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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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所有骨干，都掌握在边保手中。而西安的程慕颐还毫不知情，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隐蔽最深的电台小组
　　　　重用联络员，并不能识别所有的潜伏特务。
　　　　中社部派出的叶运高、王，在审讯中发现，李春茂碰到过一个姓“胡”的人，说是带着一个组潜伏在某处。布鲁通过祁三益向赵秀试探，赵秀却说：“工作不同，你们不要管。”
　　　　大家分析认为，此案除了祁三益的线索，可能还有别的线由程益直接掌握。这个姓“胡
”的如此神秘，很可能潜伏在机要部门。鉴于姓“胡”的是学生出身，混入延安很可能通过考学，于是，调查工作就从学校入手。
　　　　延安的学校挺多，有抗大、陕公、女大、青训班、行政学院等，布鲁把王分到抗大和行政学院。行政学院没有查出结果，王又把重点转到抗大。抗大搬到绥德以后改称军事学院，档案管理比较乱，王只得到队列科查找学员名册。名单中有个姓“胡”的“胡耀南”，登时唤起王的记忆——抗大的同班同学！
　　　　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九队学习，同学之中有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是一起来的。王当时是不过组织生活的秘密党员，担任保卫队长，下面还领导着几个网员。当时，胡耀南三人老实吃苦，从不讲怪话，还抢着干活，给王留下的印象不错。现在想起来，这三个的积极就显得虚假。王又查毕业分配去向，可是找不到这三人。抗大的队干部调动频繁，学员档案不全。王又找到总政组织部，还是找不到。王绞尽脑汁，想到从其他同学查询。抗大时有个网员羊玉，和胡耀南在一个组，相当接近，也许能知道胡耀南去向？好不容易在军法处找到羊玉，可是羊玉也不知胡耀南的下落！王又要羊玉寻找胡耀南的甘肃同乡，终于打听到：胡耀南在军委二局工作，已经当了支部书记，就在安塞的无线电台！
　　　　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情报部门，居然被军统特务打入！
　　　　此案被中社部列为重大专案。布鲁立即布置监控，很快发现胡耀南、杨效卫、夏秉堃三人都在二局潜伏。不久，又截获胡耀南用米汤密写的汇报信件。
　　　　对于这个打入中共核心情报部门的小组，程慕颐十分重视，由本人单线直接联系，不交延安组赵秀与祁三益。这个小组化名“南卫堃”，已经通过密写向西安发出10次情报，其中包括延安的社会情况、抗大的组织教学情况，还有二局的组织结构与任务。
　　　　这是汉训班特务中潜伏最深，也最为危险的一个小组，中社部立即下令逮捕。经过教育，胡士渊（胡思瑗、胡耀南、胡有连）、杨效卫（杨子才）、夏秉堃（夏珍卿）三人交待得比较老实，中社部又特意将其送到西北公学培训，准备使用到情报工作之中。
　　　　侦破此案的王，从此留在中社部工作，后任西北公学班主任、中社部干部科长，建国后任中央调查部干部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①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虽然尚未全部沟通联络，但是，这些分散活动的特务已经向军统发回不少密写情报；而且，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
　　　　收网大捷
　　　　1942年5月间，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戴案”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
　　　　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
　　　　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
　　　　冯善述、朱浪舟在陕西省委；
　　　　郭力群、李峰璧进入边保；
　　　　石进中、宫兆丰在绥德专署；
　　　　陈明在陇东专署……
　　　　军统特务居然打进延安的诸多要害部门！
　　　　中社部与保安处决定实施逮捕。
　　　　5月，逮捕范金钟、杨志常、陶华、郭继武、刘嘉陵、刘一青（刘志平）、张秉均（张志刚）、李春茂（李昌盛、李军）、王星文（王继武）等人。通过审讯，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
　　　　6月，绥德逮捕王自洁，审讯说服后，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王焕章、韩子奇等人。
　　　　7月，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金光逮捕。
　　　　9月；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马鸣（马汝英）。
　　　　10月，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三人，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来东园），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
　　　　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还有王恕、杨荫唐等人。
　　　　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待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一案捕获这么多特务，堪称延安锄奸工作的巨大战果。毛泽东亲自表扬对于此案的侦破。听说布鲁的工作能力，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
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
　　　　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大胆“反用”
　　　　此案侦破工作的特点在于“反用”。
　　　　“反用”，又称“逆用”，其意义近似孙子的“反间”，就是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反过来为我侦察敌方的情报。延安时候的说法是“化敌为我服务”。
　　　　此案的发现，源于国民党军统间谍吴南山的主动交待；此案的发展，主要依靠捕获后争
取过来的祁三益、李春茂等人；此案的结果，又是大量被捕人员转化为中共的情报力量。由此可以说，中共情报、保卫机关侦破此案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这个“反用”。
　　　　不管“反用”、“逆用”还是“反间”，反正这个“化敌为我服务”是个非常非常之危险、非常非常之艰难的事情。
　　　　五大难题横亘面前：
　　　　如何做到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并大胆放手？回想以前的苏区肃反，国民党派遣两人冒充改组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策反许继慎，许继慎将其交给保卫部门处理，本人却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因此被处死。现在反用更加危险的军统特务，保卫干部能不担忧这导致给自己扣上政治帽子？
　　　　如何争取训练有素的间谍投诚并检验其忠诚？看看以前打入延安的特务，汉训班教师沈之岳、朱国才等人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们训练出来的学生现在投诚，会不会是演出苦肉计？
　　　　如何调动反用者的积极性并保护其安全？执政的国民党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财产，安逸享乐不在我，高官厚禄在于敌，共产党有何资源优势？
　　　　如何通过巧妙的反用来扩大情报战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具有相当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如何瞒过其耳目诱使其上钩？
　　　　如何安排反用者的政治待遇？共产党实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曾经具有国民党特务身份的人，能不能参加革命能不能当干部能不能入党？
　　　　1942年6月10日，延安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北门外的文化沟相对僻静，这里的青年食堂今天被全部包下不准外客进入。什么人做东如此气派？
　　　　走进宴会厅的人物，原来是边保的布鲁、王凡、李启明，陪客也很威风，总政锄奸部的钱益民、张明、彭由。主人方面都是延安的情报、保卫大员，贵客是谁？
　　　　进入宴会厅的客人个个拘谨，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个个都是前国民党军统特务！
　　　　布鲁举杯，庆贺五人参加革命！
　　　　由于这五人在案件的侦破中起到重要作用，边保决定吸收他们参加边保的外勤工作。
　　　　第二天，延安卫戍副司令、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亲自接见这五人。
　　　　这规格，超过以往所有保安处吸收新人的仪式。
　　　　尚在陇东的吴南山，一直秘密为边保工作。
　　　　捕获祁三益之后，陇东保安分处依然对军统隐瞒吴南山的真实身份。赵苍璧布置吴南山给程慕颐写信，声称自己具有县教育科长的合法身份，建议今后派往边区的人员先通过自己，以便掩护和安排。
　　　　吴南山继续受到国特机关信任。汉训班五期的禹济川主动报告，西北特侦站派教官朱国才潜入边区领导潜伏特务。陇东的安永善、安永录兄弟参加汉训班回来，先找吴南山联络，还告知具体任务。西峰镇党务通讯处的中统特务骆洪烈是吴南山的同学，来边区活动也向吴南山暴露身份。中统特务邓应贤、邓应德潜入边区，也来找吴南山帮忙。这些特务当然都落入边保的秘密监控。
　　　　吴南山还协助领导争取其他特务反正。汉训班毕业的张益昌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还被陇东保安分处突击反用。庆阳一完小的教师王文翰对吴南山说，平凉中学的教导主任捎信来，说是有免费学校可上。吴南山想到又是军统的特训班，立即向陇东保安分处汇报。外勤组长陈世琦当面向王文翰交待，布置他打入敌特机关。王文翰离开边区果真去了军统的兰训班，1943年返回边区正好碰上整风，在家待了一夜就匆匆离去。赵苍璧得知，立即派涂占奎去寻找，但没有找到。解放后，此人还是将兰训班的情况向兰州市公安局作了交待。
　　　　吴南山在庆阳，曾任教育科长、剧团团长、完小校长等公开职务，秘密职务却始终是陇东保安分处的庆阳外勤组组长。
　　　　多年之后，吴南山回顾这段历史，还认为：“用党的政策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侦破案件是成功的。如对我的问题，就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感召和给出路的办法，我才主动向党交代并走上革命道路的。”
　　　　吴南山到汉中特训班时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国民党不相信青年，自己失去了自由；而共产党领导给予的第一印象却截然相反，吴南山第一次交待问题，马文瑞就当面肯定他是受骗的！
　　　　就在与吴南山谈话之前，马文瑞在陕北肃反时曾经受冤被捕。自己当年几乎因为冤案而被枪毙，马文瑞怎能有勇气接纳吴南山这个军统投诚分子？
　　　　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大政策的调整，起到根本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才使情报、保卫工作卸掉了包袱，敢于利用敌人内部一切能够使用的力量。
　　　　汉训班一案在延安捕获32名军统特务，除王焕章一人外，边保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反用，而且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其中有杨成章、李峰璧、张志刚、张志俊、王焕章、赵秀等6人主动逃跑，后来在战争期间又有若干背叛者。但是，还有不少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始终忠于共产党。建国后，这些人在各个岗位包括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但后来都得到平反，晚年同其他没有历史问题的干部一样享受离职休养待遇，没有受到歧视。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那么可以说，情报、保卫是政治的深入。而“反用”，则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戴笠发出通缉令
　　　　军统汉训班案件的破获，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尽管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边保却是尽量隐瞒消息，还要继续扩大战果呢！
　　　　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赵秀、张秉钧等人，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继续与军统联系。
　　　　可是秘密难保。
　　　　李峰璧被捕供出杨成章，王自洁被捕供出王焕章，但是，杨成章、王焕章、张志俊这三人都在逮捕前闻讯逃走。不久，派往关中工作的李峰璧也乘机逃亡。此前还有借口去西安汇报的杨超也一去不归。已有五人失控，程慕颐完全可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