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荣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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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友保持视而不见的姿态，这样我在最困难、最难堪的情况下也能拥有自己的隐私。而现在戈尔洛夫这样莫名其妙地凝视着我，可能是因为我朝他那个方向投去了更加注视的目光。当他扯上衬衣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左手腕处衣袖口上的镶边给撕开了。他与我的目光相遇，便咧着嘴傻笑，说：“是那个商人。”
看来潘特金当时并没有完全冻僵，他进行了反抗：刽子手对他处以极刑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使他紧紧抓住了对方的手臂。不知怎么搞的，我倒觉得这个人不错，他毕竟凭直觉进行了反抗。我相信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所有的人都具有珍惜自己生命的尊严；对于那个把他扔给狼群的人，哪怕他只是抓了一把对方的手臂，那也足以体现他的这种尊严了。
佩奥特里跑到我们这张桌子上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他吃的是几块黑面包，蘸着热乎乎的动物油脂。刚到俄国的前三天，我不肯食用这种油脂，但后来为了抵御旅途的饥饿，又发现这玩意儿热量很不错，就尝了一些。驿站站长一边给我们递食品，一边打量着我的制服——骑兵部队的长统靴，缝有黄色条子的褐色马裤，绿色的紧身上衣——还不时地傻笑着跟戈尔洛夫拉家常。
戈尔洛夫把剩下的一撮面包蘸上碗里最后几丝油脂，塞进嘴里，咕哝道：“站长说那个德国军官穿着一件花睡衣。”佩奥特里放下木制的酒碗，饥渴地盯着空空的碟子。
“是吗？”我说。“告诉他，这是我的旅行制服，我还有一套正规的制服，干干净净地放在包里。告诉他，我不是德国人，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跟一支德国骑兵部队一道打仗，我出生在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弗吉尼亚。不过，他说得也对：我穿的的确是德国军队的制服。告诉他，如果他侮辱这件制服，或者侮辱我穿的任何一件制服，我就宰了他。告诉他吧，戈尔洛夫。” 戈尔洛夫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继续干他的事：舔了一只油腻腻的手指，又去舔另一只。我凑近他，愤怒地说：“告诉他！”
戈尔洛夫懒洋洋地转过身去，对站长嘀咕了几句什么。我对他说了一大通，但他只是做了极其简略的翻译。我知道俄语不是一种措辞经济的语言，估计他没有直译我的话。站长忙着拾掇火堆上的炊具，不再看我了。
佩奥特里戴上帽子，穿好上衣，到马厩去了。戈尔洛夫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摸出三个铜板，抛在桌子上。站长快步走上前来抓这几枚硬币。他刚一伸手，却发现我的手比他先到。他瞥了一眼门边放着的斧子。
“告诉他，只给他两个铜板，不是三个。”我对戈尔洛夫说，然后看了站长一眼。“告诉他，让他把马杀了，卖马肉。告诉他，下次再有军官，或是别的什么人到他这里来住宿并付给他钱，让他给人家干净的被褥。”
戈尔洛夫叹了口气，伸出一只手去，掌心朝上，意思是对站长说：你自己瞧着办吧；我没办法劝他——要不杀了他，要不让他走。站长抓住他的手，我松开了，把一枚铜板装进上衣口袋，让他把其余的拿了去。
佩奥特里在外面已经把雪橇拉出了马厩。我们登上了雪橇，把温暖的绒毛毯子盖在身上。佩奥特里弯下身去，用手铲起一把雪，把脸埋进雪里。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由于有了血液流通而红扑扑的，耳朵像樱桃似的呈粉红色，圆得像个球的鼻子跟圣诞苹果一样亮晶晶的。他把手上的雪撒在刚刚套上的马身上，跳上座位，舌头在嘴里嗒嗒了几下，就出发了。
一阵清新的寒风把跟仙女一样嬉戏的雪花吹散在令人眩目的大草原上，吹到跟水晶一样透明的蔚蓝色的天空。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铜板，放在戈尔洛夫的衣兜上。“给佩奥特里，让他买一对手套。”
“我不知道你干吗要大惊小怪的，”戈尔洛夫说着，把铜板收了起来。“开玩笑不一定都是侮辱。”
“你知道我并不鄙视开玩笑。问题不在于侮辱不侮辱，而是尊重不尊重人。佩奥特里的马死了，那家伙一点也不尊重他，他给我那样脏的床单也是对我的不尊重。只要有谁能给我干净的床单，他跟我开什么样的玩笑都可以。”
“你是说干净床单！我们可有一个礼拜没洗澡了。”他对自己睡干净的床却只字不提。
我们一路向前，离圣彼得堡越来越近。大地在不停地延伸着，朝前倾斜着，树木越来越高大，形成了可以遮雨的密林。逐渐地可以看到村庄了——开始只有一个驿站，本来是光秃秃的那面墙上画着一个十字；接下来是两栋破旧的房子紧靠着一栋歪歪斜斜的建筑，这栋建筑上也画着一个十字；再后来是一大排屋宇，中间有一个更大的、不那么歪斜的教堂。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停在一个尚未建造完工的旅舍门口，在这里换了马，草草地吃了几口饭，就出发了。我们希望能在天黑前赶到圣彼得堡。
《爱情与荣誉》第三章（2）
离开那个村庄之后，我们上了一个斜坡，从这里可以看到一道狭长、平坦的山谷，里面长满了树木。只见一团团烟雾升腾在澄澈、明亮的天空。一直哼着小曲儿的佩奥特里这时安静了下来。我们沿着山路下坡，褐色的烟雾在身边缭绕。从刚才离开的那个小村子到烟雾升起的地方，我们刚好走了一半。这时戈尔洛夫突然跟佩奥特里说了几句什么，佩奥特里连忙把马赶进树林，离开了大路。
林子里的树木很茂密，没有可供雪橇行驶的小路。但佩奥特里不让牲口歇着，一会儿拐过这一簇树林，一会儿绕过那一棵倒在地上的树干，带着我们穿过林荫下冻得异常坚硬的积雪。没多大工夫我们就隐没在浓荫之中，只能透过树木稍稍稀疏的地方，找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阳光照耀下的大路。佩奥特里从座位上跳下来，急急地赶到刚才钻进树林的入口处。刚才我们进树林时把这里的积雪碾成了坚硬的冰块；他把浮雪撒在路上盖住冰块，遮掩住车马驶过的痕迹。他的预防措施也使我警惕起来。我纵身跳下雪橇，走到马头跟前，让它们安静。
佩奥特里回到我跟前，看到我把马头拉到背对着大路的方向，让马的鼻子避开寒风，便闭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瞄着我，笑了。他是在赞赏我具有驭马的常识。戈尔洛夫则安坐在雪橇上，双手插在上衣里头。
我们没有等很久。透过丛林的缝隙可以看到一个骑马的人正打路上经过，然后又有一个，接着是两三个并排而行。他们低着头，弓着腰，穿着没有鞣制过的马皮制成的上衣，腰上系着绳子，脖子上围着狼皮做的披肩。从树林的另一个缝隙里可以看到，他们当中为头的那个家伙头上罩着一个空的狼头，狼嘴在他的眼睛上方往前突出，露出尖利、雪白的狼牙；这件皮毛曾经温暖过一头狼的颈，如今却遮盖着那个家伙的脖子。我从极其有限的视角可以看出，这队人个个佩带着弯形的马刀，铁砍刀则插在当腰带用的绳子里。他们漫不经心地骑在马上，仿佛傍晚时分会骑在马背上睡着，然后任由马匹带着他们走上，第二天凌晨再精神焕发地醒来。
佩奥特里抚摩着一匹马的脖子，凝视着我注目的那个方向，低声地吐出几个字：“哥萨克人【原文为俄语。――译注】。”
我在克里米亚打仗的时候学会了眼睛看到什么，心里就迅速地计算出这些东西的数目。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五十三个，从我们的旁边过去了。等了十分钟后，我才登上雪橇，然后又等了五分钟。虽然我以前跟哥萨克人遭遇过，但我在克里米亚见到过的那些正规骑兵部队里的哥萨克人跟这些人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伙人跟土匪差不多，是乌合之众。如果说他们骑马的姿态没有显示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的行动却又似乎很有纪律。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出他们有一定的战略：我认为，土匪一般只有在确信烟雾不会招来敌人的时候才会放火，可这些人在晴朗的早晨就焚烧一个村镇，并且慢吞吞地骑着马朝下一个目标挺进。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有机会来考虑拿什么东西给这些人，才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俄国两个首都之一只有一天路途的地方。
自从富兰克林向我提到过哥萨克人，我就把能找到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资料都找来读了，可是少得出奇。从这点滴弥足珍贵的资料中，我得知他们的祖先是逃犯，他们是逃跑的农奴和亡命的鞑靼人混杂而生的后裔。他们过着流亡的生活，随时随地抢掠。有的虔诚地信奉宗教，有的残酷无情，亵渎神灵。他们经常靠刀剑给出价最高的人卖命，有着恪守信约的名声，但也有背信弃义的时候。有时他们要很高的价钱才肯为人出力，有时分文不收就跟你打起来。显然，在自己的家乡——俄国南部顿河流域纵深地带——与女皇的统治者作战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佩奥特里把我们又拉回到正路上。我们经过了那个烧光的村庄，来到村庄前头的路上。我对戈尔洛夫说：“离圣彼得堡这么近，那些哥萨克人是要干吗呀？”
“哥萨克人住在乌克兰，”戈尔洛夫说。“这里没有哥萨克人。”
他的话斩钉截铁，要不是听到佩奥特里咕哝的那几个字眼，我还真的以为他没有撒谎，是我自己搞错了呢。又过了半个小时的沉默，我说：“戈尔洛夫，我一直不知道你的上衣内藏着手枪。不是在战场上，也不是在窑子里，我们这是在你自己的国家，而你还要带枪。”
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说：“那又怎么样？”
“我也应该带一支吗？”
他把脸转过来对着我，傻笑着，眉毛跟八字胡到了一条直线上。
我把头扭到一边，说：“我想让你教我说俄语。”
“俄语！”他嗡嗡地说。“在俄国配得上跟你讲话的人谁也不讲俄语！连女皇自己都听不大懂俄语，写起来就更不行了！俄语！哈！”他大笑起来，仿佛我是一个傻瓜。他是用这种侮辱的方式企图让我说出要学俄语的理由。
“我是想，要是我懂俄语的话，你当着我的面跟别人说有关我的什么假话，你替我买东西的时候又怎么样骗我的钱，我都能够知道，那就方便多了。”
戈尔洛夫又笑了，不过这一次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嗨，”他说，“其实，俄语也并不是不美。我倒要说，如果要跟女人嘀咕几句什么，最好是用法语；要是写一份关于如何使用火炮的说明书，那就最好用德语；要是做一个演讲，那就最好用英语——虽然我不会说英语，可我听别人讲过；我知道英国人喜欢演讲，所以演讲用英语那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要选择可以用于多种用途的语言，那就要数俄语了。”
《爱情与荣誉》第三章（3）
“那你就教我得了，”我说。
他想了一会儿，用下嘴唇包住上嘴唇。“可能最好是从那些有特定用途的词语开始……比如说女皇接见你之后，派一个女仆来拜访你。这个女仆年轻但很世故，你要对她说点什么来显示你的绅士风度。嗨，这时候你轻轻地这么说……”
就这样我们又走了好几英里。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跨过了通往圣彼得堡的一座座桥梁。
《爱情与荣誉》第四章（1）
虽然我说进入了这座城市，但还不能说已经看见了它，因为我只看到了黑暗中的灯光。从不计其数的运河中升腾起来的浓雾飘荡在雪地之上，灯火忽明忽暗，模糊不清。我们停在一个有楔形护墙板的旅店门前。这幢建筑很高，上面几层都隐身于浓雾之中。从镶有铅框的窗户透出的光亮把街道上的阴霾照得暖融融的。门的上方有一个油漆写的牌子，从中可知这儿叫做霍尔斯坦公爵旅店。但这里的环境更像属于古代不列颠人，而不是五世纪之后英国撒克逊人的风格。进门处的墙上钉着一只胖乎乎的、用珐琅制作的鸟，那上面的招牌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白雁”。戈尔洛夫和我跳了下来，而佩奥特里二话不说，驾着马拉着雪橇驶向茫茫黑夜之中。“他这是上哪儿去？”我问戈尔洛夫。“我要给他一点报酬。”
“他在这儿有家，跟家人呆在一块儿。他还要来的。”
旅店的大厅是饭馆；我和戈尔洛夫走到大厅尽头，搬了一张桌子，到火边坐下。里面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两个讲法语带荷兰口音的人坐一张桌子，三个讲德语的德国人坐另一张桌子——都抬起头来看着我们打他们身边经过，然后又继续他们的交谈。
戈尔洛夫一屁股坐在靠火的那把椅子上，掀开上衣烤身子。他说：“咱们是先喝醉了再吃，还是先吃了再来他个一醉方休？要不，是边吃饭边喝酒，还是喝醉了不吃饭？”他拍了拍脑袋说：“我忘了，你还年轻，不能像大丈夫那样放开肚子喝。也许咱们吃饭，来点牛奶？”
一个灰黄色皮肤的招待飞快地跑过来，端详了我们俩一会儿，对我说：“要菜单吗？【原文为德语。――译注】”接着又对戈尔洛夫说：“要菜单吗？【原文为波兰语。――译注】”
戈尔洛夫猛地站起身来，砰砰地敲着桌子，用法语喊道：“你跟我讲波兰语？你敢说我是波兰鬼子？”
他举着拳头，那个招待连连后退。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笑着说：“别激动，戈尔洛夫！他是跟你开玩笑的。”
“玩笑？”戈尔洛夫吼声如雷。我一边把他往后拉，他还一边对招待说：“朋友，要想死了做个穷鬼，那你就算做对了。老子先摘下你们家的首饰，然后再摘下你的脑袋！”
那个招待又走上前来，低着头，一种惯于面对阔主顾发脾气的样子。“老爷，我并不是不懂礼貌，我只是想证实您的确是俄国人。瞧，我们这儿是不让波兰人进来的。要是让他们进来生意就很不好做了。”
戈尔洛夫身上的血从脸颊涨到耳根。他笑了。那几个德国人和荷兰人也格格地笑个不止。招待给我们送来了酒和一只烧鸡。
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厅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新顾客，变得拥挤起来。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穿着制服，从服装的颜色上来看是俄国人，但我注意到他们的语言和口音有苏格兰人、普鲁士人、瑞典人和挪威、丹麦人。其他一些人身着欧洲时髦的服装——马甲、夹克、有褶子饰边的衬衫，甚至还有像法国人那样的拖鞋——都是荷兰的造船师傅、英国的外科医生、德国的工程师等。戈尔洛夫硬要了一道烟熏鲟鱼。等我们吃完这道菜时，这些叽里呱啦讲着各种语言的人吞云吐雾喷出的烟浪在屋顶上翻腾。
招待收拾干净了桌子，我们叫他去告诉住宿服务员给我们准备过夜的房间。这时一个身穿骑兵少校制服、脸上有雀斑的人，拿着一大杯啤酒走到我们跟前，用带着浓重苏格兰口音的英语对我们说：“二位先生，谨致问候。我无意中发现你们中间有一个穿着上尉的制服和靴子，看样子是参加过伯尔吉斯迈尔战役的。有一个年轻人来自美利坚殖民地，从姓名来看是苏格兰人，他在那次战役中打得很出色。先生，我说，如果那就是您的话，我为您干杯。如果不是您，就凭您这一套我也曾经穿着打过仗的制服，我也为您干杯。”
“我就叫基兰·塞尔科克，先生，”我说着站起来向他伸出手。他把酒杯换到左手，右手飞快地在棉袄上擦了一把，热情地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