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选摘-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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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杨少衡是说故事的能手。几句对话、一个人物的特征介绍、人物的失踪、突然发生的事情、睡觉之后突然听到异常的响声都能构成其小说的开头，截取故事过程中具有悬疑的片断、开门见山、直截了当，颇具虎头相。我们很快进入了作者讲述的世界，伴随着重重疑点、种种猜测、满怀希望，最后略有失望地读完其小说。在这崇尚故事性的年代里，杨少衡的小说受到礼遇是应该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刊物、选刊都载有他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重要的评论家也都没有评论过他的作品。我和友人曾谈起对杨少衡小说的兴趣，结果招致一片反对声。究其原由，大意是说“太像故事了”。真是成也故事败也故事。
故事与小说的异同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而今奇谈怪论却尘土飞扬。说什么小说应该回家、回到故事。仿佛小说创作如此迷惘，以至于到了居无定所的地步。呼唤故事的呐喊声，究竟是魂不附体还是借尸还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小说家王安忆曾出过一本理论集子，详尽而深入地探讨过小说和故事的关联性。此书书名为《故事和讲故事》，出版于1991年，距今15个年头。书中的文章大都写于1988年，距今18个年头。18年前几经深入的问题，而今莫名地又回到了起点。怅惆之余，真不堪回首。历来小说家理论家都给小说下过很多注解，我最为看重的是多义性。略有不同的说法有多重含义、复调、隐语、反讽张力、互文等，海明威也有为大家所熟知的冰山的比喻，直接的说就是“话里有话”。杨少衡是一个长期在底层官场摸爬滚打而有着小说家眼光的叙述者。他讲述的故事固然可读，但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所关心的是故事里的小说。因为我相信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回答巴尔加斯·略萨采访时反复阐述的那句名言：“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是因为它超越了故事。”
多义性来之于转换机制，没有转换何来多义。在不经意中撕去人们早已习惯的官场之面纱，用酒后的鬼话，街谈巷议之笑去敲打紧绷的神经，以生活“无定形”的片断去修补结构的缺陷，而并不优美的行文则给十分干练的简洁所遮掩，赏心悦目的背后有着居心叵测的真相，并不精彩的情节却让可读性大大受益，这都构成了杨少衡作品的转换。曾有人总结小说创作“令人十分满意的状态是想象力沉入作品之中，而作者心中平静如水，波澜不惊”。而波澜不惊，正是杨少衡小说时空隐语最富有特征性的转换。
波澜是表相，用杨少衡小说题目来说叫“疑团重重”。《蓝筹股》中贺亚江凭着敢想敢为、能吃苦、敢碰硬的能力，聪明不失时机地顶撞庄猴子，冒死闯阵及时调解两个村子的大规模械斗，果敢地处理南大桥的爆炸事故。与此同时凭着他那套蓝筹股的人生哲学，从县文明办副主任一路升迁至县长。最终因制造一起两人三命的重大交通事故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伴随着讲述者不时流露的同僚之伤，难以掩饰一种凉意。十年仕途一笔勾销，买股论也随着“自嘲”远走高飞。断断续续的介绍、支离破碎的信息与叙说、不断插入的分析、猜测与判断，使得故事的讲述犹如一幅“推理”的拼图，疑团在重重推进中不断地脱去外衣的同时，眼前之人物贺亚江也不断披上影影绰绰的面纱，事件逐渐明朗与形象日益复杂且多样在台上共舞。
如果说疑团重重是其波澜的话，其不惊又常常地表现在对疑团的解读。习以为常的惯性认为，故事结尾是一种结局，人物的命运等到结局时才得以摆脱、拯救与超越，深刻与不深刻的题旨才得以昭示和揭穿。此类结局的全部努力在乎于一个惊字。杨少衡恰恰相反，他的叙述遵守了很多故事的惯常路线，而偏偏在结尾处以“不惊”为落墨处。一如《祝愿你幸福平安》的结尾，已不再是康镇坤的贪污受贿如何结案。直到沉默的溃疡终于暴露时，作为妻子许丽娜并不知情，执着而又难以摆脱心理镜像开始显山露水了；一如《尼古丁》中的记者，用不足千字的一篇稿子保住了南方海边的一片树林、相应地让一个规模浩大的填海造地工程石破天惊，同时他也毁了主管浅沙湾工程的那位县长。小说不让双方的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的选择作为结局，而让双方从各自的认识、行为、方法、效果等方向交叉运行，以致最后得知县长等四人死于强台风正面袭击下的浅沙湾时，钟路琳忍不住失声痛哭。正是这种不似结局为结局，以不惊为惊的讲述策略，才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想象与认识的空间。“有如一枝点着的香烟，燃烧着植物枝梗叶脉，烟雾中弥漫着焦油、还有尼古丁，焦油有毒，而尼古丁让人上瘾产生依赖。”厄普代克所称赞的“小说结尾时糅合的震撼应该像两扇对称的翅膀在朦胧中震开时那最后的一颤”。在杨少衡的作品中，我们能略知一二。
杨少衡波澜不惊的笔触总能给我们以危机四伏、悬念迭起、漫不经心的津津乐道邀请我们同行，让阅读在不自觉中接受预想，期待的鬼使神差，沉湎于偷窥所带来的快乐，饶有兴趣地行走道听途说，围绕着杨少衡式的故事、情节、人物、细部进行着迷人的转悠，但最终的情绪漩涡却又变成了悬念的逃逸。过程和结果相去霄壤。这很像《珠穆朗玛营地》中陈戈一路不断充满期待地接受连加峰的一连串“拐骗”，直至最后怒火从眼中腾起，失望之余，无奈的旨意开始浮出水面。细察杨少衡这两年的小说，前后还是有变化的。前一半的县长故事，以同僚上下级关系为主线，权力的运用与诱惑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写法上可以说是一种钓鱼过程；后一半的作品，县长的故事已延伸至家庭、伦理道理、凶杀腐败等范围，每个故事皆有一个案件（除极个别故事例外），以破案为引线，而写法上则更像是撒网过程。但不管怎样，其波澜不惊的讲述策略依然不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几年杨少衡和葛水平的中篇同样受到追捧，而这一南一北的两位作家在小说写法上可说是南辕北辙。葛水平的叙述充满灵性，文体优美，他喜欢把人物放逐于天地山水间，人之性与天地交融，人之情与山水呼应，向自然倾述同时也应自然之倾听。他的小说天生就和自然有着种种默契，默契中散发着诗意，预言了人的七情六欲，暗示着种种可遇不可求的启示。这一切，杨少衡的笔下都荡然无存。杨少衡的小说，使我们自然想起左拉在论司汤达中的那段话：“他藐视人体的各种器官，他对人的生理因素及周围环境的作用，保持缄默。总之一句话，他从来不对整个自然加以注意，不知道这些外在因素对他描写的人物发生作用。”
葛水平和杨少衡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还在于叙事如何进入人们的内在心理。我曾在另外一处谈话中指出：葛水平“很少进入到意义深处，只要一遇到复杂的内心矛盾，笔触总在周围游荡，结结巴巴，力不从心，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相反，杨少衡却在葛水平的空白处大展拳脚。不见放荡不羁的狂热，也没有麻木不仁的愚钝。杨少衡像笔下的人物一样，克制、冷静、表里不一、内外有别。看看其官人系列：县长林光辉这个人平时喜欢打哈哈，关键事情嘴很紧；新港区管委会主任康镇坤口气特别大，讲酒徒笑话，格外镇定以掩饰心理的极度不安；县长黄必寿严肃场合喜欢打哈哈，喜欢调侃、骂人、扯皮、官僚气十足，但关键处又露出其“无比英明”；齐国栋县长说话故意显出轻松自然，骨子里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作者分明偏爱人之其貌不扬的内秀。他的故事往往使叙述者成了一个茶余酒后插科打诨的局外人，而他对官场人与人之间隐秘之处的深入窥视，又分明印证了其道中人的痕迹。有人说，其小说有很重的心理分析的成分，此话不假。理解别人，包括善待自己，同样，解剖自我也包括着善待别人。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错位的关系，同样包括着善解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是杨少衡小说中的心理学，一种中国特色的伦理观，也是杨少衡小说诡秘的叙事观。
我们曾经注意到杨少衡小说的人际关系是简单的，不是重点写一个人稍带一两个，就是重点写两个稍带一个。这里包括着同事、上下级、男女、朋友等。纵观官人系列，其场景、主题、事件、人物的相互交叉无疑组成了更大的系列文本，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些系列当作一部巨大的作品来审视。这种被认为多样的统一、统一的多样的重复策略，古今中外优劣作品皆有之。无论是林老板的枪论、马越的“金粉”马屁论、尼古丁的杀人不见血论、贺亚江的买股论，还是齐国栋的三条腿蛤蟆论、关之强的恭请牢记论，一旦他们组队出场，便构成了官场人际关系的精彩纷呈的寓言。话止于此，我绝不是在暗示杨少衡已具备了上乘小说家的全部才华。我佩服的倒是他武艺不全却摆弄得有声有色。摆弄归摆弄，武艺不全不时也会显现其创作上“亚健康”状况，对杨少衡来说，成问题也许还不是作品间的人物相互之间有太多的叠影，而过分出现的有心戏拟让他们集聚的话，不小心会露出雷同的尾巴；软幽默可能是个特色，但最终化为美学效果时，到底是软化了幽默的力度，还是让幽默有了更温柔的亲和力也是个问号；沉迷于讲述的魅力是不错，但如果一味沉迷而损伤了叙述的美学容貌呢！拒斥描写是勇敢的，但如一味拒斥而导致小说这美丽的世界缺水缺氧呼吸困难呢！这些疑虑是多余的，进取性的思考作者可能早已有之。诚如作者二年前所言：“我想试着进行另外一种表述，同时也表达我的一种见解，我觉得生活很多样，也不好只是一种模式。我在写类似的小说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努力把人物当人写，不要当符号写。”当符号易，当人谈何容易。认识生活之多样只是止于认识，而将认识的多样提升为表达的多义又谈何容易。此中甘苦，写作者自知，阅读者想知也难。
最后补充几句题外话。首先我写评论的习惯一般都要读完一个作家全部作品，这次由于条件局限，只读了杨少衡自发表《尼古丁》以来的十三个中篇，外加《那个除夕很冷》一个短篇。其次，“波澜不惊”四字的评语，记得是李敬泽先生先用，这里有挪用之嫌，特此说明。
文／程德培（著名评论家、学者）
◇ 历史之羞与海峡之痛——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海峡之痛》
随着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央视热播，讨论也随着热烈。当然我无意于在此跟着讨论，但海峡东西岸，实在有着太多的历史之蒙和切肤之痛。冷战时代众所周知就像福山所预言的那样，已告“历史的终结”。可而今的海峡两岸存在着的仍是意识形态的纷争，加上具体历史的繁复：不说施琅当年跟随郑芝龙降清抗明，之后又跟随郑成功抗清，之后又降清与郑氏家族刀枪相向，直至最后奉清廷之命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收复台湾的神圣使命……也不说此前的大几十年台湾陷入荷兰殖民者手里，却是由郑成功亲手收复，此后又有几十年陷入日本人之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才把台湾重新收复，就说国共内战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一湾浅浅的海峡”又重新封闭了几十年，活活割断了两岸的亲情和血缘。历史的残酷，怎么也不可能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可以任由人们打扮的小姑娘。你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真相究竟是掩盖不住的，尤其无法遮掩的便是历史的那一重又一重的旧伤疤新创痕……
如所周知，台湾岛除了土著，国民党败退人员以及后代则俗称“外省人”，也属少数，而今在那里生活的多数是跟郑氏家族联系或近或远的闽南后裔。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省份的角度抑或族群的角度，台湾题材均是个重大题材。福建的作家责无旁贷。恕我直言，截至杨少衡的长篇新著《海峡之痛》（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之前，这个题材基本被悬置，其间有历史的原因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生活积累方面的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方面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不是说没有这方面创作，而是说没有这方面的重要创作。《施琅大将军》当然是个重要创作，也恕我直言，其宣传层面的效应远比艺术的层面重要。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看重《海峡之痛》。国家主义叙事、民族主义叙事有它合法性的一面，但小历史和小话语的叙事则是当下世界叙事文学的主流，或者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此二者之间。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方面存在有太多的歧义，比如究竟为“想象的共同体”呢抑或“道德的共同体”？若为后者争论颇多，如我开头所说此不予赘述，若为前者则为“主权国家”与“现代化”意识，则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内容。文学的事情也一样。
况且，杨少衡的《海峡之痛》也未必就是小叙事，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就拒绝了宏大叙事而已。实际上，“民族国家”也始终便是该部长篇的主轴，小说主人公杜荣林几乎终其一生便为了“解放台湾”这么个未竟的事业。不知哪位有大气魄又能有大建构的导演，若能把《海峡之痛》搬上银幕或银屏，一样会是一部电影或电视大制作。当然，从布迪厄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作家是“为生产而生产”，畅销作家是“为了受众而生产”，但二者都有把各自来之于文学的经济资本转换为符号资本的冲动，于是改编成电影电视纷纷转向大众传媒，就有向文学场域施加压力的功能，也即不得不使“文学场域”屈从于外部的文学标准。因此能持独立立场的批评家，就不能受制于这个外部的文学标准。也就是说，必须时时记得面向文学的为生产而生产本身，并努力与真正的作家一道共同抵制其他场域诸如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等场域对文学的支配。说白了，《海峡之痛》若在好的影视艺术家手里肯定能拍成一部上好的影视作品，但它首先是一部上好的文学作品。这个根据便在于该部小说成功地再现了纷纭激荡的历史场景中的人的错综复杂的感情世界。
用孙绍振教授的话说：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很不够，文学应该是人的感情学，而且应该是人的感情错位学。孙先生的理论见地穿透力惊人，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