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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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他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考察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对于这一工程，他从规划设计原则到一些重要数据，从工程坝址到地质岩芯都亲自过问，亲自勘察。他说：“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对初选的几个三峡工程的坝址，他都徒步察看坝址的地形和岩石的情况。在察看火成岩区的三斗坪坝址时，因为这里的花岗岩很坚硬，是最理想的坝址，周恩来对它很满意。在视察另一个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的全貌，他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勘察。随后又登上山垭，查看整个坝址的地貌。
经过实地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周恩来在重庆对治理长江问题做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结论。他指出：治理长江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要求正确处理好远景和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不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据此，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周恩来注意实地了解情况。当没有时间出去时，他就寻找其他办法弥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书吴春安，1954、1955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接见了他，向这位来自第一线的代表做调查。他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他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调查研究国内情况。一有机会，他还向外国来宾了解情况。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2）
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当周恩来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是基层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情况，他决定接见这个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查嘛！”在这次接见中，他同日本外宾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
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成员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中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了解情况很强调实事求是。他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调查前，他先在邯郸听了三天汇报，然后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五天调查。五天中，他找了公社、大队、生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每天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一锅饭，结果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他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这样，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
周恩来对工作汇报看得很仔细，总要圈圈点点。同时，他不仅听部长司长的意见，还常常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我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刚刚结束国庆二十周年宴会，就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报时”问题。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稿件，报道中国“报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稿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决定先征询有关方面意见，调查研究后再批示。
在会上，周恩来先问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什么叫标准信号？标准时间在科学上怎么解释？那位同志站起来，坦率地说他也不清楚。
“好吧，坐下来。”周恩来看看参加会议人的名单，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文台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他询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职务后，高兴地说：“我们就请这两位青年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上海天文台的同志由于是第一次和总理见面，说话有些紧张。周恩来和蔼地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紧张嘛！今天我是向你请教，我是你的学生。”这位青年同志消除了紧张情绪，侃侃而谈起来。周恩来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标准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精度是多少等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国报时台是使用石英钟，每天定时收听日本东京报时台来校正时，严肃地说：“你们播放东方红，可是它的精度来自日本，你们又说我们报时精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家揭穿了，说东方红来自日本，你们怎么回答？”
沉寂了片刻，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矛盾没有解决，矛盾在于我们的标准钟不先进，不要靠洋拐棍来校正，你们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赶上了，超过了他们，甩掉了洋拐棍，到那时再发布，不要急嘛！”
最后，周恩来对在座的同志亲切地说：“我有很多重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都放下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标准信号还是来自日本。”又说：“这件事本来不用我来管，国家科委没有搞清楚就上报，为什么要在‘十一’发表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抓紧研制铯原子钟、更先进的原子钟。我们解决了，确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再发布消息有什么关系！说定了，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
散会时，周恩来对上海、南京天文台的两位青年说：“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学到了知识。”散会后，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有关负责人嘱咐：“安排这两位青年同志到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是我请的客人。”他想得这样周到，使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过了十五年，我国的报时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如实给予了报道。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
决策离不开发扬民主。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都集中起来。
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是执政者的典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3）
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
1954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诗篇。一时间，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争论双方，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考察了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反面。他在成都主持通过的关于三峡工作的决议，是会上通过的唯一没有“大跃进”味道的决议。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很稳健。
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执不下。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将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楼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很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争更加激烈。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蓄水拦沙改为滞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者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