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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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变”，关键在如何理解“道”。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论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道”的精华，董仲舒的道亦有常与非常之别。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是常的，不变的，“乐而不厌，复而不乱者谓之道”，这是讲的天道，她具有客观性，自然性，不可逆转性。相当于老子的“常道”，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谛。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他说：“道者所由适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仁义礼乐是载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这是不可变的。但是先王在具体施政时又有所侧重，即所尚，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之类，此乃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则为“五常之道”，这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不按道办事）的恶果。
关于“治乱之端”，董仲舒视野从吏制转到了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上来。他认为当时社会一切罪恶性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而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罪魁祸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他们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又“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些人或“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储藏）”，染指商业，成为官倒官商；或“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成为官僚地主。兼并侵蚀，日月无厌，普通百姓，日益贫困。董仲舒说这不符合天意呀！他说：“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为例，予其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给它两只足，可见“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此乃天之道也。官僚们食朝廷之禄，已享人间之富贵，可还要广收商业与农业之利，“与民争利”，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多不合理！吏为民师，“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官吏求利是风俗败坏、人民贪鄙的直接根源。他说：“惶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尔大夫，不以道德表率为事，而务以与民争利，那真是小人一个！居君子之大位，却干着小人的勾当，逆天意，违圣旨，灾必及其身！
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义，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法），古今之通谊（义）也！”《春秋》崇尚“大一统”，可现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学术分歧，杂说异端，因此朝廷无法定出一个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没有一个遵守的准绳。因而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大胆喊出：“臣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终于抖落了出入于孔老的暧昧面纱，直截了当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这一对策中，汉武帝希望听到的终于让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汉武帝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天人三策》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史记·儒林列传》），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经典学问，以经学为形式发展漫衍，影响日深，于是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历史实现了重大转折。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是孔子发挥文王之道于乱世之间，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学于绝微之际，他无异于汉代的孔子。同时也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国社会推尊儒学，崇奉孔圣的传统。于是文运与世运并昌，人才与世风俱美，不能不说是汉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折。刘向说：“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诚为不刊之论。
三、两相骄王存兼善 三黜何尝忘斯民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传引）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诸侯相，实令古今学人十分惋惜！王应麟论其事曰：“武帝虽因仲舒之对，兴学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极，是彝是训，以尽君师之责者，帝未之知也。傥能以仲舒为三公，俾之师保万民；用申公辕因为太常，以明师道于朝廷，则四方风动，化行俗美，汉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劝学之议，乃发于公孙弘。帝之好儒，其叶公之好龙与？”（《通鉴答问》卷4）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孔子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谓出仕：“君子之壮也行其义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董仲舒曾标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过，当年的董仲舒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霸），为（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下引此书，只出篇名），据考即是这次对话的记录。因传抄既久，遂误江都王为胶西王。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
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交感、运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此相反）。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求雨》）；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止雨盯。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子所耻言。但是《史记》说他“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也说他之所为“无乖异者”，确实很难理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不应有虚；王充以“疾虚妄”自任，不应传讹。特别是王充，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神学目的论等都进行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董仲舒的土龙求而赞不绝口，多所开说。《论衡·乱龙》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风雨自至。”又曰。“董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在《死伪》《定贤》《案书》等篇，也有分别论述。天道难知，稽之徒劳。但汉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来其必有因。
2．中大夫·灾异书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罢为中大夫。学者推测可能与易王刘非请战有关。《汉书·江都易王传》说：“无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汉朝自吴楚七国乱后，对诸侯王实行居国食税，不复治民的政策，以免诸侯王形成实力后与中央抗衡。而这位好勇斗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据兵耀武，这哪能让武帝放心呢。因此不仅没获批准，而且还连累董仲舒丢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掌论议，顾问应对”。念及数年来在诸侯国的所见所闻，董仲舒深感诸侯国的桀傲不驯，仍然是破坏“大一统”的潜在威胁。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发生的两场大火：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便殿相继被焚。当时即令武帝大为不安，“素服五日”。董仲舒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灾异之变，上天谴告。于是援据《春秋》，联系实际，著《灾异论》，借天人感应，大谈政治得失。为什么高庙陵寝会被焚呢？是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位置不当，于礼不安。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在朝中的大臣。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跋扈）者众。”天灾的意思是要皇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背离正道）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播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近测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乃可。”（《汉书·五行志上》）原来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汉武帝剪除不庭的诸侯，杀戮不法的大臣！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董仲舒多年为诸侯相，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可是，当时汉武帝并不买账，董仲舒因此差点丢了性命。董仲舒属草稿未上，以告发人隐私著称的酷吏主父偃来访，窃其手稿，经他一番歪曲注解，以为“有讥刺”，上奏给汉武帝。武帝下其书于群儒讨论，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系出师笔，以为“下愚”，于是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其实董书所言，未尝不是武帝所忧，仲舒之获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为灾异书”（刘向说）而已。汉代善言灾异的，武帝时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时有睦孟（仲舒弟子）和夏侯胜，元成时有京房和翼奉、刘向、谷永，哀平时则有李寻和田终术，他们借经立义，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验一般，受帝王宠爱一时。可是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睦孟被诛戮，李寻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没有呢？如说没有，他们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说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护他的代言人呢？难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惩罚么？原来天命本难知，儒生们大谈
