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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芏骼矗竦炒硎钦胖沃小⑼跏澜埽ㄋ巫游牡笔贝姓涸撼ぃ嘤惺辈渭樱由虾斩�11月谈至1945年夏，双方互提条件。关键在于蒋介石坚持不肯立即结束党治；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须通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立；拒绝中共派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等。因此未能达成协议。
两党谈判断断续续，时松时紧，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到重庆，却把和平谈判推上了第一个高峰。
先是1943年夏某一天，蒋介石电约张治中往见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蒋立书一亲笔信给毛泽东，发出邀请。信由林彪带返延安，但杳无信息。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热烈庆祝，张却忧心忡忡。因为他目睹两党关系已恶化至极点，内战一触即发，因此向蒋介石旧事重提，请再次发出对毛泽东的邀约。蒋立予同意（按：事后知吴鼎昌亦有同样建议），连发三电，毛泽东欣然同意。蒋介石于是派张治中做代表会同赫尔利坐专机到延安迎接——这是张治中一到延安。
事情进行顺利，张治中于8月28日把毛泽东接到重庆，把自己的官邸——桂园借给毛泽东、周恩来使用，当晚又陪同毛泽东到蒋介石官邸欢宴洗尘。经过双方商洽，当即派定谈判代表：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由8月29日至10月10日，历时四十三天，谈判共二十七次（其中毛、蒋直接面谈六次），地点是林园、桂园和德安里三号（蒋的官邸）。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进行紧张、遇到障碍的关头，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空长叹，寝食不安，确实是够操心的了。
从两党谈判开始的立场和所提条件来看，和谈成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双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力求妥协，协议终于达成。张治中于10月8日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欢送毛泽东，《双十协定》终于在10月10日于桂园签字。毛泽东于10月11日坐了张治中的专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同意由张亲自伴送——这是张治中二到延安。
《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但跟着要有许多具体措施予以落实，问题才算真正解决。正在这时候，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马原任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在国内外素负声望。美国派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华，其根本目标在于争取中国、联华抗俄，但他也确实促进了国共两党问题的继续解决，使和谈推进到第二个高峰。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跟着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停战协定签订，整军方案完成，东北停战达成协议。
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是决策组织，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则是执行机构。三人小组是核心，是这一段历史的漩涡中心。其中争吵最多的是整军方案的谈判，关键问题则在中共军队整编的数字和驻地上。两党斗争已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入以军事斗争为主。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6）
说来也奇怪，马歇尔对中国问题是个门外汉，在他自动草拟的整军方案初稿中，竟然规定中共在海军、空军中都占有30％的力量。马请张转给蒋介石，张看了觉得很纳闷，中共根本没有海空军，亦从未提出要求，而整编后却凭空取得30％的兵力。蒋介石看了，勃然变色，额筋暴现，几乎破口而骂。蒋向来采取限共的方针，现在忽然让它增加这许多兵力，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蒋最后忍着气同马歇尔商量，马另拟新案，把这一条完全删去。
整军谈判是艰苦的。虽然时间只有十二天，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日谈夜谈，会上谈，会下也谈，双方都到了舌敝唇焦、精疲力竭的程度。在整编数字方面，中共初步要求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则始终坚持“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最后中共让步，希望整编成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张治中特别同蒋作了长谈说：“中共本来拥有正规军一百万，民兵二百万，现在愿意从四十八个师的要求降为二十四个师，最少二十个师，是很大的让步，我们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还特别指出：“国军整编后缩成五十个师，仅指陆军，此外还有海军、空军，陆军中还有其他兵种如宪兵、工兵、炮兵、轻重兵等，中共是没有的，我军始终占极大优势，希望到此达成协议吧。”那知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赤，蒋的随从参谋皮宗敢陪同马歇尔进来。马见状甚为惊讶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蒋忿然说：“我正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张治中连忙向皮示意不要直译，用别的话遮掩了过去。
谈判虽然艰难，但终究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整军方案。为了交付北平军调部执行并检查各地两党军事冲突，得到蒋介石同意，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坐了专机前往各地视察，历经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新乡、徐州、归绥、太原、武汉、延安，然后再回重庆。到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为张、马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说道：“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这话引起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
《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先后签订。从表面看，两党问题好像很可能解决，到1946年6月，蒋公然撕毁一切协议，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开始，好像还颇为得手，攻占张家口后沾沾自喜，认为三个月内可以击溃关内共军主力，半年内可以完全歼灭共军。谁知后来军事节节失利，到1947年，他又想起和的一手，希望张治中四去延安。张治中兴味索然，便说：“请邵力子一道去吧。”事情一经提出，即为中共坚决拒绝。
到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都每况愈下，已成颓势。蒋介石从西安电约张治中由兰州往见。两人盘桓七天，无所不谈，张治中为蒋详细分析军事、政治、经济形势，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只有改组政府，放弃戡乱，实行停战，恢复和谈，才能挽回。蒋说：“可以试探和谈，甚至找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先谈都可以，但绝不能停止戡乱，不能停战。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让中共混进来，我们受不了。”最后说：“等形势稍为好转些才能谈和。”
同年8月，东北解放，华北大部解放，平津吃紧。蒋介石又密电张治中从兰州去南京，叮嘱：“行动要保持机密。”这一次，两人一谈又是几个钟头。张力主由蒋出来倡导和平，放弃战乱。蒋说：“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一直拖到年底，在淮海战役彻底失败，白崇禧电蒋“逼宫”之后，蒋才被迫发表“元旦文告”，宣布“引退”，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自己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实际上，蒋介石的“引退”是假的，幕后却抓紧备战，指使何应钦、顾祝同抓紧编组二线、三线部队。
这一段时间，张治中的心里十分复杂，精神上十分苦闷。他已断定蒋介石必败，战与和都无济于事，但因与蒋关系太深，不忘知遇之恩的观念紧紧束缚了他，一时解脱不出来。于是，不得不把和谈的重担重新担负起来。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内和谈空气渐浓，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和谈代表：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剑、黄绍、刘斐、李蒸。在行政院长何应钦主持下，研究了一个“和谈腹案”九条要点。张治中深知凡事没得蒋介石点头，什么也做不成，于是安排时间到溪口去看蒋，一则去摸蒋的底；二则劝蒋出国，便于李宗仁放手谈和。
张治中先后到溪口两次。第一次是1949年3月3日至10日，是和吴忠信一同去的，共停留八天，也和蒋谈了八天。蒋一见张就大动肝火：“你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我知道了，报上已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可以，逼我亡命国外是不行的。我已下野，就是一个公民，公民有居住的自由，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但对张治中所提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却逐一表示了意见。最后一天，蒋从住处雪宝寺一直送张下山直到宁波机场，并反复表示愿意和平，希望这次和谈能成功。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同年3月29日，带了“和谈腹案”去给蒋看。蒋看了不提意见，但说：“你这次担负的是最艰巨的任务，要特别小心！”按蒋的内心，当然希望谈判结果隔江而治，但他也明知这不可能，所以对张治中说：“必要时可以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但不必由我方先提出。”临别时，张到蒋母庐墓致三鞠躬礼，蒋站在墓旁，连声“谢谢”。两人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最后再次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治中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
第六部分十二、张治中与邓颖超
偶清旧物，发现邓颖超大姐给张治中将军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个，请哂收。即祝健康！
嫂夫人前问好！邓颖超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此信从头再看，不觉浮想联翩，深深陷入往事回忆之海。
张治中将军同邓大姐的交往时间很长了，最早可以回溯到大革命时代的1925年。当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入伍生总队长和军官团团长。周、张一见如故，常相往还，因而张治中又认识了邓大姐。据张将军写回忆录时告诉我，邓大姐当时虽然年轻（邓比张小了十四岁），但政治上很成熟，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条理清晰，和周恩来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周恩来是1924年由法国回广州工作的，邓大姐是1925年8月8日由天津到达广州和周结婚的。有人说：“他们结婚没有举行婚礼，后来也没有举行过什么仪式”，可是张治中告诉我，确实举行过婚礼，他亲身参加了。地点是广州市太平餐室（按：太平餐室位于广州市中心旧汉民路财厅前东侧，在当时广州只能算二三流餐室），虽然并不排场，但参加的人不少，他记得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都到了，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1960年，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请我们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听后会心地微笑。后来，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周恩来和张治中分属国共两党，各有其不同的立场和利害，但私交甚厚，两家人时有往还。周称张是文白、文白兄，称张的夫人洪希厚叫大嫂。张称周是恩来先生，称邓是邓大姐。往还中难忘的一次是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张治中第二次飞渡天山之前，邓大姐和周恩来双双来到张家——重庆桂园。
事情是这样的：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因不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举行暴动。1945年9月，复大举进攻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蒋介石因形势危急，立命张治中前往调查，商得苏联方面调停。张在10月再次飞新。张治中受邓大姐和周恩来之托，于1946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把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押在监狱的中共人员一百多人护送回延安，保护了一大批中共干部。以后，邓大姐和周恩来还为此一再向张治中夫妇表示谢意。
解放以后，周、张两家同在北京，来往接触更频繁。邓大姐和周总理对张治中一家十分关怀照顾，对张的生活、家庭以及子女的学习、工作都一一关心到。张患腿神经性痛风疾，老来时时发作，甚以为苦。周每次出国，常给张带来一些珍贵的药品补物。就只1961年有账可查，由邓大姐手送经我签收的，10月12日，虎骨胶两盒，燕窝一个；10月17日香蕉一大篓；12月20日，燕窝一斤。从邓大姐的亲笔信看，措辞多真挚！
特别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张治中去世后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邓大姐于百忙中特别为它写了一篇序。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概括了张治中的一生，高度地、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张治中的一生：“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我与文白先生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如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以及张治中将军都已谢世，仅以此文为念。
第七部分十三、写在张治中将军年谱前面的话
张治中将军是一位在民国史中起过一定作用、政治主张一贯鲜明、思想倾向错综复杂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必要为他写一个年谱。
张将军的大半生，生活和周旋于国共两党关系之间，国共和谈是他重要的经历，20世纪40年代曾与“和平老人”邵力子并称为“和平将军”，“张治中三到延安”曾是流传于民间的美谈，这个年谱就是贯串着这一根线而写的。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有血肉难分的纽带；既一贯主张亲苏联共，又同时为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出力；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桎梏——这就是他的根本矛盾。这个年谱力求表达这个矛盾。
这个年谱的内容，包括他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政治主张、思想倾向以及为人处事的作风态度，力求暴露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联系，对他的长处、好事既不渲染，对他的弱点、错误亦不隐瞒。至于对他该如何评价，每人心中都有一架政治天平，那就由人们去自行掂量吧。
第七部分十四、张治中将军年谱话（1）
张治中，原名本尧，后改治中，曾字警魄，后用文白，盖警取文，魄取白而成。民国时期的军事将领、军事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解放后身份是起义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协总会理事等职。
1890年（庚寅、光绪十六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巢县西乡洪家疃村穷苦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祖父名邦栋，半自耕农。父名栋征，农民兼手工业者。母洪氏。二弟本舜，字震中，三弟本禹，字文衷，四弟本汤，字文心。妹一，早夭。
1896年至1905年（丙申至乙巳，光绪二十二至三十一年）六岁至十五岁
入乡间私塾念了十年线装书，曾应童子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