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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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象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见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象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受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象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象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决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性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起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象奥里维和办《伊索》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①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起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器重的战斗同志呢。
①即夏尔，班琪。——原注（译者按，班琪即作者发表本书的杂志《半月刊》的主编。）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作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