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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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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之。以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参加,协议和平建国方案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名额暂定为三十七名。    
    9月29日    
    谈判休会。张群、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宴请周恩来、王若飞,以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共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等问题。    
    外间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周恩来往访张治中,告知他毛泽东想要早日返回延安的意向。张治中表示:我既然迎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9月30日    
    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青年学生蒲公英、白明、夏雷、叶无等。蒲公英等请求到延安去,毛泽东说,要革命,延安也可以,这里也可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到延安去,勉励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10月2日    
    (晨,柳亚子应毛泽东之约来红岩村见面。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应允,时间另定。柳亚子请毛泽东题赠《七律·长征》,毛泽东允写《沁园春·咏雪》相赠。)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解放区问题等继续进行商谈。最后,双方同意就一个多月来的商谈作一纪录公开发表。    
    10月4日    
    毛泽东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时局,“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还高度评价柳亚子的诗。    
    10月5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继续商谈,集中讨论解放区问题。双方未获协议。最后中共方面宣布,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下午,周恩来、张友渔同志陪同画家尹瘦石来红岩村,为毛泽东画像。画像完毕,毛泽东与尹瘦石握手致谢。    
    10月7日    
    毛泽东再复柳亚子函,指出:关于和谈结果“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随信录赠了《沁园春·咏雪》。    
    10月8日    
    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尧庐进行商谈,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意见。这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张治中以邵力子所拟《公告》为基础重新拟定,由刘孟纯执笔写成的。至此,即作为定稿,预定10月10日签字。    
    晚上六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张治中在军委礼堂举行的欢迎欢送晚宴。会上,在张治中致词和介绍国共两党会谈概况后,毛泽东发表简短讲话,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晚宴之后,观看文艺节目。深夜,毛泽东由宪兵司令张镇陪同,乘车返回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10月9日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与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在座者有宋子文、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毛泽东与蒋介石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对此进行说明,不能同意。    
    下午二时,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领袖曾琦,商谈关于青年党与民盟问题。    
    10月10日    
    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张群因公外出,不在重庆,他的名字是事后补签的)。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会晤毛泽东,坐片刻,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会后毛泽东回桂园。    
    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并与蒋介石作第六次商谈。    
    毛泽东夜宿林园。    
    10月11日    
    晨,毛泽东与蒋介石做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    
    (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返延安。飞机于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起飞,中午一时三十分到达延安。    
    10月12日    
    张治中由延安返回重庆,毛泽东亲送机场。协议全文在报上公布。    
    (作者附言: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三天中,工作极为繁重,参加的活动很多,有些活动我不知道,有些活动的具体时间及谈话内容我知道得不确切,因此无法写入,如会见宋庆龄、章士钊、朱学范、易礼容、刘仲容、赵超构、李文采、新民学会旧友,以及美国人韩丁、坦纳鲍姆等,就未写入。因篇幅关系,凡是毛泽东未参加的谈判及活动写得较少。由于我接触面较窄,资料收集得很不完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勉力写出这篇大事记,愿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资料线索,以期更完整、准确的《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活动大事记》问世。文中错漏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和补充。)


第二部分三、谈判期间的周恩来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40年。他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张治中将军家住处桂园相距甚近,他们时相往还。当时我在张的身边工作,所以有幸见到周、张两人的频繁交往。    
    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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