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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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周恩来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去看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谈起会上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赵丹自己持小说好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向赵丹借来小说阅读。
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比小说好。但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7月1日，当周恩来和代表们共度党的诞辰时，赵丹又和周恩来议论起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
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
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两人意见统一不起来，谁也没说服谁。赵丹最后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后来很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认为，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6）
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发表了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他原计划在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