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的神话:刘德华画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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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雪藏是一种代价周润发第二次救华仔（2）…（图）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刘德华，心理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境遇，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极为成熟的处理态度。
1985年11月，他被调离了话剧组，被安排在一些综合性节目里担任“活力之星”。所谓“活力之星”，只不过一个名目而已，实际上就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中跑龙套。
从此，全面封杀开始。
这次封杀对于刘德华来说，后果可说是非常严重。以前，他每次拿到薪水，全都如数上交给父亲。他自己的花销是“炒更”得到的外快。正是用这笔“外快”，他不仅维持了自己日常的开销，也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份产业。那套两室一厅，他交付首期连带装修，花费才仅仅只有11万港元。这个数字，别说是在香港，就算是在今天内地的一个中等城市，都难以成事。可见刘德华一方面是极为节省，同时在理财方面也颇为出色。自然，还透着另外一些信息，比如当时的他，虽然不大不小已然是个明星了，可经济上实际并不宽裕。
现在，被公司雪藏了，外快完全没有了，薪水又要上交。经济危机，立即就显现出来。
偏偏有些钱是没法省的。比如房屋的按揭贷款，每个月都由银行划付，他的账上如果没有钱，人家立即就会封他的门。再比如和喻可欣之间的“交际费”。回到台湾之后的喻可欣，事业发展很顺，片约不断，并且因为台湾版《倚天屠龙记》的热播，喻可欣也跃升为一线红星，她抽不出时间前往香港看望刘德华。刘德华被公司雪藏，按照合同规定，他如果离开香港，必须向公司申请。为了避免麻烦，刘德华干脆哪里都不去，他和喻可欣之间的交往，便只能寄托在越洋电缆上。
据喻可欣说，她和刘德华之间的电话联络，有一个月，两个人的长途电话费加起来，竟高达8万元之巨。喻可欣没有说明币值，即使是新台币，以今天的币值计算，那也是2万元人民币。
刘德华说，这个时期因为没有了外快，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口袋常常都是空的，所以，基本连门都不出，更是鲜少参加朋友们交际、应酬之类的活动。
第六部分：雪藏是一种代价为谭咏麟演唱会卖票（1）
没有过雪藏经历的人，并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最初和公司唱反调时，刘德华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也没有太清醒的认识，他相信的是自己，觉得凡事只要挺一挺就过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一种看 不见摸不着的压迫感，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气氛。
直到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刘德华才意识到，作为个人，他的力量实在太弱小了。一家公司以这种方式对待个人，简直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的残忍，换个意志力薄弱点的人，精神崩溃都大有可能。
自从被调部门之后，刘德华基本就在虚度时光。所有的演出活动，全都停了下来。他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赚取外快，以便维持日常的开销。
作为经纪人，又是好朋友，张国忠对刘德华的经济情况了如指掌。可是，他深知刘德华的为人，就算是再难，他也会咬牙挺着，绝对不会接受朋友的资助。
张国忠和刘德华的友谊，与周润发也有一定关系。
张国忠是谭咏麟的内侄，他的姨妈嫁给了谭咏麟。受谭咏麟影响，对娱乐圈有着浓厚的兴趣。可是，他最初的工作并不在娱乐圈，而是在一间洋行出口部当职员。这间洋行的老板娘，知道张国忠有志在娱乐圈发展，便大力支持，于是，张国忠便和好友泰迪罗宾等人，组建了珠城电影公司，从此踏入娱乐圈。
后来，许鞍华拍越南三部曲，制片人就是张国忠。三部曲的第一部《胡越的故事》，主演是周润发。张国忠因此和周润发相识，并且很快成为好朋友。其后，他们又合作过《巡城马》，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功。三部曲的第二部《投奔怒海》，周润发推荐了刘德华，刘德华也因此认识张国忠。刘德华非常喜欢谭咏麟，因为这层关系，又和谭咏麟成了好朋友。
因为张国忠、李小麟的努力，刘德华和华星解约，随后签了EMI公司。新的公司倒是为他录了几张唱片，可是，艺能公司只负责经纪，并不负责制作，制作权掌握在人家手里，他们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少。况且，刘德华当时的演唱水平，确实有限，几张唱片推出来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唱片公司便不太愿意再替他出唱片了。
看到刘德华整天无所事事，张国忠心里也急，问他：“华仔，你现在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刘德华说：“练泰拳。”他从小就是个体育迷，当时，武侠电影又大行其道。
张国忠听了，颇不以为然。他知道，在电影电视上演武林高手，只要有点三脚猫功夫就足够，并不真的要有一流武功。相反，要想在歌坛发展则不一样，凭的是实力。人家唱一首歌，几分钟就完成了，凭什么可以拿几十万？而一个演员，演一集电视剧，有名气一点的，才能拿到几万元，而且绝大多数则只有几千元。这充分说明，歌手吃的是实力饭。
他对刘德华说：“你何不趁这机会，系统地学一学声乐？”
这话倒是提醒了刘德华，他说：“好，你说，我找谁学？林子祥？”他拍《投奔怒海》的时候，就曾跟林子祥学过唱歌。
张国忠说：“戴思聪，我所知道的人中，他的声乐功底最好。而且，他很有一套方法，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这个建议，刘德华欣然接受了。可是，他接着提出第二个建议，却被刘德华拒绝。
张国忠说：“除了学声乐，你还应该充分利用现在的机会，系统地学习舞蹈。”
在艺训班时，刘德华曾学过舞蹈，但严格说来，那只是三脚猫功夫，上不得台面。而且，他也认为，无论是当演员还是当歌星，并不需要跳舞。所以，他反问张国忠：“我为什么要学跳舞？”
张国忠说：“阿梅那么红，你总结过她走红的原因吗？”
刘德华和梅艳芳是好朋友，但论起走红的原因，他还真的从没有想过。
张国忠耐心地说：“如果仅仅说嗓子，比梅艳芳嗓子好的，香港有没有？我不相信没有。如果仅仅论跳舞，比梅艳芳跳得好的有没有？肯定也有。但是，既有一副好嗓子，跳舞又跳得这么好的，全香港，只有一个梅艳芳。”
刘德华立即反驳，说：“关正杰就不会跳舞，他站着唱歌，不一样很红？”
张国忠试图说服刘德华，可是，刘德华异常固执，根本不接受张国忠的这个忠告。
既然刘德华自己不喜欢跳舞，张国忠也没有办法。但作为经纪人和好朋友，他不能不替刘德华的钱袋着想。那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姑丈谭咏麟筹备演唱会，他想，刘德华此时正缺钱用，如果能够过来帮一下手，也可以赚点车马费。可这毕竟是一般工作人员所干的工作，刘德华也算是星了，他能够拿得下面子，干这种事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试一试，却又不好直接开口。经过一番思考，张国忠还是决定试探一下。他没有直接对刘德华提起，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对他说：“华仔，我想找一个人，你有没有人推荐？”
第六部分：雪藏是一种代价为谭咏麟演唱会卖票（2）
刘德华问：“你想找什么样的人？”
张国忠说，谭咏麟演唱会马上开始卖票了，他想找个人替自己来做这件事。这是一件临时性工作，酬劳很低，每天只有200元。
刘德华正为钱的事犯愁呢，听了此话，便说：“不如我干算了，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
张国忠要的就是这句话，表面上他还假装说：“你？你一个大明星，去卖票？会不会自贬身价呀。”
刘德华说：“贬不贬身价，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总之就这样说定了，这份工给我了。”
一来，当时的刘德华确实需要钱。二来，刘德华是从最底层上来的，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质朴。在他意识深处，从来都不曾将自己当成明星。
坐在窗口后面划票，华仔心中默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处，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此时对于这千古名篇，竟然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胸中积聚的闷气，竟然也能一泻而出。再仔细品味，自然多了一种更为深刻的体会。想想古代诗人那种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境遇，自己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圣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在这种时候，一遍又一遍重读这样的警句，虽然显得有点阿Q，其实是很有用的，至少，能够让他的心静下来。
在这个时期，没有事干的时候，刘德华就去学泰拳，也去跟戴思聪学声乐。从1985年11月到1986年10月，整整一年时间。刘德华说，这一年他是完全虚度了。
那是指演艺事业而言。在这一年中，他没有演任何电视剧，也没有拍任何电影，电视荧屏上，也只是偶尔露一露面，做一些少儿节目，或者是在一些综艺类节目中客串。
所谓虚度，只是他的一种说法，可这次挫折给他带来的心理上以及思想上的成熟，却是不能用时间来计算的。对于那些一帆风顺的人来说，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打击，不可能有深沉的思考，更不可能透悟人生。日后，刘德华重新获得机会，东山再起的时候，他便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心境，也有了全然不同的观念。
二十多年过去之后，刘德华仍然是刘德华，有人说他创造了一个神话，也有人说他是永远的偶像。其实，最准确的说法，刘德华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恰恰是被雪藏的这一年开始初现端倪的。
有关这一点，当时的刘德华，实际上还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如果说，当时的他已经达到完全的心灵平静，那是不真实的。处于那种环境之中，没有任何人心灵能够绝对平静。正因为不平静，才促使一个人去思考，才有透悟的基础。
第六部分：雪藏是一种代价挥泪告别第二次爱恋（1）
蛰伏半年以后，刘德华实在耐不住了，决定跑出去透透气。按照合同规定，如果离境，是要通告公司的，可他顾不上那么多了，悄悄地买好机票，跑到了台北。
喻可欣知道刘德华心情不好，便为他安排了一个散心计划，特别请了自己的同学杨岱青和她的男朋友一起，陪刘德华游玩散心。
第一天，四个人一起去了板桥镇大同水上乐园玩云霄飞车，接下来是水上自行车，碰碰车。每次，都是刘德华和喻可欣一对，杨岱青和她的男朋友一对。尤其是玩碰碰船碰碰车的时候，刘德华总是寻找战机向杨岱青他们碰过去，眼看就要撞上了，喻可欣吓得大喊大叫，刘德华则总像是侠士一般，小心地保护着女友。
刘德华的影视虽然在台湾很火，但一般人或许没能想到他会出现在台湾吧，所以没有人认出他来。倒是喻可欣，很快被人认出了，在一旁大声地叫着喻可欣的名字。刘德华便在一旁开玩笑，说：“嗬，有影迷了。”
当天晚上，几个人余兴未消，又去中山纪念馆骑双人自行车。
喻可欣谈到此事时，特别提到刘德华对自己的预算抠得很紧。整个台湾之行，他有一个完整的预算计划，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作为男人，尤其是他这种外向豪爽又带点古代侠士精神的男人，自然是抢着埋单。最终发现，预算严重超出，不得不紧缩开支，减少外出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刘德华，经济状况确实非常紧张。
尽管刘德华保持着谨慎的心理，仍然有影迷认出了他，并且致电报社求证。据喻可欣说，抵台的第三天上午，刘德华还在房间里睡觉，便有一名姓金的记者打电话问她：“刘德华来台北了，对不对？”喻可欣搪塞说：“是吗？我不清楚耶。”记者说，有影迷在中山纪念馆见到了他们。喻可欣仍然不想面对这件事，可那位记者却出言威胁，直接说出：“你是不是不想在影视圈混了？”喻可欣说，她听了这话很害怕，又不会应付记者，只好改变语气，表示帮对方联络一下。
刘德华醒来后，她将此事对他提起。刘德华和那名记者通话后，答应了接受采访。
这件事，后来似乎成了两人分手的导火索。有关细节，刘德华本人并未谈起，喻可欣的说法和当时媒体的报道，又存在很大的出入。据喻可欣说，由她和他一起去接受采访，是刘德华单方面决定的，事前，她并不知道。听说由两人一起面见记者，喻可欣便认为自己应该好好打扮一番。可她自己不会打扮，便出门去找自己的化妆师。这件事可能让刘德华产生了误会，以为一切都是喻可欣安排的，存在有意借他的台湾之行炒作的意思。
接受采访时，刘德华开宗明义，对记者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接受访问。”
由这话可以看出，当时的刘德华，对于这次采访，确实存有疑问，而且已经有些恼火了。因为其间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公开的报道，是否还存在喻可欣没有提到的事情，以及还有其他细节加深了刘德华的这种印象？外人不得而知。
这件事出现在香港媒体时，调子就变成了“喻可欣出卖刘德华，爆料给记者”。性质完全变了。喻可欣当即给刘德华打长途电话，质问他：“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吗？你心里如果真的这样想，为什么没有表示出来？你可以说出来。”刘德华只好对她说，他没有说过这种话，可能是经纪公司这样说的。
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刘德华的尴尬和恼怒可以想象。
这是一次授人以柄的事件，他未经同意离境，已经是违约了。其后又在台北有意公开行踪，有自我炒作之嫌，可以认为其目的是针对签约公司的。签约公司完全可以认定他的做法损害了本公司的声誉，追究他的违约以及其他责任。真发生那样的事，他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刘德华的经纪公司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缩小影响，他们以此帮刘德华过关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刘德华的经纪公司里，对此事最恼火的，大概要算张国忠。
一开始，张国忠就不看好这段感情。问他为什么？原因显而易见，就是门不当户不对。许多人认为门当户对是一种要不得的观念，他并不这样认为。门当户对仅仅只是四个字，里面包含的并非仅仅只是经济上的观念，更有生活哲学的观念。两个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环境造就的性格特点是截然不同的，心理上的不对等和观念上的不平衡，会引发一系列矛盾，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两人间的感情，甚至是事业和对人生的信念。
刘德华处于雪藏期时，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