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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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四、清学开山祖　　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