上帝，这有什么用处呢？基督教徒祷告了两千多年，不看见将世界祷告好
了；反祷告出这多帝国主义军阀出来。今天要我们青年祷告，再祷告三年五
年，帝国主义军阀就不压迫我们，老虎就不吃人了么？对于老虎只有“打”
之一法，祷告上帝，上帝哪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们做反对基督教的宣传之
时，有些基督教徒就说，信教自由，不能干涉的。不错；我们并不干涉人家
的信教自由。但是既然说信教自由，为什么在学校里要强迫人家研究圣经，
祷告礼拜呢？我们中国今天的青年，要去革命，要学习革命的知识技术，要
学习革命的生活，所以我很痛心有许多与外国先生有关系的学校，强迫许多
不愿意的青年，要他们做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情。所以这一个问题，
我亦希望岭南大学的先生们想一想。话说得太长了！
总结起来，我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很感谢岭南大学今天的欢迎会，我们
希望岭南大学的中国外国先生与一般同学，要永远做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好
朋友！
（选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选》）
鲁迅
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1902 年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
广州等地任教。其间他发表了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小说《狂人日记》，并在
《阿Q 正传》等作品中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五四”
运动前后，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
辞去中山大学职务，转赴上海。这期间，他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左翼
作家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由一个
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36
年10 月病逝于上海。
《无声的中国》（1927 年）是作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做的一篇演说。
当时北伐军正进逼南京、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之中。作
者在演说中抨击了已失去生命力的衰朽的“古文”或“文言”对国人思想及
其表达的禁锢；深刻地揭示出僵死的文言与腐朽的封建文化，新兴的白话与
文学革新、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号召青年们勇敢他说话，
将没有生气的“无声的中国”变成生机勃勃的“有声的中国”。
《革命时代底文学》（1927 年）是作者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说。作者
从反映论的观点说明了革命时代文学发展的规律：革命前有鸣不平的愤怒的
文学；革命后有“讴歌”与“挽歌”文学；革命使文学趋向于“平民文学”
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作者似乎对文学对于社会、对于革命的积极的反作用
持一种否定态度，甚至干脆说“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这实际上表达
了对那些肤浅虚浮、贴着“革命”标签的“读书人”的文学的一种失望和轻
蔑；同时也是面对以真枪真炮从事革命的军人听众，流露出对“实地的革命
战争”的真诚钦羡，鲁迅在自己的一生中，恰是以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向
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1927 年）是一篇谈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的演说。作者的基本观点是：文学艺术与政治、文艺家与政治家之间永远处
于一种互相冲突的状态。此时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尚未能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他在这里所阐述
的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共同规律：
一切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总是与表达广大被压迫人民呼声的文艺为敌的；
而一切剥削阶级，在他们还是一种新兴的进步阶级、尚处在代表社会进步方
向的上升阶段时，虽与表达人民呼声的文艺有暂时的一致，但一旦它们处于
统治地位，便很快转而压迫人民，也压迫人民的文艺了。中外历史均可证明
这一点。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则有了
根本的不同：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要解放全人类，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剥削和
压迫，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与表达广大人民情感意志的文学艺术虽也可能出
现矛盾，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对“文艺”、
“文艺家”作具体的分析，并不是一切文艺、一切文艺家在一切时候都是代
表着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的。所以，对作者在演说中两次提到的俄国十月革
命后有的曾为革命出力的文学家自杀的例子，是不能简单地用“真正的革命
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的宿命来解释的。在这篇演说中，作者还给“革命文
学”作了明确的界定：“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
兆的都可说是革命文学。”由此可知，作者并非认为革命文学对于革命的社
会实践没有作用，而是认为它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它的作用是在于用
“前进的精神”、用对旧制度灭亡的预言来动摇旧社会的精神秩序，从而唤
起人们的觉醒。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30 年）是一篇系统陈述
作者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存在的问题及其今后发展战略的看法的演说。1930
年3 月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加入者有鲁迅、茅盾、郁达夫、
田汉、沈端先、冯雪峰、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等五十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