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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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恶》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之性恶”。这一命题在全文中强调了多次。人们一直将这一命题当成全称肯定判断，认为它的主词是周延的，指的是人性的所有内容。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其实，这一判断的主词是不周延的，指的是人性的一部分内容。荀子认为，人的天性有恶的一面，但是，他又承认人还具有另外一种天然的本能。他说：

　　　　　　　　“涂之人可以为禹。”易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

　　　　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

　　　　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

　　　　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离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

　　　　使涂之人因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因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

　　　　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涂之

　　　　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

　　　　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

　　　　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荀子这段议论，反复论证了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种“质”和“具”，既是“涂之人”都有的，具有普遍性，又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因此，天疑应属于所谓人性的内容。《解蔽》篇说：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

　　　　“凡以知”就是“皆有可以知”，荀子称之为“人之性也”。因此，将这里的“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归入荀子的人性范围之内，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凡以和”的人性，这种“所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是不是恶的呢？荀子并没有说，而且一再强调这种“可以知”、“可以能”的对象是“仁义法正”，可见这种“人之性”绝对不会是恶的。

　　　　这种知的人性，荀子既然没有肯定其为恶，那么，它是否为善呢？荀子并没有如此说。所谓“可以知”、“可以为禹”，是指人有一种向善的可能性，而并非指人性中天然就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善。它只是“可以知”、“可以能”，而不是必然“知”、“必然能”。这种“知之质”、“能之具”既存在着“知仁义法正”、“能仁义法正”的可能性，也存在“知”别的什么、“能”别的什么的可能性。这种“质”、“具”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既可施之于朱，也可加之以墨。所以，视荀子的知性说为性善说，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见，荀子的人性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结构，它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它的第二层意义是二元的，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的知能之性组成。＇注＇

　　　　强调人性恶的一面是葡子人性论的特点，但荀子人性学说中最有价值的是他“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荀子认为“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化”就是改造人性。他说：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

　　　　一也。（《荀子·性恶》）

　　　　具体说，无论尧、舜、桀、跖，还是君子、小人他们的本性都有“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即恶的一面。但是，“圣人之所以异过众者，伪也”。这种“伪”，就是“化性”，即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其本性中恶的一面。对性，是顺、是纵，还是化、伪，这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的关键所在。所以，荀子虽然讲性恶，但其目的和重心是在“伪”，是在突出礼义对于人的重要性。

　　　　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历来人们都认为存在着悖论：“人生来是坏蛋……假使真是那样，那么善或礼义从何而出，那就苦于解答了。”＇注＇从上可知，此说的大前提是错误的。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说人生有恶的一面，并非说人性全恶。荀子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人性而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圣人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恶性而选择善。所以，礼义之善并非从恶性中产生，而是产生于知性，是“知有所合”的结果。

　　　　　　　　　　　　　　　　　　　　　　　　　　　　　　三、明分使群

　　　　荀子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又能支配自然界，使役万物，关键就在于人有着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不同的特点，这种“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异于禽兽者”就是人“能群”而动物不能“群”。他说：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荀子·王制》）

　　　　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说。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群”，‘是由于有“分”，“分”是“群”的基础。所以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同上）在荀子看来，“分”是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组织的根本，他说：

　　　　　　　　……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

　　　　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同上）反之，“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同上）。

　　　　由此，荀子得出了“明分”才能“使群”的结论。他说：

　　　　　　　　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

　　　　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明分”以什么为准则呢？荀子的回答是礼义。他说：“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认为“义”是“分”能实行的根据。又说：“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礼是最大的“分”，所以荀子认为“明分使群”，不可少顷舍礼义（《荀子·王制》人

　　　　作为礼义的具体体现的这种“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它指的是社会的分工分职，即“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荀子·王霸》）为什么要分工分职呢？荀子指出：

　　　　　　　　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

　　　　富国》）

　　　　“相高下，视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具，君子不如工人”（《荀子·儒效》）。而君子，虽“非精于物”，却能“精于道”（《荀子·解蔽》）。所以，人类社会无论农人、贾人，还是君子、工人，都缺一不可。这种重视社会分工的思想，与孟子是一致的。

　　　　第二，“分”又是社会伦理关系。荀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伦理关系是永恒的，是宇宙的“大本”。对于这些伦理关系的每一个社会角色，他都依据礼义，作了规范性的界定。一句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各有别，这里的伦常关系是不能逾越的。

　　　　第三，“分”的核心是等级关系。荀子讲的土农工商的分工分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伦常，都贯穿着等级之分。分等级是荀子“明分”的核心。土农工商虽说是一种社会的分工分职，但荀子认为其中有贵贱之等，士为贵，农、工、商为贱；有君子、小人之等，士为君子，农、工、商为小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荀子之所以视之为伦理关系，也是从贵贱之等、少长之等出发的。荀子认为，对不同等级的人，应该给予不同的政治待遇。“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而“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

　　　　荀子所谓“分”，不但指政治上的等级区分，还包括对分配物质财富的“度量分界”。这种“度量分界”完全是一种适应等级制度的分配原则，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富国》）。荀子认为要解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的矛盾，就必须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方面，“制礼义以分之”，确立按照贵贱等差，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分配的“度量分界”，按照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分配物质生活资料，有区别地满足人类欲望，“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所以，荀子的所谓“分”，不仅是社会等级的差别，同是也是对于不同等级的财富占有的保障。前者是为建立封建政治秩序而言的，后者是这种等级制度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体现，使生活资料的分配有个界限和标准。

　　　　这种贯穿着森严的等级区别的“分”，荀子认为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是合乎“人伦”，顺乎“天理”。荀子看到了“明分”对“使群”的必要性，肯定了社会等级制的存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等级的“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颁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之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可见，在荀子的眼中，“分”固然重要，但职位的高低、贫富贵贱的等级差别却是可以改变的。变与不变，就取决于是否能服从礼义和是否贤良。他说：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

　　　　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

　　　　我哉！（《荀子·儒效》）

　　　　只要掌握礼义、实践礼义，贱可变贵，贫可变富，上可成为圣人，下可成为士君子。这种“分”的改变，谁也禁止不了。由此可见，荀子的“明分”既具有肯定社会等级制的内容，也含有社会等级制可变的思想。这样，就将“明分使群”说建立在一个较为进步的基础上。讲荀子的“明分使群”说只强调其肯定等级制的一面，忽视其等级制可变的思想，是有片面性的。

　　　　　　　　　　　　　　　　　　　　　　　　　　　　　　四、天人之分

　　　　荀子是第一个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明确地对天给予自然的解释的思想家。天是什么？荀子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唯一实在的物质世界。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火召），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

　　　　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夭。（《荀子·天论》）

　　　　天就是恒星运转、日月照耀、四时变化、阴阳风雨、万物生成。这种天，也就是运动着的物质自然界。

　　　　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什么呢？街子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

　　　　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荀子这里把自然界分为五个层次：“最为天下贵”的最高层次是有气、有生、有知、有道德观念的人；第二层次是有气、有生、有知而无道德观念的禽兽；第三层次是有气、有生而无知、无道德观念的草木，即植物；第四层次是有气而无生、无知、无道德观念的水火，即无机物；第五层次也即最基本的层次是构成所有这一切的物质元素——无生、无知、无道德观念的气。这样，荀子就把无机界同有机界、人类同自然界的物类在“气”这个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荀子不仅以“气”为万物的本源，而且还对形神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

　　　　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

　　　　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天官”、“天君”这些自然形成的形体、器官，是人类精神泛动的物质基础。“形具而神生”，先有了这些物质的形体，然后才产生了精神活动。这样，就揭示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这是先秦时代关于形神关系最卓越、最深刻的理论成果，是荀子对古代形神观的重大贡献。

　　　　荀子还进一步揭示了宇宙运动变化的原因：“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这是说天气和地气相结合，产生万物；阴阳二气的接合和交互，引起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这是从气本源说出发，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来揭示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原因，进一步论证了“天”的物质性，排除了主宰之“天”的存在。

　　　　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那么，自然界有没有它固有的必然规律呢？荀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天论》第一句就说：一天行有常。”又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这些命题尽管表述有异，但其旨皆同，都是肯定自然界有它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什么？荀子说：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

　　　　天论》）

　　　　天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规律性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愿、好恶为转移的，它具有永恒性、客观必然性。一方面，人们不能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成分、主观的性质附加给自然界；另一方面，天也没有任何主观的私怨私德，它不能干预人事。因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天道并非人道，自然界的规律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这种思想，就是所谓“天人之分”说。

　　　　从此出发，荀子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并不取决于自然界。他说：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

　　　　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藩长于春夏，蓄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

　　　　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

　　　　是又离桀之所同也；禹以治，莱以乱，治乱非地也。（《荀子·天论》）

　　　　天、时、地等自然条件，在大禹和夏桀的时代是相同的，但社会政治却有一治一乱的不同。这种比较说明社会的治乱主要不取决于目然，实际上已把社会治乱的根源由“天命”转移到人事上来了。

　　　　荀子提倡“天人之分”，强调天不能干预人事，天道不能决定社会的变化。但他又认为天、人之间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面，只不过这不是天支配人类社会、主宰人类社会，而是人类社会利用和主宰自然界。两者之间，人是主动的，天是被动；人是治者，天是被治者；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天是无意识的客体。

　　　　荀子的这种思想，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界。为此，他提出“天养”、“天政”的概念。他说：“财（裁）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同上）“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人与自然界，就是养与被养，假与被假的关系。他还进一步论述：“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荀子·天论》）“天养”只能“顺”而不能“逆”，这个自然原则说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