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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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
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
《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
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
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
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
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
篆没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
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
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
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
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
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
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
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
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
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
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
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
之处。究竟什么国土的人，必看什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
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
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
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个〔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
可贵，但是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什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什么要
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
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哪项须要改良？哪项须要复古？必得
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
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
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
政治，两宋至今，哪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
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
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
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
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
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
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
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搁〕
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
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
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
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这两件
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
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
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
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
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
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
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
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
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
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
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
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
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
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
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
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
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
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
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
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
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
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
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
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至于民族主
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
劳的了。
民国光复
所谓辛亥革命者，其主义有二：一、排斥满洲；二、改革政治。前者已
达目的，后者至今未成。有功于光复之役者，今存在尚夥，特众口纷纷，归
功于谁，亦未能定也。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
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
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
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
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
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
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
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
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
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
野户牖申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
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
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
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
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
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上为能然耶？
余成童时，尝闻外祖父朱左卿先生言：“清初王船山尝云，国之变革不
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则可耻。”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及读《东华
录》至曾静案，以为吕留良议论不谬，余遂时发狂论曰：“明亡于满清，不
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及后与梁启超等相处，康、梁主保国、
革命同举，并谓“保中国不保大清”。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
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
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
庚子拳乱，八国联军入北京，唐才常辈藉勤王名，主张革命，发表宣言，粤
人容闳手笔也，严复译成汉文，大意诋毁清政，别立政府，而又云戴光绪皇
帝为主。余不然其说。时康、梁之徒已渐变原有革命主张，而趋重保皇，遣
人询余意见，余力言奉戴光绪为非，因剪发自誓。后因《驳康有为书》及序
川人邹容《革命军》被捕，与邹容入上海狱。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
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
华侨，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
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
亦多通声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笔《民报》，革命之说益
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至辛亥革命之主谋，则湘人焦达峰也。达
峰者，共进会会员，初与湖北日知、文学等会议起事，焦建议自湘首倡，鄂
响应之。并曰：“若湘起后，鄂于十日内不响应，则湘将以鄂为敌人。”适
彭楚藩、刘尧澂、杨洪胜等谋炸事露，总督瑞澂大索鄂中党人，于是鄂不得
不先湘发难，占据武昌，举黎元洪为都督。清廷命黄忠浩发湘省防军袭武昌，
势甚急；焦达峰起，袭取长沙，杀黄忠浩，革命军势益盛。未数日，焦氏被
梅馨所杀，传为谭延辏е魇梗涫陆裼涛疵饕病Ｊ惫步嵬蝗黄鹗拢嘶�
首领俱未知之，孙在英，黄在香港，即与谋之宋教仁、谭人凤，亦谓须训练
三年方可从事，未料及起事如此之速。共进会由张伯祥组成，其成立在同盟
会后，起事则先之。初，黄兴在大森，尝劝达峰并入同盟会，达峰以同盟会
舒行阔步，未果。
革命之成功原因有二：一、远因，排满思想潜伏已久；二、近因，党人
鼓吹甚力。虽共进会有倡义之功，若无同盟会之鼓吹革命，布置各省革命基
础，则绝无如是大之影响。当袁世凯命冯国璋攻下汉口，不敢复取武昌者，
以革命军已遍满南方，不可复抑也。若只湘、鄂二省，袁何爱而不攻耶？故
同盟会有倡始布置之功，而共进会有实行发难之功。姑以奕喻，布全局与白
黑相杀，在奕中有相等之重要。布局，同盟会也；相杀，共进会也。今日咸
以实行之功归诸一二人，虚妄已甚，其去魏收史不远矣。
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
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固不得不然之势，
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试观袁世凯称帝，同盟党员附和者尚有其人；张
勋复辟，未有一人附和者，虽今伪国成立，党员附和者亦绝无其人，皆足徵
革命之起实为排满也。
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为
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
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以上皆论排满之事。
今论政治之改革。政治至今只有纷乱而无改良，盖革命党人忠实者固多，
而好勇疾贫行险侥幸者亦不少，其于政治往往隔膜。当革命未成时，群目宋
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
阁副署命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异。不知此二制度，中国已行于唐、宋。
副署之制，唐时诏令俱然，并谓不经凤阁鸾台不得为制敕，其所谓墨敕内降
者，则出乎法外者也，逮宋亦然。明之内阁大学士，实即唐之翰林学士，只
是天子秘书，故不能副署诏令。清亦沿明制，然如军机大臣奉上谕，内阁奉
旨，虽不以人署名，而以机关署名也，则未尝无副署之意。下此则州县决狱，
典吏亦须副署，此何足矜为奇创耶？又两院议可否，唐之门下省给事中，即
议诏令可否者也，有封还、涂归、批敕诸名，宋、明因之，清则将给事中并
入都察院，无封还诏令之权，仅能分发诏令与各衙门，所谓邸抄者也。唐给
事中四人，明设六科，亦只数十人，而国会议员至数百人之多，当时所选者
半非人望，议员以可否权之奇货自居，于是势凌总统，敲诈贿赂，无所不至，
国会名誉扫地无余矣。而宋之在政府，亦以副署权陵轹元首，终蒙杀身之祸。
由今观之，其政治知识实未备也。
上述诸事，欲政治之澄清，岂可得乎？孙谓革命尚未成功，信然。党员
步调不齐，人格堕落，革命初成时已渐暴露，黄在汉阳，尝以扩大同盟会远
询于余，余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克强未纳。其后同盟会与统一
共和党吴景濂等五团体合组国民党，竟留十二年曹锟贿选之丑，可见其政治
上之节操，与其维持共和之能力矣。
（本文象章氏在1933 年10 月10 日的演讲词，李希泌笔记，见《章太炎
先生讲演录》，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
（以上均引自《章太炎政治选巢》中华书局77 年版）
蔡锷
一八八二——一九一六
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898
年，蔡锷考入长沙时务学堂，从师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并参加维新变法派组织的自立军，准备拥护光绪皇帝当选而起兵“勤王”，
起义失败后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懂得救亡图存，
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此后立志习武，以图报国。1904
年，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等省训练新军，为日后的
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积极配合，在昆明举兵
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 年，袁世凯担心他拥兵自重，下令调
他进北京，暗加监视。由于袁世凯违反民意，企图恢复帝制废除共和，于是
蔡锷和梁启超策划反袁，于1915 年底在云南组织救国军起兵反袁，在讨袁斗
争中，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果断，富有韬略，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狠狠打击了袁世凯的部队。云南独立后不久，贵州、广东、浙江等
地也纷纷宣布独立，迫使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蔡锷任四川省
督军及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不幸逝世。
蔡锷一生经历了从拥护维新变法到致力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的道
路，其思想发展颇为曲折，充满矛盾。但是他成功地领导了辛亥云南起义，
发动和指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
声望的民主革命家和军事家，从这里选编的三遍演讲辞中，我们可窥见一斑。
《在统一共和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