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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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识的章旷，为他筹划兵食，并力请章旷出面调和南北二帅，以防演变。但是当时局势已不是任何个人可以挽回的了，福建隆武政权很快瓦解了，于是瞿式耜拥立桂王又在端州（广东肇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朝廷，建号永历。永历元年（1647）孔有德兵至长沙，何腾蛟退驻衡阳，旋退永州。章旷悲愤绝食死于永安，楚省成为永历政府与清兵交战的前沿阵地。
这年十一月，王夫之的父亲于兵荒马乱中忧愤成疾病逝。这时堵胤锡正在筹划收复湖南的事情，王夫之与童年挚友管嗣裘等决定募集义师与官兵协同作战，收复家乡失地。对于这些亡国亡家的封建士大夫来说，死亡的恐惧已经变得非常淡漠，他们似乎觉得与那个发发可危的旧王朝一起从历史上消逝反而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幸福，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意义增加光彩。许多人抱定了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的信念悲歌而死，史可法在扬州失陷后自赴敌营，就声称今特来就死，唯恐死不明白耳。王夫之没有留下这等豪迈的遗言，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是相同的。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招集起一支义军，永历二年（1648）秋在衡阳起义了。这支义军的领导是一伙缺乏行伍生活经验的书生，战士是一些未经训练的农民，缺乏给养，孤立无援，失败是从它开始组织的那天起就决定了的，他们苦撑不数月，初冬时节就被清军打败了。如果说在起义以前王夫之还可以在南岳丛山中苟且偷生，那么现在的他已是清人通缉的罪犯了。他从败军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直粤到自身难保的永历皇帝那里暂且避难。不过这次起义也使他小有名声，堵胤锡在湖南上书永历帝荐他做南明的官员，因为父亲弃世尚未行大样之祭（死后十二个月），上疏辞掉了。
汉族的士大夫在这种关键时刻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英勇无畏，大约因为以下几个原因：这部分人大多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古圣贤那句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明朝政府哪怕腐败透顶，它毕竟是汉人的政权，清朝政府再好，也是异邦的朝廷。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以身死国，当此之际在他们心里反而激起了为君父报仇雪恨的情绪；清兵攻克扬州，纵兵屠杀，使扬州城遭受一场骇人听闻的劫难，变成人间地狱，十日之内，死难的人数仅焚尸簿上就达80万之众，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尚不在其数。这场野蛮屠杀使汉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清人的囗发令也使中国士人无法忍受，他们历来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行父母之遗体，不敢不慎，倘若囗去头发，将置父母于何地？据说清人本没有按照自己的模样去改造汉人面貌的意图，有个山东的穷士鬼迷心窍为清人献上此策邀功请赏，于是才引起汉族士人的坚决抵抗，王夫之和他的好多朋友举兵抗清，失败后隐遁山林都与囗发令有很大关系。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腐败的朱明王朝已经剩下岭南一隅残山剩水，在这个时候纠合千百名乡勇与数十万大军抗衡也许是不够明智的，但是我们如果把明朝的士大夫分为三类，以洪承畴、吴三桂为第一类，以马士英、阮大铖为第二类，以王夫之为第三类举行一次公民道德投票，那么可以相信，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人还会把选票投向王夫之这种人，屈节投降与知时识务，捐躯匡国与拥君自重之间的界线还是划然分明的。
三、沉沦南明 遁迹江湖
举义第二年，王夫之在永历流亡政府与家乡衡阳之间奔波大半年，永历四年初春他被瞿式耜推荐做了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一点侥幸的希望，其时实在已不象一个政府的样子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泊居在船上。他们还没有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永历朝廷当然也有一些嫉恶如仇直言敢谏的人，最出名的有金堡、袁彭年、丁时魁、金都御史刘湘客、户科给事中蒙正发，时人有“五虎”之称。这年四月，“五虎”因得罪奸臣，朝廷大兴诏狱，王夫之为了搭救五虎，力伸正义，几陷于不测之祸。
这次诏狱之祸并非偶然事件激成，它从永历二年（1648）金堡上疏就隐伏了祸端。金堡字卫公，又宇道隐，浙江仁和人，南京陷落后他跑到浙东追随鲁王，不久发现鲁王并不是可以指望复兴大明的君主，于是又走闽陛见唐王。永历二年，楚粤局势略略稳定，应诏来到桂林。永历是明朝政府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不能再缄默不言了，于是上疏痛陈国事，大意是永历政府据一隅而望中兴，非彻底振刷政治不能奏效，朝廷之大弊在于以匪人持政柄，郝永忠应擒拿正法；陈邦傅无寸功位居上公应褫夺其爵；马吉翔有扈从之劳，封侯已足，不可参政。疏上、朝廷哗然，彭、丁、刘、蒙对此大加喝彩，陈、马之流却恨入骨髓。永历三年，孙可望求王封，朱天麟、王化澄等皆欲以孙可望为靠山，总揽朝政，而金堡却力争勿许其请，所以朱、王等也成了他的死敌。永历四年东粤不保，朝廷弃肇庆奔逃梧州，陈、马、朱、王指使谏官吴贞毓等数十人一齐上疏，攻击金堡等把持朝政，谋国无方，以致此败。中国历代奸臣都善于好祸于人，而昏昧之主往往肯听信奸人，于是“五虎”同日被锦衣卫缇骑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在王夫之心目中，金堡等人是孤忠济难之士，而今未死于敌却死于奸人诬陷，岂不是天下奇冤！正义感使他忘却了自身的安危，他直奔大学士严起恒的官船长跪恳请这位一时人望所归的阁臣疏救金、彭五君。严起恒果然出面了，他非但没有救得金、堡五人，自己也身陷党祸之中了，给事中雷德复上章劾严起恒犯了误国误君的二十四条“罪状”，严起恒无奈，只好谢罪求去。王夫之联络好友管嗣裘及另外一位叫做董云骧的同僚一起上疏为严起恒诉冤，疏三上，其辞略云；
李泌以可退可进之身，从容以处谗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退不进之身，摇落于王囗、陈宜中之党，而终宋之世，君臣两受其伤。昨科臣雷德复参辅臣严起恒一疏，备极污蔑，众心揣摩囗囗囗囗在辅臣之心迹，皇上鉴之，二祖列宗在天之灵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岂俟臣赘？且德复之造端本末，授受机关，亦路人知之，臣又何敢过为吹索？今诚使辅臣以高蹈之鸿迹，矫予雄之鼠吓，举朝内愧、或尚改辕，又未必非皇上激励风轨之大端……（《请允辅臣乞休疏》，见《姜斋逸文》）
他们大抵已对永历政权失望了，所以意在恳求恩准严氏引退以全余生。疏上不报，严起恒被继续留用，而金堡等也因高必正（高一功）的努力被释出狱。儒家古训，君臣合义，三谏不从便谏道已穷，君臣义绝，于是王夫之与董云骧挂冠而去。临行，他到金堡卧舟去看望遍体鳞伤的金堡，作诗互勉。夫之诗云：
挑灯说鬼亦无聊，饱食长眠未易消。
云压江心天浑噩，虱居豕背地冤饶。
祸来只有胶投漆，疾在生憎蝶与鲦。
劣得狂明争一笑，虚舟虚谷尽逍遥。
王夫之离开梧州行在时是永历四年七月，算来他在行人司只待了半年。现在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地步，大明遗臣至此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投降，清人的政策还是比较宽容的，降将降臣大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分享一份小小的富贵；另一条就是高蹈肥囗，落发为僧，佯狂为奴，生活清苦一点，灵魂却干净一些。王夫之决定做隐士了。他当时刚满30岁，在流逝了的岁月中，他心里燃烧着种种的希望，小时候他做过科举入仕、致君尧舜的梦，后来也做过铁马金戈、收复河山的梦，而今是大梦初醒，一切显得是那么空幻虚无，他想起儿时父亲的训海，跌足而叹曰：“呜乎，先君之训，如日在天，使夫之能率若不忘，庚寅之役，当不致与匪人力争，拂衣以适。或得技草凌危，以颈血效嵇侍中溅御衣，何至栖迟歧路，至于今日求一片干净土以死而不得哉？”（《家世节录》）
从永历五年（1651年，顺治八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在祁、邵间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顺治十一年（1654）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顺治十四年（1657）返回衡阳，由于在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次筑“观生居”。越十二年，再徙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在这十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不少苦，常宁诸生王祥隆有诗描写这时期工夫之的生活状况：“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有一段时间风声吃紧，他不得不变易姓名，混迹于语人之中。
隐士所屏绝的是与政府方面的交往，并不废一般的朋友往来。王夫之是儒学出身的隐士，他的做人没有狂荡不羁，放浪形骸，使人难以接近。在他的亲属中，幸存者唯有长兄介之，介之居于武水之滨石师岭东耐园草屋，夫之常去看他，恒在夜间，由门生异辇而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介之以81岁的高龄卒于耐园，夫之亲治丧事。王夫之的友人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其中有崇祯朝曾任江西巡抚、后隐于石门山的郭都贤（益阳人，字天门）；隆武朝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的熊开元（嘉鱼人，字鱼山）；永历朝曾任翰林院编修官的钱秉镫等，武臣有永历故将新安人黄金台，明亡遁入禅林称广明大师，他曾请王夫之写过小传；章旷部将董启行也由华亭远道而来请他为章公撰写词碑。王夫之有不少友人削发游于方外，永历朝曾以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征召的编修官方以智，舍妻子做浮屠为青原主寺僧，他与王夫之长久保持书信往来，彼此以诗词赠答，但王夫之没有逃禅之意，方以智屡遗书王夫之，康熙八年（1669年）王夫之派弟子唐端笏赍书往青原（吉安庐陵）以母病谢绝。
王夫之教授的学生，有很多是为明朝死难者的遗孤或王氏世谊之后，章有漠（字载谋）是章旷的儿子，蒙之鸿是“五虎”之一蒙正发的儿子，管永叙是平生好友管嗣裘的儿子，罗瑄是邵阳罗从义的儿子，王夫之奉母居邵阳中乡，住在罗从义家；李朴大为李继体的儿子，继体是武夷先生同榜旧友，隆武间夫之父兄同居其家；唐端典、唐端笏是武夷学生、介之好友唐克峻二子，唐克恕则是克峻从弟；王祥隆是王夫之居常宁间寓主王文俨的儿子，这些人大多一生不仕，以诸生老死田园。
王夫之以大明遗老自命，从不与当时仕宦之家联姻。他继配的张氏生了一个女儿，嫁与郡文学李报琼的儿子李向明为妻，陶氏所生长子王放有二女，长孙女配与前明兵部尚书刘尧诲的孙子刘法忠，次孙女配与郡文学熊荣祀的儿子熊时干。
40年来，王夫之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衡阳是他的许多友人、同僚战斗过的地方，触物生情便是寻常的事情，他写了很多诗哀悼故人，凭吊先烈。他把故人故事写成片段，集为《病枕忆得》、《南窗漫记》。蒙正发（圣功）在解职后写《三湘从事记》叙隆武冬起义，兵败投何腾蛟、章旷，到何腾蛟败没三四年间战事，请王夫之作序，又触痛了他的精神创伤，他在序言中说：“华亭公以劳夭，义兴公以莞终，余与圣功屡不死，而今又从而言之，……余何忍复读三湘纪事哉？”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他去世之前自作墓志铭，担心后人过誉失实，跋曰：“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负其心。”王夫之是学者，不信鬼魂故遗命禁用增道追荐亡灵。只是在墓碑上写道：“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以志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四、开六经之生面 启来学之军思
自36岁以后，王夫之便避居湘西，“晨夕著书，萧然自得”，潜心从事学术研究，撰写出许多著作，据统计，船山著述流传至今的，还有70余种、401卷、470多万字。其主要著作，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周易内传》及《周易内传发例》、《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礼记章句》、《续春秋左氏博议》，以上10余种虽然可以大致归入经学一类，而实际上内容相当广博，在文、史、哲诸方面都颇多发明，还有《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四书笺解》、《说文广义》等；史学一类的，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哲学类的，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淮南子注》、《相宗络索》、《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俟解》、《搔首问》、《黄书》、《噩梦》等，其中《黄书》《噩梦》两书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文艺理论及文学方面，则有《楚辞通释》、《囗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夕堂水日绪论外篇》、《八代文选评》、《八代诗选评》、《唐诗选评》、《宋诗选评》、》明诗选评》等等。这些著述构成船山先生精深缜密而又博大的学术体系，多方面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作为清初三大师之一，王夫之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哲学领域。他在哲学上的造诣极为精深绵密，不但能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发展，并且善于也勇于创新；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战斗的批判精神，他对中国两千年来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潮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以深入批判和揭露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王夫之的这一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