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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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不少有志青年如徐勤等闻风而至，学生人数骤增至20余人，云衢书屋显然无法容纳了。1891年春，康有为便将学堂迁入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4路长兴里3号）这是一座前后三进的大院，大厅宽敞明亮，是个理想的办学讲课之地。长兴学会，这个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第一个摇篮就这样诞生了。在这里，年方34岁的康有为“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年谱）。

　　　　1893年冬，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学堂又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康有为正式给学堂命名为“万木草堂”，其意以树人如树木，寓培植万木，为国栋梁之意。“万木草堂”的建立。标志着康有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进入了新时期。此时康有为名声鹊起，一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万木草堂始末记》）。全盛时，万木草堂是“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年谱）。

　　　　万木草堂在办学方针上，注重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康有为特别“重精神，贵德育”（《康有为传》）。《长兴学记》中，康有为要求学生要有“四耻”，即“一耻无志”，“二耻循俗”，“三耻鄙吝”，“四耻儒弱”。“若有四者，不能学道，愿深耻之”。康有为经常鼓励学生，要仿效勇于献身国家富强的先辈，培养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责任感。据梁启超口忆，康有为“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在讲课时，康有为精神十分饱满，旁征博引，贯通中外古今，一讲就是半天，其声音之宏亮，如狮子吼，如黄河流，诚可谓诲人不倦的一代师表。学生们从康有为身上，直接学到了济世救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

　　　　智育方面，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为中心，认为“百家皆孔子之学”，“诸教皆不能出孔学之外”。“必知孔子改制《六经》，而后知孔子之道”（《万木草堂口说》）。通过这些教育，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和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康有为也很强调经世致用。当时所开设的有关经世致用的课程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和群学。康有为希望通过中外历史的分析总结，以作为维新变法的参考。康有为还很重视西学，他要求学生学习泰西哲学，万国史学，研究万国政治，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其自然科学。康有为规定，他的学生要读西洋译述百数种，以此来打开学生的眼界，架起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从而为国内的维新变法服务。

　　　　为了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万木草堂还首创了音乐舞蹈、体操、射击等课程，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注意教法的活泼多样。除了课堂上系统传授知识外，他还十分重视提倡学生自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图书馆，名曰“书藏”。万本草堂还经常组织学生游学。编书，举办讨论会和演讲会等等，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康有为的精心组织下，万木草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变法的干部学校，这里的许多学生如梁启超等，都成了后来维新变法的骨干和中坚。

　　　　　　　　　　　　　　　　　　　　　　三、七上清帝书　　吁清维新变法

　　　　要变法，要图强，“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戊戌变法前后》），这就是康有为甘冒杀身之祸，犯颜直谏朝廷的最现实考虑。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帝，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敦促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变法救中国。

　　　　1．《上清帝第一书》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萌生资格，第—次向光绪帝上奏了《为国势危感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在这份奏章中，康有为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方今外夷交迫”，而举国“兵弱财穷”，随即提出了以变成法为核心的三点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在这份奏折中，他还力陈了中国急需变法的三条理由；一曰“今天下法弊极矣”，非变法不可。二曰祖宗之法可变，“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穷则变，变则通”。三曰变法前途光明，“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六道化成，以恢复属地而雪耻下难矣。”

　　　　这是康有为第一次系统地向社会公开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也是维新派发动变法运动的第一个信号。这次上书尽管未能送达清帝之手，但它却对清廷政局产生了极大震动，人们都将此视为非常的举动，引起了整个京师的哗然。康有为也为此而遭到了“朝士大攻之”（年谱）。

　　　　2．《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

　　　　1895年春，康有为偕梁启超等人再度赴京会试。时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极其苛刻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等，其赔款之巨，割地之广，丧权之重，使得举国骇然。康有为目睹朝廷如此无能，山河破碎，悲愤难忍，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中日和约书后》）他吸取了第一次孤军奋战的教训，首先通过其弟子梁启超去鼓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然后进一步发动其它各省举人行动起来，共同上书光绪，吁请朝廷拒绝和约。当时在京的18个省的举人，纷纷响应康有为的号召，决定联名上书。大家久慕康有为的大名，故公推他起草奏稿。康有为以满腔悲忿，奋笔疾书，用一天两夜时间，写成一份18000余言的上皇帝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救国主张。公车们建议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认为，割让台湾，即亡国之举，“诸国以中国之易欺也”。如此下去，“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幻想通过割地以保都畿，“则自叹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生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畿哉！”出路仅仅在于拒绝和约，团结民心，救亡图存。康有为吁请光绪，应该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励天下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对主和辱国的权臣，丧师失地的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使臣，守御无备的疆吏，或明正典刑，或予革职，黜退尸位大僚，无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三下求才之诏。“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昔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凡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成致死力以报皇上。”康有为预言，只要三诏一下，赏罚得当，士气咸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首都为天下之根本。“方今旅顺已失，威海已回，险阻无有，京师孤立……无以为防守之计。”“故非迁都，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岂不痛哉！”所以当今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迁都西安。只要一迁都，即使是失去旧京，也无足轻重，“而朝廷深固不为震慑”。凭西安之险要，日本人是无法攻占的，则都城可保。“或偏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此也。”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提出，用选锋、选将、购械的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一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至于选将，则“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他还提出让各地方绅士自办团练，不拘一格推荐“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此外，康有为还清光绪帝“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械。”在康有为看来，只要有精兵、猛将，再加武装以精良装备，就能稳操胜券了。

　　　　第四，“变法成天下之治”。这才是康有为此次上书的核心。在康有为看来，以上所陈三策，“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也”。只有变法，才足以自强立国，“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如何变法图强？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

　　　　（1）富国。“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其法有六：

　　　　一曰印行钞票。康有为认为，聚举国之财，收举国之利，莫如钞法。“今天下银号报明赀本，皆存现银子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制钞，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给现银之数而加其半，许供赋税录饷。其大者户部皆助赀本，其亏者户部皆代摊偿，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随着统一钞票的流通，国家可扩大商务，可筹集军饷，可聚资建设，可致国富民强。

　　　　二曰兴修铁路。康有为指出，铁路“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方便运输、经商与交流。鉴于修筑铁路耗资巨大，款项难筹，故建议允许由私人资本修筑铁路。这样不仅国家可收入七千万两银钱，“且可裁漕运而省千万之需，去驿铺而溢三百万之项。”

　　　　三曰发展机器轮舟。即允许民间设立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四曰开矿。康有为提出，西方许多国家都因采矿而富强，而我国“藏富于地”，但“亘古封禁，留待今日”。他建议应该加强矿学研究，注意开采地下资源，并由国家加强管理。“选才督办而无滥私人，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

　　　　三曰铸造银币。即一自铸银元以收利权，以改变洋圆在中国泛滥的局面。

　　　　六曰设立邮政。康有为认为，“我中国人四万万，书信更多，若设邮政局，以官领之，递及私书，给以凭样，与铁路相辅而行，消息易通，见闻易广，进而坐收千余万之款，退可省三百万之驿，上之利国，下之便民。”

　　　　（2）养民。养民之法有四：

　　　　一曰务农。提倡科学种田，主张以农为主，多种经营。

　　　　二曰劝工。奖励科学创造发明。

　　　　三曰惠商。减免重税，保护商业。

　　　　四曰恤穷。扶贫济弱团结民心。恤之之法有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

　　　　（3）教民。教民之法有四：

　　　　一曰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彼自七八岁，人皆入学，有不学者责其父母，故乡塾甚多，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所以这些国家民智大开，社会文明程度也随之提高了。故康有为建议，请朝廷下令，州县乡镇都要建立图书馆，以增加民众的见识；乡村一律设立学塾，儿童皆得入学。

　　　　二曰改革科举。建议皇上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普遍建立艺学书院。各级考试，除试经论一题外，主要是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文科各级考试，也以考核历史掌故，世界知识为主。“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

　　　　三曰开设报馆。“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稗政教。”

　　　　四曰设立道学。其目的在于发明孔子之道，扶圣教而塞异端。“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其举人愿入道学科者，得为州县教官。”“并令乡落淫词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

　　　　（4）改革内政外交。

　　　　康有为提出要改革官制，重视外交，置议郎等。关于官制改革，关键在于裁汰冗员，“以彼冗繁，增此廪禄”。关于外交，应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关于“置议郎”一事，康有为特别重视，将其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故特别请求光绪帝“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康有为认为，这样便能消除君臣隔绝，官民隔绝的状态，实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纲领的反映，它包括了康有为变法的基本主张，标志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成熟。

　　　　在这次京城会试中，38岁的康有为终于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3。《上清帝第三书》

　　　　1895年5月29日，刚中进士不久的康有为写了《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国呈》。这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中的内容，向光绪帝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四大方案：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康有为就练兵一策还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曰汰冗兵而合营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团练，三曰练旗兵而振满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广学堂以练将才，六曰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认为，要实施上述四大方案，关键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而已。”

　　　　最后，康有为再次请求光绪立即变法，“伏乞皇上远览《诗》、《易》之所戒，（近）鉴俄、土之兴衰，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立事必有利弊，权其重轻，听言必有是非，察其迂切，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几经转呈，康有为的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这是光绪读到的康有为的第一份奏折。“上览而喜之”，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发各省督抚将军会议复奏。足见光绪帝对此条除的重视程度极高。它成了推动光绪下决心变法的重要契机。

　　　　4．《上清帝第四书》

　　　　6月30日，即康有为上书后一个月，他又撰写了《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此次上书主要“言变法次第之故”，“缓急先后之序”。康有为建议光绪，一是立科以励智学，奖励创新发明，使“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