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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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海愚诗钞序》中说：“吾尝以为文章之源，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为文章之美。”《复鲁潔非书》中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虽是不同的两大类，但对于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来说，则并不是“一有一绝无”，往往是“刚柔相济”的，不过是有所“偏胜”而已。这也是因为“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海愚诗钞序》）所以，作家的个性也是阴阳相济而有所偏，体现在文章中自然也就有了这样的特色。可见，姚鼐正是运用了中国哲学史上传统的“天人合一”之说来说明文学风格的分类的。他在《敦拙堂诗集序》中就说：“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
以上所说的五点，是我们概括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个主要方面，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远比这些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但从这些扼要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下，，确实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第二讲 先秦两汉文论选读
一、先秦文论选读
1、先秦文论的总特点和重要意义
所谓“先秦”，指的是中国秦王朝（前221~前206）以前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是：由于当时先民们的“文学”观念并不是很清楚，还和历史、哲学、政治等学术文化含混在一起，笼统地称为“文”，因此论述文学、批评文学的著作也较为模糊和宽泛。即使是专门论述“诗”的资料，也和后世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诗论不尽相同，那时的人们对于“诗”，更多地还是从大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的。因此可以说，所谓先秦文论，往往都是广义的文论。
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忽视和否定先秦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源头。我们都知道，不论研究什么事物，历时性的溯源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即平时我们常说的必须弄清楚该事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连续性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而它的思想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就大体上奠定了，其中主要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还有与之相反相成的道家思想文化，以及其他诸子文化。具体到文学理论批评上来也是如此，先秦时期各家各派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念，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2、本课要学习的先秦文论内容
广义的先秦时期的文论资料很多，也很杂，由于我们的课时有限，只能遴选其中一小部分进行讲解和学习。根据同学们的情况，我们选定了比较重要的儒、道两家文论。儒家文论以《论语》选读和《孟子》选读为代表，道家文论以《庄子》选读为代表。
◎◎儒家文论
儒家文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文艺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注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等等问题。
□儒家文论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公元前551~479），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论家，因为他比西方文论的鼻祖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要早些。
孔子的文论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重点，是谈论文艺和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关系。孔子的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他这种文艺思想，被儒家后学们概括发挥成“诗教”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种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影响至深，可以说一直波及到今天。
在“诗教”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孔子对以诗歌为主的文学非常重视，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我们的教材中选录了一些段落，这些内容都很重要，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细心领会。其中特别要重点掌握的是以下三个理论：
⑴ “兴观群怨”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⑵ “尽善尽美”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⑶ “思无邪”说：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上述孔子话语的文字诠释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学理论意蕴，我在这里没时间、不可能详细讲解，请同学们自学本课基本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中的“注释”和“题解”，并参看参考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教程》中的相关部分。最好能钻研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下面我将提到的文论原文，也都要这样学习，不再重复）
□儒家文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孟子（公元前372~289）。孟子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两个原则和方法，这就是著名的“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
⑴ “以意逆志”说：
（孟子在回答弟子咸丘蒙关于《诗经·小雅·北山》一诗应如何正确理解后，进而概括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⑵ “知人论世”说：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上）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
对于孟子上述两个文学观点，同学们应该准确地掌握，最好能将二者联系起来理解。方法也是要仔细阅读本课教材和参考教材，并有自己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出一个“知言养气”说：
“我知言（善于把握他人的言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这一思想并不是直接的文论，但他所谓的“知言”，应该包括书面语言即文章作品，而这种“知言”的前提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一思想引发了后世文论中重要的“文气”说，因此我们也应有所了解。
◎◎道家文论
道家文论包括老子的文艺思想和庄子的文艺思想，以庄子为代表。老、庄著作中直接谈论文艺特别是文学之处很少，但他们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确乎存在的，而且相当深刻、精辟，对后世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启迪甚巨。
道家文论的主要内容是关注文艺的美学特征、文艺的审美标准、文艺创作的主体心态和思维规律等等有关文艺的内部规律问题。
本课拟学习道家学派庄子文论的下列三个思想：
⑴“大美”、“天籁”、“天乐”说：
首先，从大的美学思想上说，庄子主张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庄子·知北游》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天道》
“大美”就是最全最完整最高境界之美，“朴素”即尚未经过人工雕琢修饰的自然美。这种美学思想具体运用到文艺批评上，庄子则提出了著名的“天籁”、“天乐”说：
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庄子·齐物论》
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庄子·天道》
所谓“人籁”，是指人工演奏、演唱的音乐，它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谓“地籁”，是指自然界风吹万物之孔隙而发出的音响，它比“人籁”高级一些，但也还是要有所凭藉；而“天籁”则是在“无待”即没有任何外在条件作用下，天所发出的“自鸣”之音。这是档次最高的文艺，也即“与天和者”的“天乐”。这种说法听起来过于玄虚，实际上包含的美学理论非常深刻，它明显是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理论命题引发出来，但作了精彩的发挥，从而形成为道家文论的核心思想。
⑵“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
“言”和“意”的关系，即人的语言和心意之间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热门话题。具体到艺术和审美上来，作者、鉴赏者的语言究竟能否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心意？古今多数派文论家的观点是：言不尽意。这一文学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庄子·天道》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
——《庄子·秋水》
庄子在这两段话中都谈到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言”和“意”的关系，第二层是“意”和“道”的关系（“意之所随者”、“意之所不能察致者”都是深赜玄虚之“道”）。庄子认为，认识主体的人在体认和把握深微之“道”时，语言和心意是有很大差别的，心意虽然也不能完全“察致”玄虚之“道”，但毕竟可以把握到一些细微之处，即其“精”者；而“言”和记录言的“书”，则充其量也只能得其“粗”者，因此虽圣贤之文章著作（“书”）也只能是“糟粕”而已，理应鄙弃之。庄子这一看似偏激荒唐之论，其实蕴涵着非常精辟的合理内核，即人的言论和书籍（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在表达丰富复杂的心意时是并不称职的，只不过是蹩脚的工具罢了。这就是后世文论中著名的“言不尽意”理论的源头。
庄子还提出一个与“言不尽意”论密切相关的“得意忘言”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庄子·外物》这一篇比较杂乱，其中所记录的不一定都是庄子的言论。这段话中所谓“言”和“意”的关系似乎也不像上面论“言不尽意”两段话那样矛盾，但二者之间显然也并不统一并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从言论的接受者即听者或读者的视角来立论的，主张接受者大可不必太看重“言”，应该只将其当作获得“意”的工具即可，这又和上述“言不尽意”之论相统一了。这一“得意忘言”论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十分深渊的影响。
⑶“虚静”和“物化”说：
“虚静”和“物化”，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范畴，它们都是讲艺术创作特别是艺术构思过程中主体心态的。这两个理论的基础和源头，也是在老庄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中。
老庄谈“虚静”，其本意主要不在文学或文艺，而是讲哲学的认识论。是说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在体认和把握认识的对象特别是玄妙的大“道”时，极不容易，必须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诸如功名、利禄、情爱、死生等等世俗观念，即精神上要彻底解放，心灵世界应作到极度虚无空明，一尘不染。《老子》一书中已经有此思想苗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老子·十六章》
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正式提出了“虚静 ”这个理论范畴：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庄子·天道》
这是从哲学本体意义上阐述了“虚静”乃是万物的根本特性，其实说的就是万物之本“道”的性质。认识的对象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认知过程中当然就更需要“虚静”心灵，为此，庄子提出了所谓“心斋”（使心灵“虚而待物”）、“坐忘”（“离形去知”）等一系列观点，反复强调要“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目无所视，耳无所闻，心无所知”，这样才庶几乎能够“同于大道”或“达于至道”（以上引文见《庄子》一书的《人间世》、《大宗师》和《在宥》诸篇）。为了论证在认识论中“虚静”心态之重要，《庄子》中讲述了许多文艺创作的寓言故事，例如《达生》篇中的“梓庆削木为鐻”、《田子方》中的“解衣般礴”等等。
上述“虚静”思想，作为哲学的认识论是很玄虚神秘的，未必科学；但具体运用到审美和文艺创作领域，则有其相当多的合理成分，因为它揭示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题心灵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往往是超功利的。假如在文艺创作或艺术鉴赏中，审美主体不能摆脱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的侵扰，则很可能流于失败，甚至必然会失败。美学和文学理论上的这一极其重要的现象和规律，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到近代由康德明确提出的；在中国，则是远在先秦的老庄道家就已经有所触及。
“物化”的思想，本来也是庄子提出的哲学认识论，即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在体认客观事物之“道”的过程中，在心灵“虚静”的状态下，最后要达到、也能够达到一种物我同构、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即彻底泯灭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