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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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坦率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奉行的是‘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政策。对日步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国家权益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张学良回答道：“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周恩来听罢，站起身来，严肃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罪行累累，难以尽书。最后，张学良问周恩来、李克农：“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周恩来答：“真心！”“是否倒蒋方能抗日？”“是的！”
张学良听罢心一沉，痛道：“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干等着你们去倒蒋或是剿匪的啊！”说完，易动感情的张学良大哭不已。
周恩来看着张学良一片赤心热胆，也不禁陪着落泪。他随即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我个人表示同意联蒋抗日，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他的领导。旧帐，我们不愿再算了！”
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提出须将意见带回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
张学良听完，由忧转喜，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相当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
10日清晨4点，会谈结束。张学良一片报国之心，给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行人同张学良挥手告别，依依而去时，一抹朝霞已经飞上了延安的宝塔山。
4月12日，周恩来、李克农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作为 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指示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以及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物色一个技术较高的报务员，日后由地下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由李克农交给刘鼎带去并教他使用。
4月22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并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很重要，是我党第一次做这样的统战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鼎到西安后，果然不负重托，着手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对东北军进行了多方位的统战工作，成效卓著。
1936年6月，热衷于内战的蒋介石严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并指令驻瓦窑堡东线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进攻。为配合中共中央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便张学良好向蒋介石交差。
周恩来奉命负责指挥红军抗击东线国民党中央军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为争取时间，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将会“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接电后随即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撤退时，一股陕北地方武装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反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至保安，同时，他又指挥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取得取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
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妥当后，亲带一个排的人马，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的部队一起朝天放空枪，红军“寡不敌众”，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到瓦窑堡城内，原来占据该城的地方部队只得悉数撤出。
王以哲部占领瓦窑堡后，这里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此后，中共中央迁往保安。
除了做好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外，李克农主管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还积极派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关系。介绍信统一由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4寸见方的薄棉纸上，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所有名单均经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协助周恩来具体安排。介绍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毛泽东（盖章）月日
先后派出带有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后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榘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人。与地方势力的联系，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克农在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克农秘晤张学良以及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为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制造了契机。毛泽东很欣赏李克农的干练才智，夸奖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暑，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孙铭久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大分裂。然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而，西安的局势仍然在恶化。
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那里驻扎着红军一军团，周恩来则坚守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了红军办事处。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进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次日抵达西安。西安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充满戏剧色彩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它悲剧性的尾声，一个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战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势造英雄。
办事处的 “红小鬼”
西安局势稳定后，李克农走马上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处长，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早期筹建工作。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克农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调换，但始终都是搞办事处工作。西安办事处设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内杨槐满目，郁郁葱葱，景色怡人。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这是因为顾祝同害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十七路军的士兵负责门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