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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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勃曼，施特劳斯（是达维特·施特劳斯呢，约翰·施特劳斯呢，还是理查·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①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的询问克利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他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教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琐事上去。
①霍德曼与舒特曼均为近代德国小说家兼剧作家。李勃曼为近代德国画家，地位相当于法国之玛奈。达维特·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德国神学家，以倡导耶稣仅能称为哲学家之说有名于世。约翰·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奥国作曲家，以轻快的圆舞曲著称。理查德·施特劳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最大的作曲家。
克利斯朵夫怯生生的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它走了运，他们也就装做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真正的音乐的，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宜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须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利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儿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利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等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利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而他立刻和克利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①迦那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
①近代音乐之和声，除常用四度五度和弦之外，亦多用品度九度；故此处讥人侈言七度九度为表示自己懂得近代音乐。
“……你不懂拉丁文吗？”
“不懂。”
“（兴高采烈的）Cabricias，arci thuram catalamuss，singulariter……bonug，bona，bonum……〃②
②典出莫里哀喜剧《非做不可的医生》。史迦那兰冒充医生，至病家诊病，知主人不懂拉丁文，乃信口胡诌，首四字纯出杜撰；后数字则从初级拉丁课本上随意拾缀而来，根本不成句，无意义可言。见原剧第二幕第四场。此典在法国已为家喻户晓之成语。〃你懂拉丁文吗？〃一语，常为讹诈外行之意。
一朝遇到了一个〃真懂拉丁文〃的人，他就小心谨慎的躲到美学中去了。在那个不可侵犯的盾牌后面，他把不这桩公案以内的贝多芬，瓦格纳，和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攻击得体无完肤（在法国，要恭维一个音乐家，非把一切跟他不同的音乐家尽行打倒，做他的牺牲不可）。他宣称新艺术已经诞生，过去的成规都被踩在脚下了。他提到一种音乐语言，说是巴黎音乐界的哥仑布发见的；这新语言把全部古典派的语言取消了，因为一比之下，古典音乐已经成为死语言了。
克利斯朵夫一方面对这个革命派音乐家暂时取保留的态度，预备看过了作品再说；一方面也对大家把全部音乐作牺牲而奉为音乐之神的家伙大为怀疑。他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判断的大胆与直言无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就发觉自己头脑冬烘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象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惮进一步的作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愈说愈高的声音只能教上流社会听了头痛，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一句所谓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利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冬烘，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都回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他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的嚷着。原来西尔伐·高恩特意要教朋友们看看滑稽戏。
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
大家正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羁縻他的故事。克利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疾首蹙额的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罢。克利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的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他在巴黎是个风流豪侠的护花使者。）——克利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利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丑史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丑史，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可又嚷起来了。高恩便狡狯的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克利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念。他有了意思没有字，好不为难的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辞，说了很多笑话教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
人家还想逗他辩论；他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终席，他一声不出，只顾着吃喝。他酒喝得很多，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的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豪饮，尤其在几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却还支持得住，不至于象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他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坛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象出神的模样，慢慢的望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面又似乎没看见。其实他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象巴黎人或犹太人的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它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观照自己的当口，才发觉原来把一切都抓来了。
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
他没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老母。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他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他已经有好几星期没碰过一件乐器了，便走进去，象看到亲人似的把键子抚弄了一会，竟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起来了。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的溜进来听：一个是西尔伐·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斐·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的谈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一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
丹沃斐·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铺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的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象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弗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进身之阶。他发见跟一个当部长的某同乡有点儿远亲，便投靠在他门下。但部长不会永久是部长的。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丹沃斐·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躲躲暴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的。古耶从来没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的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决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做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的。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挺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他说出对于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决不能象老鹰一样。古耶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的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得！不管是听人家的话，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缠夹，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糟，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象学校里的舍监。有时他因之受到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鄙俗的伧夫，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的谄媚那班〃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他认为估量一个音乐家的价值，这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
虽然有了权威有了声名，他心里明白自己对于音乐究竟是一无所知，也明白克利斯朵夫的确很高明。他自然不愿意说出来，可是少不得有点儿敬畏。——此刻他听着克利斯朵夫弹琴，努力想了解，专心一意，好象很深刻，没有一点杂念；但在这片云雾似的音符中完全摸不着头脑，只顾装着内家的模样颠头耸脑，看那个没法安静的高恩挤眉弄眼的意义，来决定自己称许的表情。
终于克利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忽忽的觉得背后有人指手划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他的手使劲的摇，——西尔伐尖声的说他弹得出神入化，古耶一本正经的装着学者面孔说他的左手象鲁宾斯坦，右手象帕德列夫斯基，——①（或者是右手象鲁宾斯坦，左手象帕德列夫斯基）。——两人又一致同意的说，这样一个天才决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要教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他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
①安东·鲁宾斯坦为十九世纪俄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帕德列夫斯基为近代波兰钢琴家兼作曲家，政治家。
第二天，高恩请克利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利斯朵夫因为胸中郁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
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利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的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片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象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辞句来加按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于是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教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作主：一忽儿他又嘻笑，呻吟，吹啸，拍手，哼着，唱着，摹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利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
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忽儿酸溜溜的下些断语，一忽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忽儿说出粗野的，淫猥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辞藻。《升C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英武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答答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叹①赏《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②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教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摹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滥调。那可使克利斯朵夫气得直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