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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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天底’”（同上）。处此境界中之人，已完全地觉解到宇宙的存在并自认为宇宙之一员，自认是“天民”，因而他的行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与宇宙“大全”相融无间，因而能超成败、超顺道、超生死，最终达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境界。
在冯氏以上的境界说中，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般大众，这两个境界是人不求而自达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别就是贤人和圣人。圣贤是人所应当努力成为的人，而这两种境界也正是作为人应该不懈追求而努力达到的境界。因此，对于人生的努力来说，只有后两种境界才有意义和价值。冯氏认为，人的努力与追求无需外在的行动，只需不断加深自我“觉解”的程度，直至达到最高程度的“党解”，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而帮助人提高“觉解”的程度，正是冯氏建构哲学形上学的最高目的和意义。由此看来，冯氏的“新理学”虽从最不着实际、抛开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但最终的目的却仍然落在“使人成为圣人”这一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上，这便是“新理学”的旨趣之所在。
冯友兰是继梁漱溟、熊十力之后“新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理学”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有相当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理学突破了梁漱溟等早期新儒家学者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偏狭观念，而以一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寻求中西文化之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其次，冯氏鉴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总体概括、轻逻辑论证，重直觉体悟、轻理性思维的缺陷，试图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界较为流行的“逻辑分析”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哲学的新路，这对促进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杨全昌 撰）
新心学家 贺麟
（1902—1992）
一、游学欧美 遍访名流
学术救国 潜心译述
贺麟，字自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学史家和翻译家。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8岁时，贺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虽然所学仍不外《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1917年，贺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19年，他又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他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尽量多地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1920年春，著名学者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闻讯即前往听讲。梁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绝佳，极善演讲著称，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国学功底深厚。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贺麟，使他为之倾倒，并从此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贺在清华时，著名学者梁漱溟亦客居清华园，时常应邀讲学。贺麟不但亲聆讲授，还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与梁启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欢给青年开长长的书单，而只是简明地说：“只有王阳明的《传心录》与王心需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其用意在于，青年学生在为学之初，切忌好高骛远，而应专于一处，精研细读，用心体会，然后才可举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贺氏后来之所以走上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之路，尚得力于另一位良师。1924年，著名翻译家、《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聘有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吴宓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选习此课的人本不多，能坚持不去的就更少，贺不但选修了此课，还是少数几个能坚持到底的人。他与另两位好友张荫麟、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不仅对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同时他还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秋，贺写成《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号上。这篇论文从翻译的对象、翻译标准、翻译的副产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翻译界的先驱者严复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值得借鉴之处，这篇论文，是严复在1921年去世以后，关于他的翻译思想、手法及其影响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也正是通过这种研究，贺从严复那里借鉴和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例如，严复喜欢在译著前作长序，从此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借此表述译者的学术思想、见解和观点，以帮助和启迪读者，这种方法即为贺所接受，并成为他以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如果说，在清华期间，是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将贺领进国学之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将其引进翻译领域，并使其初步确立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则是吴宓。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同年8月，贺离开祖国，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在奥柏林大学老师的引导下，贺对斯宾诺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认真研读其代表作《伦理学》的过程中，他惊异地发现，隐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涩的“公理”、“定理”、“证明”后面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对世界人生的玄鉴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样宁静自在而又内蕴丰富。追求“情理合一”的贺对他的学说一见倾心，并在纪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际，专门写了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认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人受到利欲、情感的奴役，要解除它就需求助于理性，于是产生自觉的道德的思想，与中国宋儒“尽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倾向很相似；而斯所说的“实体”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认识的就是这不生不灭的“实体”，这与主张“齐物我，一天地”的庄周思想颇为接近。……正是受斯氏哲学和人品的影响，贺遂立志要把斯氏哲学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工作成了他后来一生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928年2月，贺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但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又在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因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贺的兴趣。在这里，他通过刻苦努力，终于攻下了西方古典哲学中康德哲学这一大难关，为其进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间，他还有幸听过大哲学家怀特海的几门课，并曾与同学沈有鼎、谢幼伟到怀特海家作客，共同探讨中西哲学问题。在他的印象中，怀特海之风貌很像宋儒程颢，光风霁月般潇洒而又自然朴真，其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与感受既深刻而又丰富生动。
在美国求学期间，贺通过听课、看书，对黑格尔哲学亦有一定的了解，他先后听过三个讲黑格尔哲学的课，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实用主义者米德开的哲学史课；一是哈佛大学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开的“形而上学”课；再就是波士顿大学旁听人格主义领袖布莱特曼开的黑格尔逻辑学课。另外，美国新黑格尔主义领袖鲁一士的《近代唯心论演讲集》和《近代哲学的精神》这两本著作，给贺理解黑格尔哲学以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但他总有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感觉，总感到对黑格尔的了解犹如隔靴搔痒，没有真正深入到里面去。随着他对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兴趣的日益浓厚，他深感在美国难以学到其神髓，于是，他毅然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于1930年夏从纽约乘船远赴康德、黑格尔的故乡。
贺经过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补习，即入柏林大学。他立刻感受到德国人对纯粹哲学的兴趣与爱好远胜过美国人。最大的课是哲学概论，两千人的课堂挤得满满的，主讲人常是学问与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样隆重，我像是在参加教堂的礼拜。”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贺选了著名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并对哈特曼对黑格尔辨证法的独到见解深为膺服。哈氏认为，黑格尔的辨证法是一天才的直观的整体，是一种艺术，有其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的规律与普通的规律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没有通常所说的三个规律，而是一种体验精神生活的方法。贺以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尔辨证法的真谛，并在回国后所发表的《辩证法与辩证观》一文中引证和发挥了哈氏的观点，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三个规律的作法。
通过整整一年的紧张学习，贺麟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在回国前夕，他还专程到法兰克福拜访了斯宾诺莎学会的秘书长格布哈特，并经其介绍加入了国际斯宾诺莎学会。
1931年8月，贺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到祖国，被聘于北京大学，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他时常审记当年怀特海对他的教诲：“我们不要以学习的态度去研究哲学史，要如同研究现在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样去研究”，而把哲学史看成一种有生命的哲学，既注重实在知识的讲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因此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贺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回国后不久，就译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二部分作为教材；1936年，他将早在美国时就已译出的鲁一士《近代唯心论演讲集》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几章以《黑格尔学术》为名，与另一本介绍黑格尔的著作——开尔德的《黑格尔》同时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联大时领导的“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则在短短的几年间，共组织翻译了20多种外国哲学名著。这对增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我国哲学的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并把它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五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贺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他在40年代先后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文化与人生》（1947）、《当代中国哲学》（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并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学者的地位。
在抗战期间，贺有感于民族危亡，文化衰颓，而力倡“学术救国”。早在1931年时，他就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以激励国内学人的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理想与志向使他无法沉默，先后发表了《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关注而被四次召见。当时的贺一心想以学术救国，书生气十足，他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理想唯心主义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然而，这种幻想随着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灭了，其思想也趋向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北大担任训导长时，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授，深受学生的拥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经过郑重考虑，并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断然三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飞往台湾的通知，决心留在大陆，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解放后，贺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文革”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1950年底至1951年，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出书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他先后到过陕西的长安和江西的泰和参加土改运动。就在这次土改过程中，贺目睹新中国的新气象，思想和感情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
1954年，学术界又展开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这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贺不计较某些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端的嘲讽，主动积极地参加到这一批判运动之中，并把批判活动看成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是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种表现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适和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此文在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但在现在看来，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