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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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函，先上兖州，再往济南、青岛，专程走一赵，澈底解决日本浪人的走私问题。
明明是杜月笙吩咐一声，就可以做得到的，他偏要刘鸿生郑重其事，布置这么一个大场面，请各位大好佬来为孙桐岗打气，替赵鑫培壮行色，孙赵二人听了大好佬的称誉勖勉，内心振奋，自是难免。孙桐岗随卽写了情词恳切的家书，请他哥哥一定要多方设法，务使这一件事圆满达成。──后来有人说杜先生何必多此一举，杜月笙却沉下脸来斥道
「啥话？孙桐岗、赵培鑫去进行的是一椿大事体！」事实上：孙桐岗的一封信，赵培鑫跑这趟腿，孙桐萱重视弟弟的嘱托，杜门的交情，这件事体，确实办得大有功劳。赵培鑫带了大中华火柴公司经理徐致一，先赴兖州，住了一夜，得到孙师长的热心帮忙，翌日赶赴济南府，见到主席韩复榘，然后再到青岛市，得与市长沈鸿烈扃室密谈。由兖州而济南而青岛，藉孙师长的鼎力支持，多方关照，军警人员于是奉命加强取缔日本浪人走私，违者立予严惩，走私案破获得多，日本火柴商便知难而退，刘鸿生的困扰，于焉迎刃而解。吴绍澍杜门拜师记
传灯录上有这么一则逸话，无着文喜禅师往游五台山金刚窟，遇见一位老翁，邀他到寺中参观，禅师问：「此间佛法如何？」寺中的位持翁对以：「龙蛇混杂，凡圣同居！」用这两句话譬喻杜门，堪称差相彷佛。
杜月笙的恒社子弟往后高达二千余人，多的是龙蟠风逸之士，也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是无分公门将相，抑或淮南鸡犬，对于他们的老夫子杜月笙，一生一世，都唯有一个敬字无限孺慕，讲的是江湖道义，重的是师生情谊。尽管有道不同暂不与谋，临时分路扬镳，各自为政的，却是所谓「欺师灭祖，吃里趴外」的歪风，四五十年里仅祇吹过一遭，半世纪中杜门只出过一个叛徒，是为吴绍澍。
吴绍澍拜杜月笙之赐，由党而政，一帆风顺，最红的时候，身兼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分团主任委员，正这报社社长．．．．，仅在上海一地，头衔多达二十余个，权势绝伦，气焰熏天。恒社子弟中，唯陆京士当了一任农工部副部长，社会部京沪区特派员，主持过京沪一带劳工失业救济及社会行政督导事宜，勉强可与颉颃。
因此，吴绍澍之叛，当然会把杜月笙整得很惨。吴绍澍之投身杜门，正当杜月笙光芒万丈，炙手可热的全盛时期，日中则昃，盛极必衰，天道人生，其理相同，这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杜月笙如日中天之际，来了一个八败精捣乱鬼吴绍澍，便是璀烂斑灿中的一道阴影，不条瑕疵。
民国二十五年，吴绍树专程由汉口来到上海，拜会陆京士，他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拜杜月笙为师。
陆京士和吴绍澍结识颇早，因为吴绍澍是吴开先的本家，当时，吴绍澍在汉口市党部工作，两吴和陆，都是北伐以后，国民党的中坚份子，重要干部。吴绍澍决意拜先生，是有所为而来的，首先因为他在汉口，人地生疏，跟华中三山之一，汉口洪帮大哥杨庆山，并无渊源。而杨庆山和他那一批干练有为，潜力深厚的弟兄们，不但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功臣，尤其，自民国开元，他们便掌握了全部长江码头的船员苦力，靠水吃水的各路朋友，武汉三镇的警备机关，侦防卫戍工作，一直由杨庆山的弟兄，位置要津，自北伐以至抗战，正是国共鬪争极其尖锐的时期，杨庆山一帮子人在这一方面辄有卓越优异的表现凡此都是急功近利，一心升官发财的吴绍澍，所衷心艳羡和无比仰慕的。
譬如，民国十六年上海清党之役，侥幸漏网的中共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顾顺章，当年中共天字第一号打手兼狙击手、刽子手，二十年他仍为中共特务科长，领导「红队」，保卫机关，制裁「叛徒」，是个机警善变，杀人不眨眼的歹徒。他在汉口活动，易名李明，率领一个演出精采，轰动遐迩的魔术团，所到之处，万人空巷。顾顺章骗得过千千万万观众的眼睛，便逃不过杨庆山的手掌，四月间，将之一举成擒，并且迫使顾顺章「志愿归诚」，供出中共所有共党秘密组织，他的条件是接待他在沪家属抵京保护。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时，国民党调查科有潜伏共谍泄露消息，顾顺章的上级周恩来于是心黑手辣，抢先将顾顺章的家属老小八人一概杀死，并且加以肢解，深埋于一丈多深的地下，后来尸首在上海新闸路一座楼房底层掘出，中外报章遍予揭载，成为轰动一时的惨闻，中共首脑的残暴，遂为举世所知，而杨庆山一系列人物的建立殊功，自亦予国民党领导份子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嗣后，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所作的统计，自民国二十二年秋，迄二十三年九月，仅此一年之间，湖北（绝大部份在武汉）捕获的共党份子多达一百八十五人，其中有八名省委，四十三名属于县委、区委阶层，在全国各省位列第十。在这极可观的纪录中，以杨庆生系统的人员致力最多，吴绍树在汉口市党部工作，他把此一铁的事实看得很清楚，对共鬪争是他的主要职司之一，他有理由也有决心设法争取杨庆山，录为己用、获其协助，或者声应气求，切取联络，都可以使他在本位工作上有所表现，那正是他脱颖而出，青云直上的唯一契机。
吴绍澍在汉口，曾经千方百计的设法接近杨庆山，却是苦于难获要领，不得其门而入，吴绍澍有所求于洪门大哥，杨庆山则并不把市党部一位野心勃勃的职员看在眼里。多次碰壁以后，给他打听到一个门径，杨庆山最佩服的同道，最要好的朋友唯有上海杜月笙，杜门中人，在武汉普遍的受到尊敬和关拂，杜门杨门，迹不可分，于是，杨门难投，他便不惜跋涉千里，跑到上海去拜托陆京士，想自杜门着手。想当国代这个容易
陆京士晓得吴绍澍的性格及其为人，因而把他的居心和用意，也料了个十中八九，所以当吴绍澍力请陆京士为之介绍，陆京士不是办不到，由于内心的顾虑和疑惑，一开头他便托，并且正告吴绍澍说：
「老兄，恒社弟兄讲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共当，尤其杜老夫子待人无微不至，恩重如山，彼此之间只有『道义』二字摆在心上，这不是寻开心，开顽笑的事情，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然而，吴绍澍意志坚决，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概，逼急了，陆京士便跟他摊牌来说，郑重告诫：
「你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想利用杜先生和恒社弟兄，那你就大大的不应该了。」
吴绍树还不死心，又找上了杜月笙的另一爱徒陈君毅，陈君毅和吴开先很要好，吴绍澍旣是本党同志，尤有投身杜门的一腔诚意，他没有陆京士的多方考虑，于是一口答应，尚且很热心的代他往说陆京士。陆京士无可奈何，遂与陈君毅同为吴绍澍拜师的介绍人。
那日不但吴绍澍踌躇满志，连杜月笙也因为又收一名高徒，显得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在华格臬路小客厅里，吴绍澍肃杜月笙上座，当着陆京士、陈君毅等诸人的面，满腹欣喜，毕恭毕敬，行了三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双手递上拜师红帖，帖上写好姓名、三代和两位介绍人，──陆京士与陈君毅
杜月笙细看吴绍澍时，两道浓而黑的眉毛，一张阔大无比的嘴巴，中等身材，相当结实，说话沉着有力，谈吐便给而中肯。一望可知，是个能干脚色，办事人才。吴绍澍给杜月笙第一个印象好得出奇，在上海着实讨了些时老夫子的欢心，吴绍澍趾高气扬，满载而归的回汉口。他已成为和陆京士、陈君毅、朱学范诸人等量齐观，不分轩轾的杜门爱徒，一个口信带给汉口杨庆山。这位目空四海，声势显赫的红门大哥，从此改容相向，合作无间，吴绍澍的目的顺利达成，他在杨庆山以次红门弟兄的全力支持下，果然出人头地，迭建奇勋，他成为汉口市党部的要角、红员，不次拔擢，扶摇直上，奠立了他往后一帆风顺将及十年的稳固坚实政治基础。可是，与此同时，杜月笙身边也自此埋下了一条祸根。十年后，这位受惠特多的杜门高足，便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口口声声否认他是杜月笙的学生，尤且，一手高擎「打倒恶势力」的大纛，一手挥舞无形的利剑，将战后已无租界可资凭籍的杜月笙，刺戳得鲜血淋漓，形成杜月笙的生平唯一憾恨。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开国民大会日期，这也是促使吴绍澍下定决心拜杜为师的因素之一，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厥重地方群众基础，杜月笙当时实已掌握了上海及其近郊各地的广大群众，吴绍澍是江苏松江枫泾镇人，他有意角逐此一最高民意议席于是他在选举期届重来上海，直接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愿望，杜月笙微微的笑，满口应允的答道：
「这个容易。」
有了杜月笙的「言话一句」，吴绍澍不由大喜，果然，民国二十六年初，国民大会代表特种选举候选人名单发表，杜月笙、吴绍澍和许许多多位恒社弟兄，一概榜上有名，吴绍澍兴冲冲的到上海来从事竞选活动，他得了杜月笙的保证，连竞选费用都没有带够，却是，恒社弟兄在上海还怕缺钱用吗，当他把自己的「费用不继」困难向陆京士一提，陆京士毫不迟疑，顿时借了一千大洋给他。──这笔钱往后无论吴绍澍怎样发达他都不曾归还，因此时至今日，他那张亲笔借据，还捏在陆京士的手里。中日战前一段秘辛
民国二十五年底，和二十六年初，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
一触卽发，但是我国建设伊始，准备未周，中央秉承蒋委员长的指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因此，当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
日本方面，从民国二十五年起，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澈底拒绝反日。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三、中日「满」共同反共。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骨子里，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
，也就是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无可否认，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藉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日本「经济提携」运动的最高潮，便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旣得利益。两天后，日本便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当时的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之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咸寄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将不旋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早有周密妥善的安排，多一半为了敷衍日本人的步步进逼。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我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二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子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也能参加。因此，政府乃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步时的一应联系招待之责。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为之提高，然而，却也带给他碍难出口的极大痛苦，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迭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镳，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面也在战备不够充份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
「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旣定国策，问题在于，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餍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
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周作民、杜月笙等予以盛大热烈的欢迎，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很幸运的使他间接获得中央的指示，因而得以心胸一壮，开始坚守他自己的立场。日本「经济考察团」在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抵沪，当天便接奉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杜月笙兴奋鼓舞，听到蒋委员长在茶会上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斩钉截铁，无异当头一棒，蒋委员长强调的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杜月笙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诸人，如儿玉、天羽、藤山等，听了蒋委员长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彷佛有不胜愤慨，敢怒而不敢言之状，真叫他看了，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可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尤其当夜十时半，藤山爱一郎寅夜往访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次日下午二时，又去会见了外交部长张群，孔张二氏，都曾明确指出，日本扩充军备，支持华北的种种非法行为，而日本本身财政经济相当困难，断然不能放弃中国这一个最大的市场因此，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等互惠的立场，尤须设法消除中国民众对于日人的反感。
听到这许多大义凛然，坦白衷诚的谈话，杜月笙的欢欣宽慰，可以想见，他了然中央的对日方针，益更坚定了自己反日决心。
所以，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确保利权，固定立场，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尤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卽度发表演说，满口都是中央的论调，藉收彼此呼应之效。于是，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报上，便以重要地位刊载特电，指出中国实业界和中央政府，对于日本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完全相同，因此他们认为佐藤外相所谓的：「中国赞同佐藤外交，欢迎经济使节」云云，都是「聊以自慰的浅见」。三月二十六日，连苏俄的「真理报」，也注销了佐藤演词的评论，他们说：「佐藤二十三日的演词竟已完全接受军部立场，所谓中国问题应分华北、华中、华南三部对付，亦卽日本军人分化中国之一贯政策，……中国抗日情绪日见紧张，此次经济考察团之失败，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愿予日本以经济侵略机会，中国民众亦要求光复失地，后谈经济合作，足见日本今后将在中国遭遇强大的抵抗。」
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