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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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夏，完成《七十回忆录》定稿。此稿撰述起于1950年，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分七章，共约百余万字，详实地记录其七十年中（1890—1959年）的主要经历。稿成，曾打印数十份，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意见。1966年8月家被抄，不仅打印稿，连原稿、原始材料（包括若干原始档案）均荡然无存。浩劫！浩劫！遗憾！遗憾！
1962年七十二岁
3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三次会议。
5月，以人大常委访朝代表团副团长名义赴朝访问。团长彭真，另一副团长陈叔通。此行历时十日，访问了多处工厂、农村、历史名胜，深受朝野人士热烈欢迎，深深为朝鲜的各项辉煌建设、人们精神奋发、社会秩序良好、全国清洁卫生等所感动。
1963年七十三岁
11月，参加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委会三届四次会议。
年初以来，渐觉体力不支，经常昏睡，极少参加活动。
1964年七十四岁
5月，自料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决定回家乡最后一行，视察皖中、淮北的一些工厂、公社和文教机关团体，历时一月归来后写《回乡访问记》日记一册。
冬，病突发。经检查，是中风，由脑血管剧烈痉挛所引起。自是体力大降，经常卧床。除必须参加的活动外，终日养息，参加会议也不发言。
12月，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
1965年七十五岁
12月，最后一次到广东从化温泉疗养。北京冬寒难忍易病，自1960至1965年，张每年都来温泉，亦充分利用时间参观农田、水利、工业、文教建设，五六年间走遍了珠江三角洲的十余县。
张晚年甚豁达，常对人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与赵寿山友善，相逢常对弈。赵后得食道癌，去世前张曾书上述数语相赠。
1966年七十六岁
8月28日从北戴河回京，两小时后，红卫兵即进门抄家，上楼下楼，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四次。由于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派人到北戴河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当面指着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已极度衰弱，至此再忍不住了。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我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10月1日，国庆十七周年，张登天安门参加庆典。毛主席笑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主席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
1967年七十七岁
是年起长期卧病，病情日趋复杂严重，经常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一切政治活动均已停止。国庆，仍勉强坐手推车上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对毛主席说：“你的脚步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人超过5％了吧？”
1968年七十八岁
秋，致函周总理并转毛主席，请求于死后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迄未得复。
10月10日，自知病已不起，不久于人世，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秘书余湛邦笔录，全文如下：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
特别是，我的后半世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眼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们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过去常同一些老朋友说：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了。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法。
不过，在政治上我还是想说两件事：
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们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我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不过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之下，倒行逆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无数先烈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全部变色的危险，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苏两国友好联盟关系，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不能不使人痛心的。当然，伟大的苏共、伟大的苏联人民，是终于要起来推倒那一小撮苏修集团的统治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我已不久于人世，我别无他念，我但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治中（亲签）
1968．10．17
1969年七十九岁
4月3日，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由其夫人洪希厚率子女讣告周总理转毛主席。
4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周总理亲临主持。参加者仅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卢汉、刘文辉、刘斐、罗青长、黄永胜、丁江、傅学文和家属，寥寥可数，场面冷落，草率了事。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1）
广州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从1931年进校到1938年离开，连读书带工作先后八年，长期涵育，恩情深厚，我时刻不忘。1937年武汉沦陷，长沙、广州震动，清华、北大已迁云南，中山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亦拟迁滇。其中纷纭往事，值得一记，爰逐一记下，留之后人，作为参考史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九三一年考进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创立的，校址在广州文明路。我是1931年暑假考进去的。给我最深刻的永恒的印象是进校门一个大操场，照壁上刻下孙中山手书的四个擘窝大字“明耻立信”，每字一二米见方，校的中部是一座高耸的钟楼。楼的东侧书孙先生遗教“知之匪艰”，西侧则书“行之维艰”，礼堂内分两层楼，正中是孙先生遗像，其左侧是孙先生遗墨“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其右侧是遗墨“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其含义我反复揣摩，当时我耽读鲁迅作品，只能从鲁迅作品中去找答案。所谓从根救起来是指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反封建，方能把中国救起来；所谓迎头赶上去，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抛其糟粕。
礼堂是孙中山先生主讲《三民主义》的地方，亦是华南各省闹学潮的根据地。“九一八”之年举国群情振奋，反日进入高潮。中山大学是领头羊，多种激烈主张纷纷出笼。记得每次大会主持人离不开邓时通、马景曾、楼桐茂、孙某某，他们是学生领袖。邓时通是众所周知的特务学生，出入昂首阔步，腰插手枪，是广州公安局长何荦的打手；马是文科学生；楼是地理系拔尖学生。1983年我回广州，知邓时通已被镇压，马任省文史馆馆员，楼、孙则不知下落。某次大会，大家认为校长许崇清软弱无能，又非学者，应予罢免，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人选，请中央核定。亦有人提戴季陶、朱家骅，但多人反对，认为一切戴、朱余孽都是党棍，不能考虑，结果中央批准了邹鲁。邹是西山会议派，又非学者，本非理想人选。
1960年，周总理有任务到广东海防前线，邀约张治中同行，我是张的机要秘书，得以随行，但我趁机返文明路一行，发现上述孙中山遗墨均被铲除，我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又周总理视察黄埔军校旧址，我亦随往，发现军校校舍陈旧破败达到极点。回京后，曾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趁黄埔的人尚多在世，应将军校旧址复原，并对蒋介石重新评价。其二是建议恢复中山大学原有孙中山遗墨。经过若干年，这两个建议都通过组织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来从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处得悉：黄埔军校旧址业已由广东方面恢复，但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遗墨则无消息。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2）
罗定小县城有三件怪事
中山大学迁校，第一步是从石牌迁返文明路旧址，结果法学院则迁往芳村花棣某助教家，他家房舍众多，足容纳全院有余，我们还搞过歌咏救国宣传工作，演出过流行的小话剧《放下你们的鞭子》。
法学院不久随全校迁往罗定县小县城，初来乍到，发现罗定县有三件非常稀奇的事：第一件是厕所都是高楼，高达一二丈，毫无粪气，非常卫生。第二件是米店不卖米，都卖豆豉。原来罗定县苍蝇特多，米筐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远看是豆豉而淹没了大米。第三件是看不到报纸。当时有一同学带了一个最原始的收音机，我会速记，由我每夜收听整理成小新闻，印发各院系。当时法学院院长黄元彬因事未到院，院务由几个知名教授：范扬（范是政客，我到军委政治部任张治中机要秘书时，他是第三厅副厅长）、漆琪生（漆是名教授，我上过他的课，印象不错，他的夫人黎缇维是我预科时同级同学，是个诗人，我对她有好感）和老教授薛祀光、郭冠杰等主持。漆淇生还到我的住处慰问我说：“你的简报虽然很小，但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你继续办下去。”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3）
日机空袭下的一幕惨剧
当时日机空袭频繁，校内挖了好多防空洞。我们无知胆大根本不躲避。某次我去大操场，敌机临头，头上但闻咻咻响声，不久爆炸声大作，咻咻是炸弹尾翅冲击空气之声。名教授孙寒冰家的楼前死伤枕藉。孙教授从上海调来，所写抗战文章，甚得我们好感。
轰炸刚过去，我即回宿舍，门口呈现一幕惊心动魄的惨剧，防空洞口落一炸弹，树上挂了一条大腿。这是日寇欠我们的一笔血债。通常空袭我都避入此防空洞，但此次我却在大操场，否则这大腿可能就是我的，好险呀！
对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不敢怠慢，每次警报一拉响，我兄弟即拔腿走去法学院院长郑彦家，他家住东山一栋三层钢筋水泥的建筑，有地下室，比较安全。他是我的顺德小同乡，对我兄弟特别好，富于乡土感情，留我兄弟躲避和吃饭。建国后他逃台湾，仍时有联系。他的部下都是我的熟人，如侨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朱集禧是我预科时的同班同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董世芳，是法学院同学，他是台湾国民党，后是候补中委，每年春节都互有贺年卡往来。台湾国府新闻局局长肖自诚、曹圣芬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兼随从秘书，我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兼随从秘书。因工作关系，在国民党中委会或政治委员会上时有相遇，蒋到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时，肖和我同任会议记录。建国后，肖的儿子肖湘留在大陆，在宁波中学教历史，与我有书信往来。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4）
贵县、南宁、龙州沿途见闻
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租了几艘电船，足以容纳全校职工和图书仪器，由各学院派押运员负责押送。我是法学院的押运员，预科时的同班同学陈伯中是理工科押运员。电船悠悠荡荡溯河而上，经梧州、贵县、南宁、龙州入越南转火车到海防、河内去昆明。
西江水浅滩多，船每过滩，我们为减轻船负，避免搁浅须集体上岸步行，涉水而过，大家欢笑和洽有如旅行。西江匪多，常有劫船之事，各船均带枪支自卫，由青壮年晚上值班。我是壮年人，每夜荷枪上船便值班。月黑、风高、星稀，别有风味，到天明鸡啼才下船睡。我当时有小诗一首，颇能表达当时心态：
过去一滩又一滩，西来见月几回圆。
群山踽踽崖簪树，二水溶溶石作关。
晓角吹开千岑雾，晨鸡啼破五更寒。
岂无去里离家梦，还将怒气上刀环！船到贵县融县，是沙田柚子的故乡。甚价贱，一元钱可买一大篓，饭后大家争开柚子，交换品尝，大快口福，状甚欢乐。同船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般职工，亲如一家，十分难得。南宁是大城市，繁华热闹。同行熟友有黄闰科、谈荣森、副教授卢干东等。
龙州是民族杂交地区，我们入市玩耍，东西极贱，大家置了许多东西，吃的、耍的都有，由于要办理过境手续，停了几天。一出镇南关（时易名友谊关）便到越境同登市。过境时，关吏对行李诸多滋扰，给予一元几角便顺利通过，我当时心里想，怎这样腐败？海防、河内是大城市，人民习惯不吃内脏下水，我们每餐都大吃一顿，以为猎奇。在河内，我却在偏僻处看到妇女挑担，站在街尾行小便，心想何等不文明礼貌！火车转入云南，须经第一站老街，书名“牢该”，心下有奇异感。过牢该须办签证。办公处法国人跷腿桌上，满脸流氓气，态度傲慢，我们很气愤，有一位教授大怒，拂袖而去。有人告诉我：“法国派到越南的统治者都是文化很低的市井之徒”，这与我平日所想象的法国人印象相去甚远。
河内至昆明是轻磅轨的小火车，千山万丛中蜿蜒逶迤奔驰，车头常与车尾相接，遥遥相望，蔚为奇观。山洞隧道特别多，一个接一个，煤气烟雾弥漫颇不好受。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5）
离开中大展开军政生涯
昆明是云南首府，闾阎辐NFDA4，市事繁华，人物众多，长途跋涉后，在此休整，多日大家畅游风景名胜，十分欢畅。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是“金鸡”、“碧马”牌坊，孙髯翁的长联以及西山昆明湖大观园，一一细览，印象美好。我爱好古典诗词，颇多收获，最后游西山写下七律一首：
湖水溶溶万顷开，无边春色自东来。
西山卧佛天为帐，北NFDA5长蛇地作阶。
仰望龙门星可摘，环观南泽海无涯。
朗吟髯老千秋对，万众长怀绝代才。
中大迁校的地址是澄江，距昆明尚有一二百里，中站是呈贡县，图书仪器以此为中继站，我们息足于此，我则以押运员名义每隔二三日押一批图书仪器到澄江去，运输工具是骡马，骑的是毛驴，我因不熟谙畜生性情，鞭打前面的骡马，被踢一脚，剧痛几乎翻身落骑。又受到小驴子的欺负，很生气。但此种押运生涯，日有不少补贴，生活不错。澄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