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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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沈端先、冯雪峰、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等五十余人。“左联”的
成立标志着文学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左联”内部情况复杂，一些左
翼作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种种偏向。鲁迅尖锐地批评了三种偏向：脱离社
会斗争实际的偏向，对革命抱着浪漫幻想的偏向，认为诗人、文学家高于一
切人的偏向。并指出，如不纠正，“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对于“左
联”今后的斗争，鲁迅指出：必须持久地、坚决地对旧社会、旧势力作斗争，
应当扩大统一战线，应当造就大群新的战士，应当有坚韧的战斗精神。这些
思想对后来的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无声的中国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
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
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
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
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
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
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
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①。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
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
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
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
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
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
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① 指英语“张”或“章”的发音。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
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
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
匪”事件②，民元革命③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
民国以来，也不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
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
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
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
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
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
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
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
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
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
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
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
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
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
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
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
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和平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
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
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
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
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旦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
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
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
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
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
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
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
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
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
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
② 指1900 年义和团反帝斗争。
③ 即辛亥革命。
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
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
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
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
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
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
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
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
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
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
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
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
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
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
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
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
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
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
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
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习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
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
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
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
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
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
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选自《鲁迅讲演考》）
革命时代底文学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底文学》，我从前学矿学，叫我开矿，
比叫我讲文学容易。我对于文学颇怀疑，天天呐喊，叫苦，呜不平，有实力
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没有办法对付它们。那时候我就想：文学是最不中用
的，是无聊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能杀人，受压迫的人开口讲
几句，就要被杀；所以文学是不中用的。鹰捕雀，不声不响者为鹰，吱吱而
鸣者为雀；猫捕鼠，不声不响者为猫，吱吱而叫者为鼠；结果，还是开口的
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做几篇文章，或能称誉于当时，或能得到几百年的
虚名，那些都是没有用处的，对于现实，总是吃亏；所以我对于文学颇怀疑。
我没有学过陆军，手中没有枪，虽然我从前学过一点海军；我手中只有一支
笔，才有今天这一个题目。
文学家讲文学和革命有关系，但我以为其中关系，颇为寥寥，它们以为
文学在革命中可宣传，鼓吹，煽动；但这些文字在文学中底价值很低，不成
为高尚的文艺，因为纯洁的文艺作品，不受他人命令，不管利害，自然而然
地从心中说出。革命与文学是有关系的，革命时代底文学比普通文学不同，
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色彩，小革命不成为革命，
所以不能变换文学色彩。在此地听惯了革命，在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
听的人很害怕，讲的人很危险；其实革命并不稀奇，革命就是社会的改革，
因为社会天天改革，人类就天天进步，人类天天进步，社会就天天改革，这
样地循环不已，所以人类没有一刻不革命。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与猴子没
有异样的，人类与猴子是表兄弟。为什么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猴子仍为猴子
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革命，——猴子用四只脚走路，一个猴子站起来，用
两只脚走路，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坐的，不许你站。”猴子
不但不肯站起，而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一个人要站起，
一个人要讲话，当时虽受反对，究竟它还要站起，还要讲话，结果它胜利了，
大家模仿它。照上例看来，革命并不稀奇，凡是负责任，没有死亡的民族都
天天在革命，虽然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现在分开三个段落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它有一种文学出现，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
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确是不少。这些
叫苦，呜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大影响，因为叫苦，呜不平，没有力量，
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猫儿吃起
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这个民族没用，因为止
于叫苦鸣不平。例如乡下人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官厅
就知道分发冤单的方面没有力量再打官司，马上官司要归了结；所以叫苦鸣
不平的文学等于叫冤，压迫者对此觉得很放心。不中用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
连苦也不叫了，这些民族成为沉默的民族，这些民族快要灭亡了：埃及、阿
拉伯、波斯、印度（除泰戈尔一人外），都没有声音了。富有反抗性，蕴藏
全副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它的声音改变了，由哀音而变为愤怒之音，
带有愤怒之音的文学出现，反抗就快来了；因为它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
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它要反抗，它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
时，曾有此类文学；波兰、芬兰虽然复国，因为苏俄革命成功而使之复国，
没有经过革命的阶级，因此没有此类文学。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
潮流波及，大家由呼声转之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再一
层那时候民生凋敝，一心一德找面包吃而加紧革命，哪里有心思谈文学呢？
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打击，气得发昏，不能再唱所谓它们的文学了。有
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
品的；当我在北京，穷得很，到处借钱，无有文学发表，到薪俸发放时，方
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
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定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
很，同时又穷得很，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斗争，非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
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底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
这时候就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
——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
破坏和新社会建设，都觉得有趣味，一方面对于旧的制度崩溃高兴，一方面
对于新的建设讴歌。当社会没有改变时，以为社会应该改变，非毁灭社会反
对社会不可，进步的文学倡出这番议论后，人们都表示同情，大家都实行破
坏，信仰的人少，没有影响，信仰的人多，文学竟成为社会运动；运动起来
了，社会改变了，所以讴歌革命。另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底灭亡，——挽歌
也是革命后底文学，有些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社会虽是改变了，但社
会上底旧人物很多，旧人物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它们底脑壳中满藏着旧思
想旧东西；这些人在革命时不革命，革命后反革命，因为革命时对于自己没
有关系，对于自己没有损失，但是革命后，社会底一切都改变了，影响到他
们自身的一切，回想旧时的舒服，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
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
它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
所以唱起挽歌来。怀旧唱挽歌，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
得势，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
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
不看见这两种文学。但是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底文学，旧式的居多；因
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
旧文学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