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爱玲画语_安意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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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段文字录自爱玲的《我看苏青》。

　　　　这本书是关于爱玲的，却把苏青说了许多。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只能由苏青出发。因为苏青对于爱玲，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青比爱玲大，成名亦比爱玲早，却因爱玲才被广泛念及。爱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辞，却其情可谅，大概是出于某种知遇之恩吧。

　　　　借用某位女士的话，虽然伧俗，却也能说出原委来。“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又算起来，苏青是爱玲与胡兰成惊世之恋的媒人。能被爱玲和胡兰成两种不同性格的雅人喜欢并视为知交，可见她确是不俗。再有胡兰成因事下狱，亦是她拖着爱玲去说情。（彼时爱玲还不太认识胡兰成，只是偶闻其才名。）她倒是实心实意，事后也不见得了什么好处，言语上有什么炫耀之意。苏青这样的侠义，男子亦要自惭形秽。生在古代真是薛红线、张红拂之流。就是污风秽雨的上海滩，她也照样是金石玉磬响当当的。

　　　　至于二人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交浅言深。

　　　　“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爱玲如是说。

　　　　爱玲洒脱而寂寞，华丽而苍凉，为众人所青睐。而苏青，一如爱玲所言：太正常，太普通，太朴实，当然也亲切，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

　　　　我想，民国荒凉的世界里，有这样两位女子，也不枉为热闹一场。在喧嚣和落寞之间，二人竟然逼肖《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



　格物致知

　　　　爱玲在《天才梦》带有自嘲的口吻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如果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

　　　　曾经也有一个人对我说：“其实人活在这世上极是普通，若老天稍微赐予一点能力，他往往出色地身不由己。”

　　　　我便在想，天才是什么？怕是天生的聪明，佛家所言的慧根，世事于别人手上蠢笨难行，到他手上却翻云覆雨，掌握自如。譬如，文字的灵性之于爱玲，便是老天惠赐，不得不服。文字在她笔下才有了流光溢彩的生命，真正的活起来。七八岁大小，很多人为写作文憋个半死，她已经轻巧地写出了《摩登红楼梦》。

　　　　爱玲是天才，在我只是浅浅说，这一节，有一个人却说到了骨头缝里了。读《今生今世》，胡兰成有这样的评论：“张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位，与《大学》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诚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我心下便对“格物致知”起了意思，但不甚了了，于是翻出原文。《大学》开篇有这样的句子：“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又担心人不能解其意，将话倒过来说了一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于我这等小女子不过笑谈。我之俗人，只是眷恋儿女情长，如梦如幻，只想着有一个人爱，稳稳当当地齐家。偶尔拿出小聪明献媚于人，就很是满足。这样没出息，气死老夫子也未必不可能。

　　　　先说这“格物”二字。郑注有云：“格，来也。物，事也。直白连在一起，竟然是“来事”两字。今人说某人“会来事”，褒义上有“聪明”之意。

　　　　虽然与全句的正大恢宏相比，显得有些不相伦类，甚至有些附会牵强。但我却以为是对胡兰成论爱玲最好的解证，于是，有一种小聪小慧的窃喜。觉得又有可献媚之素材了。原来爱的珍重之中竟有这般滑稽可笑的心思。

　　　　这种解释自然与儒学正统一派的求知穷理不对，今人更是将这句上升到认识论的层次。但我以为，古人对世界宇宙的认知，所关涉的是人与天的关系。格物也相应的是因其天赋异禀所引致，而非“穷理”的勤奋努力。

　　　　其中性智的天分是最主要的。故所谓“格物”之“格”，可作“感通”解。某种天赋的对万物的体悟冥会，能够推出种种对人生世界的认知。简单点讲，一种天生的聪明，加上一点努力和用功，就能通晓世界了。

　　　　这又成了胡兰成的考语。真是泄气！他言道：“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如同那花果山石头里蹦出的孙猴儿，天地万物已在心中了。只待师傅打开天灵盖点拨，万事自来交涉。

　　　　有了“格”之聪颖，“致”之推极，由此及彼，由内推外，就并非事事要体验。格物是一种天赋，悟性也不是依靠勤奋得到的。

　　　　爱玲就是这样的天人合一，一切了然于胸的锦心绣口。如她自己所言：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绘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一件桃红单旗袍，她可以看出“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视觉出嗅觉，甚至出味觉。使万物自语，让人叫绝。

　　　　又譬如说读书，爱玲也非博览，却将一本《红楼梦》熟读如泥。爱玲说要以一奉十，实在是一点不虚。读过了它，恰如虞信赋里说的：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世间事便成竹在胸，有与人说不尽的妙处。



　妙玉爱玲

　　　　《红楼梦》里妙玉是个独人，为世人所厌。书中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李纨命宝玉去乞梅，说得格外分明：“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她。”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宝玉去给妙玉回礼，路遇邢岫烟，又借邢岫烟之口将她放胆品评一番；说她：“放诞诡僻”，“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

　　　　花两个晚上读完了刘心武的《红楼望月》，没有大的意外，但小小惊喜还是有的，恰似长长午睡后慵懒地伸个懒腰，不甚紧要却很能叫人满足。关于秦可卿的探佚是主流，但可卿之死谈得过多，只是一溜地看下去，及看到“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有种拾遗补缺的舒畅。毕竟他是下了心血的，虽然文法上写得通俗鄙陋，和红楼差了天上地下，但在细节上却能看出下了一定的功夫。为妙玉、元春雪恨，恨那高鹗，蓄意改动红楼，害了多少红颜公子蒙怨受屈，真真死不足惜！

　　　　他对妙玉的研究便能当得一个“好”字，探佚她为报宝玉和贾家知遇之恩而去找忠顺王爷，以财宝才色动其心，最后与之同归与尽。这个写法真是好！

　　　　妙玉虽是“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但这样的红颜真是侠烈。有始有终也不枉来世上一遭。

　　　　今日之清高女子也多喜欢妙玉，爱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亦不觉得天生孤癖有什么不好，大抵是现在物易近人难近，哀鸿遍野到处是孤独。妙玉所为，转了几百年后，竟可为世俗接受，乃至成为风尚，可叹。

　　　　我看爱玲亦像妙玉，天生颖悟，是金玉质。出淤泥而不染，其心坚韧，经岁月磨折而无损其辉。世人言爱玲皆是清高孤寒，世俗难近。

　　　　一九五二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爱玲应邀出席。在全国一片蓝布和灰布中山装的大潮中，她赫然背弃了这种装束，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淡漠地坐在后排。即使普通依旧桀骜，给人“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此时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一群蓝蚂蚁的对比之下，依旧是触目惊心的。

　　　　有人说她冷漠，其实她面寒心热。譬如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忍不住气塞胸膛，一气之下，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又譬如，作家柯灵当年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在“贝公馆”里。贝公馆坐落在贝当路上，是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净得像天堂。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选了这么一处来做现世地狱，叫人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