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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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开幕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想在座诸位代表一定和我的感
想一样，都认为这个会议有了绝对成功的把握。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已经准
备好了三个完善的草案。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三个草案，经过这次会议的通过，就要成为正式的法案。根据这几个法案，
中国政治将来就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
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
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
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
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
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
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
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
在这里，我要赞许那个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
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
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他的内容丰富，他的文字质朴。中国今天应
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
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不说。他没有高调，
他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
我可以想象得知，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在这次大会中必能得到全体一致的
通过。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
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
领责任。我们要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他成为具
体实行的事实。
今天我愿更坦白地说几句话，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
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
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
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同时，我们又知道，中国今天还有国内国外
的敌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有了一百
余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有了二十余年的历史。这三个恶势
力是三位一体，是狼狈为奸的，要彻底地肃清，扫荡，消灭这些恶势力的残
余，还须要相当的时间，他们今天还要做困兽犹斗的迷梦；他们还在进行死
灰复燃的阴谋，我相信在座诸位代表没有人会忽略这个事实。我们应唤起全
体人民，共同警惕，共同戒备。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词中说得十分正确，
他说：“谁要放轻了这项警惕，谁就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变成被动。”
全国人民应把这几句话，牢牢记在心头，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是个伟大而
艰巨的工作。我们要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
之下。精诚团结，共同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
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
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有了真正的
团结，“革命到底”，建国成功，才有了真正的保证。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天正式开幕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的大时代今天亦开幕了！新民民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过程，是走到无产阶
级社会，走到大同世界的正当途径，我们大家努力吧！我们今天是自己的主
人了！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努力
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选自《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赵树理
一九○六——一九七○
山西沁水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曲作家。赵树理出身于贫农家庭，从
小参加劳动，深受农民生活、情趣与语言的熏陶。1925 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
师范学校，在这里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启蒙，参加了校内共产党领导
的学生运动，并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1928 年因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
捕，潜回家乡，失掉了学籍与党籍，此后在家乡从事小学教书、差役、店员
等工作，并开始进行创作。1936 年赵树理经友人之聘任乡村师范语文教师，
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编写小型街头剧，亲自参加演出，次年重新加入共
产党。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等地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历任《黄河日报》、
《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编辑，并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
板话》这类“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解放后赵树理继续同他的作
品捕捉时代的新旋律，深刻表现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悲欢离足。1962
年，因大连会议受牵连。1965 年调山西的“省文联”工作。他始终坚持深入
生活，“文革”中，赵树理受到迫害。1970 年9 月在太原病逝。
赵树理是一位来自农村、反映农民心声的农民作家。他常常能通过一时
一地的生活，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普遍性问题。他严格遵循毛泽东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创作原则，反复申述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道理。
他的一生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几代作家接受党的思想教育、跟党走听党话的知
识分子形象，因而他的演讲也完整准确地反映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 年11 月15 日）
发表于建国初期，这位来自农村的作家以其特有的敏感性，提出了新旧文艺
界同仁要好好努力，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精神粮食。早在30 年代的创作之
初，赵树理就发现了新文学与人民群众的隔阂，开始考虑文艺大众化问题，
并不断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完成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这篇讲演中，他重提二十
年前的话题，提出“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可见其耿之于怀
之情。为达到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目的，赵树理既要求旧文艺工作者了解党的
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需求，又要求新文艺工作者万勿轻视旧文艺形式，要
用“旧瓶装新酒，”完成文艺服务大众，文艺教育大众的历史使命。
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家——假若一定要说成个
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
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
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
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
表扬“封建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
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
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
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
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
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
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
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新作品也好，
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
旧文艺界在一些老解放区已经有了进步性的组织，而且得到了相当成
绩，但还不够。拿农村来说：已经作过十多年的旧戏曲改革运动，但只要识
字的人，就仍存有旧戏本、唱本，由此来看，它远超过我们的新文艺或改造
过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也赶不上旧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在技术上、内容上
努力超过旧的。在这里，现在新旧文艺界都在努力，不过有的还只是开始：
解放以来，旧文艺界虽然不写“一道白光”之类的作品了，但写新的还不能
掌握政策，所以我们要好好学（每天报纸上的政策和文件，都应好好学习），
渐渐学得能掌握政策，才能有好的作品产生。新文艺工作者，应丢掉轻视旧
戏剧旧曲艺的观点，要认为它们低级，或觉得很简单容易，随随便便就可以
写成，那是不对的。过去农村中，唱戏唱新的，但是不久就又唱旧的了——
因为新的太简单，太容易，唱几回就腻了。我们要重视这些东西，要细心研
究。为什么许多人愿意花钱去看去听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这里我特别再向旧文艺作者提一件事：旧文艺作家缺乏新观点，怎样建
立这个新观点呢？第一要了解政策，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二要研究群众：了
解群众需要什么、如何表扬模范例子；要了解新老解放区的乡村、城市、工
厂等各种群众的情况，想办法使写的东西给群众解决问题，使群众听得舍不
得走。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旧形式和新内
容是否配合，新写的是否比旧的受群众欢迎，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我们应该
下一番工夫研究——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工夫研究，不能随随便便对付。
我们应该大家做学生、做先生，共同学习讨论。过去文人有一个毛病，
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别人不能动一笔，实际上让大家一讨论，会有很多的漏
洞经过多次修改才能完全。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作品别人不能修改的包袱是必
须丢掉的。我们这个会就是为了使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学习、创作、研究才
成立的。有了作品，要彼此修改、批评建议，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使其成
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
（选自《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扬
一九○八——
湖南益阳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周扬中学时，曾受到“五四”精神
的影响。读大学期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发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
的文章。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1931 年周扬从日本回国，参加左翼戏剧家
联盟，第二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和中共中央
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 年到达延安，
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和延
安大学校长等职务。1942 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积极贯彻执行毛
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1949 年，他同郭沫若、茅盾等共同负责筹备了第
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
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迫害达十年之久。1978
年恢复工作后，又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
联主席等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扬长期担任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建设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事业和实
施党的文艺政策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既有显著成绩，也有重
大的失误。粉碎“四人帮”后，周扬用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方法看待过去，
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鉴，主动承担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责任，给过去错批错
整的同志公开道歉，显示出一位党的文艺领导人的博大胸怀。这里选编他的
演讲《怎样批判旧文学》，表现出周扬将马列主义思想和我国文艺理论相结
合的理论水平。
《怎样批判旧文学》（1950 年3 月30 日）是周扬王50 年代在燕京
大学上的一次讲演。50 年代初，我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主气氛浓郁。
但是在如何对待祖国宝贵的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糊涂愚昧的思
想。作为党的文化领导人，周扬既指出旧文学中确实大量存在落后的封建的
糟粕，同时又运用列宁关于“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哪怕是不发展的、
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成份”的理论，指出旧文化中也有具有人民性的精华成
份。认为“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取其精神，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启
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讲演中的另一闪光处是周扬针对“五四”以来
文艺界崇拜西洋文化诋毁我国文化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创作具有中国
作用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学。并说：“不摆脱外来影响，一个人是没法成为真
正民族的作家。”周扬在建国之初发表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
具有指导意义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也能深感到周扬的这些真
知灼见。
怎样批判旧文学
——在燕京大学的讲演
我们对旧文化、旧文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有人嘲笑过我们，说共产党没有文化，不要文化。无疑的，这种肆意的
造谣是不值一驳的。可是有没有什么客观的因素使某些人有这样看法呢？有
的，在对旧文化问题上，我们发生过偏向。在过去异常紧张的军事形势下，
我们没能十分注意的研究这个问题，在个别解放区也错误地斗争过一些知识
分子。
在今天，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族遗产，怎
样继承民族遗产，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从“五四”起，才有新文学。“五四”时期
深刻地接受了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严格地批判了封建文化、封
建文艺；反对文言文、四六体，斥桐城派古文为妖孽，反对旧戏曲；介绍进
来大批的现代小说、话剧、自由诗。五四运动借西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
武器，来反对封建文化、封建文艺，是完全革命的。五四运动表面上受了很
多外来影响，实质上它却有深厚的民族基础。不要认为吸收外来文化就没有
民族基础了。正是因为中国民族有这种需要，所以才有了五四运动。有人说
“五四”新文化与旧的民族文化没关系，这是错误的。“五四”仅仅反对了
旧文化中的落后部分、封建部分，同时却继承了人民的或比较接近人民的一
部分。陈独秀、胡适力争白话文是文学的正宗，宣扬《水浒》、《三国演义》、
《红楼梦》的价值，这是很正确的。（虽然后来胡适一直反革命，现虽没盖
棺论定，怕也很难再争取到人民方面来。但我们有一种辨证的历史态度，我
们不抹煞他的成绩。）
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缺点呢？五四运动在总路线上是正确的，但也有
些偏向。当时有一部分过“左”的人，说西洋一切都好，对整个中国旧文化
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所有的旧的只能进博物馆。这种倾向后来也
被左翼文学继承下来。左翼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批判了胡适等人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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