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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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他，对他深闭固拒。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园地太小了！它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它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它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的对付病源。而探讨苦难的根源正是奥里维不肯放过的工作。
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决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每一代的人都得有一种美妙的理想让他们风魔。即使青年中最自私的一批也有一股洋溢着生命力，充沛的元起，不愿意毫无生产；他们想法要把它消耗在一件行动上面，或是—…（更谨慎的）——消耗在一宗理论上面。或是搞航空，或是搞革命；或是作肌肉的活动，或是作思想的活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有个幻象，觉得自己参预着人间伟大的活动，在那里革新世界。他的感官会跟着宇宙间所有的气息而震动，觉得那么自由，那么轻松！他还没有家室之累，一无所有，一无所惧。因为一无所有，所以能非常慷慨的舍弃一切。妙的是能爱，能憎，以为空想一番，呐喊几声，就改造了世界；青年人好比那些窥伺待发的狗，常常捕风捉影的狂吠。只要天涯地角出了一桩违反正义的事，他们就疯起来了……
黑夜里到处是狗叫。在大森林中间，从这一个农庄到那一个农庄，此呼彼应。夜里一切都骚动得很。在这个时代，睡觉是不容易的！空中的风带来多少违反正义的回声！而违反正义的事是没有穷尽的；为了补救一桩不义，你很可能作出另外一些不义。而且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暴行呢？——有的说是可耻的和平，残破的国家。有的说是战争。这个说是旧制度的被毁，君王的被黜。那个说是教会的被掠。另外一个又说是未来的被窒息，自由的受到威胁。对于平民，不平等是不义：对于上层阶级，平等是不义。不义的种类那么多，每个时代都得特别挑一个，——既要挑一个来加以攻击，又要挑一个来加以庇护。
那时大家正在竭力攻击社会的不公道，——同时也在不知不觉的准备新的不公道。
当然，自从工人阶级的数量与力量增高，成为国家的主要机轴以来，社会的不公道特别显得不堪忍受，特别令人注目。但不管工人阶级的政客与讴歌者怎样宣传，工人阶级的现状并没变得更坏，反而比从前改善。今昔的变化并非在于现代的工人们更苦，而是在于更有力量。这种力量是资本家的力量造成的，是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必然的趋势造成的；因为这种发展把劳动者集合在一起，使他们成为可以作战的军队；工业的机械化使武器落到了劳动者手里，使每个工头都变成支配光、支配电、支配力的主宰。近来一般领袖正想加以组织的、这些原动力中间，有一股烈焰飞腾的热度和无数的电浪，流遍了整个社会。
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所以被平民问题震动，决不是——虽然他们自以为是——为了这个问题的合于正义，也不是为了观念的新奇与力量，而是为了它的生命力。
以平民问题所牵涉的正义而论，社会上千千万万别的正义被蹂躏了，谁也不动心。以观念而论，它只是些零零碎碎的真理，东一处西一处的捡得来，牺牲了旁的阶级而依了一个阶级的身量剪裁过的。那不过是一些跟所有的“原则”同样荒谬的“原则”，——例如君权神圣，教皇无误，无产阶级统治，普及选举，人类平等；——倘使你不从鼓动这些原则的力量方面着眼而单看它们的理由，还不是同样的荒谬？但它们的平庸是没有关系的。无论什么思想，都不是靠它本身去征服人心，而是靠它的力量；不是靠思想的内容，乃是靠那道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放射出来的生命的光辉。仿佛一股浓烈的肉香，连最迟钝的嗅觉也受到它的刺激。以思想本身来说，最崇高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作用；直到有一天，思想靠了吸收它的人的价值，（不是靠了它自己的价值），靠了他们灌输给它的血液而有了传染性的时候，那枯萎的植物，奚里谷的玫瑰，才突然之间开花，长大，放出浓郁的香味布满空①间。——张着鲜明的旗帜，领导工人阶级去突击布尔乔亚堡垒的那些思想，原来是布尔乔亚梦想家想出来的。只要不出他们的书本，那思想就等于死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东西，放在玻璃柜中的木乃伊，没有人瞧上一眼的。但一朝被群众抓住了，那思想就变了群众的一部分，感染到他们的狂热而变了模样，有了生气；抽象的理由中间也吹进了如醉如狂的希望，象穆罕默德开国时代的那阵热风。这种狂热慢慢扩张开去。大家都感染到了，可不知道那热风是谁带来的，怎么带来的。而且人的问题根本不相干。精神的传染病继续蔓延，从头脑狭窄的人物传达给优秀人物。每个人都无意之间做了传布的使者。
…
①奚里谷玫瑰产于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未开花即萎谢，但移植湿地，即能再生。
这些精神传染病的现象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即使在特权阶级坚壁高垒，竭力撑持的贵族国家也不能免。但在上层阶级与其民之间没有藩篱可守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来势特别猛烈。优秀分子立刻被传染了。他们尽管骄傲，聪明，却抵抗不了疫势；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末强。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间的波涛侵蚀了，淹没了，直要等大潮退落的时候，才能重新浮现。大家佩服法国贵族在八月四日夜里放弃特权的事。其实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难想①象，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回到府里去会对自己说：“哎，我干的什么事啊？简直是醉了……“好一个醉字！那酒真是太好了，酿酒的葡萄也太好了！可是酿成美酒来灌醉老法兰西的特权阶级的葡萄藤，并非是特权阶级栽种的。佳酿已成，只待人家去喝。而你一喝便醉。就是那些绝不沾唇而只在旁边闻到酒香的人也不免头晕目眩。这是大革命酿出来的酒！……一七八九年份的酒，如今在家庭酒库中只剩几瓶泄气的了；可是我们的曾孙玄孙还会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喝得酩酊大醉的。
①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八月四日夜，若干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宣布放弃特权。
使奥里维那一代的布尔乔亚青年头昏脑胀的，是一种同样猛烈而更苦涩的酒。他们把自己的阶级作牺牲，去献给新的上帝，无名的上帝，——平民。
当然，他们并非每个人都一样的真诚。许多人看不起自己的阶级，为的是要借此显露头角。还有许多是把这种运动作为精神上的消遣，高谈阔论的训练，并不完全当真的。一个人自以为信仰一种主义，为它而奋斗，或者将要奋斗，至少是可能奋斗，的确是愉快的事；甚至觉得冒些危险也不坏，反而有种戏剧意味的刺激。
这种心情的确是无邪的，倘使动机天真而没有利害计算的话。——但一批更乖巧的人是胸有成竹的上台的，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好似北欧的海盗一般，他们利用涨潮的时间把船只驶入内地，预备深入上流的大三角洲，等退潮的时候把征略得来的城市久占下去。港口是窄的，潮水是捉摸不定的：非有巧妙的本领不行。但是两三代的愚民政治已经养成了一批精于此道的海盗。他们非常大胆的冲进去，对于一路上覆没的船连瞧都不瞧一眼。
每个党派都有这种恶棍，却不能教任何一个党派负责。然而一部分真诚的与坚信的人，看了那些冒险家以后所感到的厌恶，已经对自己的阶级绝望了。奥里维认识一般有钱而博学的布尔乔亚青年，都觉得布尔乔亚的没落与无用。他对他们极表同情。最初，他们相信优秀分子可能使平民有新生的希望，便创立许多平民大学，花了不少时间与金钱，结果那些努力完全失败了。当初的希望是过分的，现在的灰心也是过分的。民众并没响应他们的号召，或竟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应召而来的时候，他们又把一切都误会了，只学了布尔乔亚的坏习气。另外还有些危险人物溜进布尔乔亚的使徒队伍，把他们的信用给破坏了，把平民与中产阶级一箭双雕，同时利用。于是一般老实人以为布尔乔亚是完了，它只能腐蚀民众，民众应当不顾一切的摆脱它而自个儿走路。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非但这运动没有他们的分，并且还反对他们。有的人觉得能够这样舍身，能够用牺牲来对人类表示深切而毫无私心的同情是种快乐。只要能爱，能舍身就行。青年人元气那么充足，用不着在感情上得到酬报，不怕自己会变得贫弱。——有的人认为自己的理智和逻辑能够满足便是一种愉快；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思想。这是最刚强的一批。他们很得意，因为凭着一步一步的推理断定自己的阶级非没落不可。预言不中，要比跟他们的阶级同归于尽使他们更难受。他们为了理想陶醉了，对着外边的人喊道：“打呀，打呀，越重越好！要把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好！”他们居然做了暴力的理论家。
而且所提倡的是别人的暴力。因为宣传暴力的使徒差不多永远是一般文弱而高雅的人。有些是声言要推翻政府的公务员，勤勉、认真、驯良的公务员。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暴力，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弱、遗憾、生活的压迫的报复，尤其是在他们周围怒吼的雷雨的征兆。理论家好比气象学家，他们用科学名词所报告的天气并非是将来的，而是现在的。他们是定风针，指出风从哪儿吹来。他们被风吹动的时候，几乎自以为在操纵风向。
然而风向的确转变了。
思想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是消耗得很快的，特别因为它流行得快。法国多少的共和党人，不到五十年就厌恶共和，厌恶票选，厌恶当年如醉若狂争取得来的自由。以前大家相信“多数”是神圣的，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现在可是暴力思想风靡一时了。“多数”的不能自治，贪赃枉法，萎靡不振，妒贤害能，引起了反抗；强有力的“少数”——所有的“少数”——便诉之于武力了。法兰西行动派的保王党和劳工总会的工团主义者居然接近了，这是可笑的，但是必然的。巴尔扎克说他那个时代的人“心里想做贵族，但为了怨望而做了共和党人，唯一的目的是能够在同辈中找到许多不如他的人”……这样的乐趣也可怜透了！而且要强迫那些低下的人自认低下才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威权，使优秀分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或中产阶级的）拿他们的优越把压其他们的“多数”屈服。年轻的知识阶级，骄傲的小布尔乔亚，是为了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痛恨民主政治的平等，才去投入保王党或革命党的。至于无所为而为的理论家，宣扬暴力的哲学家，却高高的站在上面，象准确的定风针似的，发出暴风雨的讯号。
最后还有一批探求灵感的文人，——能写作而不知道写什么的，好比困在奥利斯港口的希腊水手，因为风平浪静而①没法前进，不胜焦灼的等待好风吹满他们的帆。——其中也有些名流，被德莱弗斯事件出岂不意的从他们字斟句酌的工作中拉了出来，投入公共集会。在先驱者看来，仿效这种榜样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的文人都参加政治，以左右国家大事自命。只要有一点儿借口，他们马上组织联盟，发表宣言，救护宗庙。有前锋的知识分子，有后方的知识分子，都是难兄难弟。但两派都把对方看做唱高调的清客而自命为聪明人。凡是侥幸有些平民血统的人自认为光荣之极，笔下老是提到这一点。——他们全是牢骚满腹的布尔乔亚，竭力想把布尔乔亚因为自私自利而断送完了的权势恢复过来。但很少使徒能够把热心支持长久的。最初那运动使他们成了名，——恐怕还不是得力于他们的口才，——大为得意。以后他们继续干着，可没有先前的成功了，暗中又怕自己显得可笑。久而久之，这种顾虑渐渐占了上风，何况他们原是趣味高雅，遇事怀疑的人，自然要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容易扮演而感到厌倦了。他们等待风色和跟班们的颜色，以便抽身引退；因为他们受着这双重的束缚。新时代的伏尔泰与约瑟·特·曼德尔，虽然文字写得大胆，实际是畏首畏尾，非常胆小，唯恐②得罪了青年人，竭力要博取他们的欢心，把自己装得很年轻。不管在文学上是革命者或反革命者，他们总是战战兢兢的跟着他们早先倡导的文学潮流亦步亦趋。
①典出希腊神话，参阅本书４７４页注。
②特·曼德尔为法国十八世纪宗教哲学家，提倡教皇至上主义，适与伏尔泰之排斥神权相反。此处举此二人代表左右两极端。
在这个布尔乔亚的先锋队中间，奥里维所遇到的最奇怪的典型是一个因为胆怯而变成革命分子的人。
那标本名叫比哀尔·加奈。出身是有钱的布尔乔亚，保守派的家庭，跟新思想完全无缘的；家里的人尽是些法官和公务员，以怨恨当局，跟政府闹别扭而丢官出名的；这批中间派的布尔乔亚，想讨好教会，很少思想，可是很会用思想。加奈莫名片妙的娶了一个有贵族姓氏的女人，思想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多。顽固，狭窄，落伍，老是苦闷而发牢骚的社会，终于使加奈气恼之极，——尤其因为太太又丑又可厌。他资质中等，头脑相当开通，倾向于自由思想，却不大明白它的内容：那在他的环境里是无法懂得的。他只知道周围没有自由，以为只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但他不能独自走路：在外边才走了几步，就很高兴的和中学时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颇有些醉心于工团主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他觉得比在自己的社会里更不得劲，但不愿意承认：他总得有个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种色彩（就是说没有色彩）的人。这一类的家伙在法兰西有的是。他们自惭形秽：不是躲起来，就是染上一种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时染上好几种。
依着一般的习惯，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厉害的朋友接近。这个法国人，十足的布尔乔亚，十足的内地人气质，居然形影不离的跟一个青年犹太医生做伴。他叫做玛奴斯·埃曼，是个亡命的俄国人。象他许多同胞一样，他有双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够在别的国家象在本国一样的安居，一方面又觉得无论什么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对革命感到兴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还是革命的宗旨。他自己经历的和旁人经历的考验，为他都是一种消遣。他是真诚的革命党人，同时他的科学头脑使他把革命党人（连自己在内）看做一种精神病者。他一边观察，一边培养这精神病。由于兴高采烈的玩票作风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专门找那些与自己对立的人来往。他和当权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厅都有关系；东钻钻，西混混，那种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许多俄国革命家都象是骑墙派，有时他们弄假成真，的确变了骑墙派。那并不是欺骗而是轻浮，往往是没有利害计算的。不少干实际行动的人都把行动当作演戏，尽量施展他们的戏剧天才，象认真的演员一样，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